作者/王鹏      

      

      最近，全国多家博物馆由于一些诸如藏品损坏和管理漏洞等问题被社会“选择性关注”，由此引发我对博物馆问题的思考。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博物馆的专业性管理问题。

      第二，博物馆的功能角色问题。

      第三，博物馆的产业发展问题，或者是博物馆的前途出路问题。

      第四，谁应该享有国家文物及藏品权利的问题以及如何享有的问题。

      曾有美国学者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和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去强调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我想我国博物馆的被“选择性关注”不仅仅说明了我国文物及藏品的管理漏洞，也更加说明了社会大环境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

      应该说，中国的民族文化是跟随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发展具备萌动意识的，在这之前，时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以政治为中心。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得以和世界达成全面交流，西方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殖民时代的开始，让中国这个延续几千年的东方区域性大国被迫在极短的时间里需要完成从国民意识到社会结构的调整，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政治层面的三民主义、思想层面的五四运动、文化艺术层面的中西交流、社会底层的生存诉求等等都预示着这个国家一场又一场的重大变革。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后就出现了“断层”，这种文化上的“断层”极大的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具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是不太可能被区区几十年的社会转型而引发的动荡所彻底否定的，应该说，中华民族从民国以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这种创新伴随着动荡，带着质疑与争议，夹杂着新旧意识交替所引发的不安，但从长远看来，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变革所必须承受的文化阵痛。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重心，政治上诸多的主义和意识形态等东西被逐渐弱化，社会又重新给予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大环境，我们又一次赢得了一个再次允许传统文化沉淀和新文化类型建构的时机。可以说，中国近代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带给文化两种后果：第一，变革带给文化更大范围的交流。无论是地域政治还是思想意识，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跟世界发生全面的接触，这将极大推动中国文化的发掘和新文化类型的建构；第二，这同时又仍是这个国家文化上关于传统和当代的一种长期的争斗，传统的还是当代的？大文化还是小文化？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很多学者对这类的问题给予过很多的澄清，但是，这将是对于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农业文明和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一次长期的文化争议，这是一个“假问题”，这种争议最终将被未来的文化事实所取代。

      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的文化应该如何被传承、利用、保护、传播以及被更多的人所享有呢？这自然面临一个文化管理的问题。

      文化管理在西方是一个专业性的学科，属于社会学范畴。文化的管理首先需要的是管理的内容和管理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专业知识、管理方法、管理体制以及法律政策等，文化的管理工具又直接影响到文化内容是否可以得到被有效的理解、保护、传播和利用。看我国30多年来的文化发展状况，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是非常不理想的，这主要表现在文化机构和艺术家得不到社会的尊重，文化机构和艺术家的政治地位得不到充分的保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国还远未形成文化的市场。在政治为先的年代里，很多的艺术大师在这个国家最大的荣誉无非也就是在人民日报有机会刊登几幅作品，文联、美协颁发几个证书，挂靠单位的工资得以上调个级别等等。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基本上又是借助西方国家在平衡国际文化局势上的需要和商业上的迫切诉求，当代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仍然得不到充分的认可。

      我发现，由于当代艺术在这个国家产生的基础和其商业上的极大倾向，中国当代艺术很难在这个国家承担起文化的社会功用。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短短三十年里重新创建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尽管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在短短的30多年里几乎“复制”了西方所有的艺术形式和具备了良好的艺术语言训练素养，即使美国被大家嗤之以鼻的商业快餐文化也足足发展了近200年的时间，这还得益于美国在二战以后确立的强大全球政治、商业和军事地位，“美式文化”才能带着它那一幅“普世价值”的面孔在全球传播，尽管欧洲很多国家意识到“美国化”的严峻挑战而一直致力于“抵制”这种文化，但亚洲国家显然成了美式文化最热的热土。所以，当代艺术很难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标杆。

      除了用以承载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机构、画廊以及拍卖行以外，博物馆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学术性机构足够担当社会文化传播和文化公共教育的角色。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已基本结束，中国人要想从自身的文化当中重新发现和定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博物馆及其藏品有着很强的“当量”。博物馆作为文化学术上的坐标之一，有着极强的公共属性，其藏品凝聚着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发展程度、道德标准、审美水平，我曾说，如果一座城市的博物馆建设的比市政府大楼高贵的多，说明这座城市已经具备相当的文明程度，反之，则说明这座城市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博物馆的管理，其自身的管理水平、管理人员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博物馆和大众的关系都属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博物馆的馆长通常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另外，博物馆和政府的关系类型不尽相同，比如在法国，公立博物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契约关系，也就是从法律上保证了博物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文化部和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只作为博物馆政策的制定者和博物馆资金的提供者而存在；在美国，由于美国没有政府层面的文化部，而美国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建立基金会制度并得到充分发展，美国较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基本上是由基金会运作的，其中不乏博物馆商业化运作成功的例证，像总部设立于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产业的理解跟欧洲人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是由政府出资，而美国则主要是由资本产业化运作。我国的公立博物馆馆长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的编制，基本上属于带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序列，由政府任命，这就在某些意义上带有了政治色彩，就会出现非专业的指挥专业的、不懂的指挥懂的的局面，甚至有些地方上的博物馆被看成了安排领导亲属等过剩劳动力的后院。在运作上，由于博物馆长期在国家的政治序列中处于“冷水衙门”的处境，资金有限，生存状况并不理想。尽管我国的博物馆数量截止到2009年已经有近4000家，而且每年还以300多家的速度增长，但博物馆的管理和运作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所以，加强博物馆的专业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我国博物馆函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认为，如果不考虑博物馆的价值就去运作博物馆的事业和产业是不可行的。博物馆本身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和藏品所蕴含的价值是软性的，它们也将以软性的方式对公众发生作用，我们不能只从结构和手段层面去考虑博物馆的运作。博物馆及其藏品到底具备怎样价值？除了博物馆及其藏品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考古价值、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建筑价值以外，博物馆还应突出表现在它的社会价值方面，也就是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区的公共文化机构，它自身承载着要让博物馆及其藏品向社会传播的功能，也只有让博物馆及其藏品充分地向社会传播，博物馆本身的价值才可能得以体现。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主要是通过商业价值来实施的，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它充当着生产、传播和消费当中的重要一环，博物馆及其藏品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本身就具备可消费的属性，这也为博物馆的产业化运作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一个物质基础。在今天，商业是对文化和艺术最大的挑战，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

      如何实现博物馆的产业化运作？首先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博物馆及其藏品本身的特性和运作规律。显然，对于文化，我们很难如其它物品的交换一样去实现博物馆的产业化，文化本身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层面，本身是一种很“虚”的资源形式，这是文化的特性，因为它的稀缺性和唯一性，除去法律约束不谈，我们也无法把博物馆藏品当成一般商品出售和买卖，

      那么，博物馆和其藏品本身又蕴含着哪些可消费属性呢？我总结有几点：

      第一，博物馆本身的品牌价值。博物馆的品牌本身具备可消费属性，一个历史悠久并运作良好的博物馆在某种意义上充当着社会的信心和社会的资本，一个好的博物馆品牌可以有效带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产业的发展，比如旅游业、衍生品业、广告业等，例如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就以运作自身品牌的价值而实现了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再比如，著名洋酒品牌马爹利一度以赞助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产品定位和市场宣传效应。

      第二，数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信息传播手段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变，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改变了传播方式本身，也同时孕育着新的商业机遇，数据由此成为了可消费的资源。博物馆要推动自身品牌的建设和社会价值的增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博物馆及其藏品的数字化，数字化以后的图像和文字数据易于在网上进行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的大众传播和知识输出服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博物馆可以在自身授权的前提下通过企业进行博物馆藏品的数据运营，借助商业的有效结合，博物馆藏品数据可以有效利用相关的杂志、报刊、商业品牌的广告宣传等方面来实现博物馆社会和商业的双重价值。

      第三，基金会。国内博物馆尤其是民营博物馆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没有健全的基金会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具备一个让博物馆的品牌资源和藏品资源转换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工具。我国基金会的申请和设立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一般都是以公司的面目出现，这样一来，我们的博物馆和藏品就失去了一个社会化环境下“大运作”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健全的基金会制度，从政策和法律层面上保障文化类基金会的运作、管理和资本转化的功能，我相信，中国博物馆的生存状况和价值体现会得到改观。

      充分保障民众享有文化的权利是博物馆发展的基础。博物馆及其藏品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民众创造的，民众理应享受充分的文化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的享有权；民众对博物馆及其藏品管理机构的监督权；民众对本国本地区文化的话语权等。

       总之，商业社会下的博物馆生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博物馆产业这个概念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完善和发展，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本着“小产业、大文化”的原则，以充分尊重文化本身为前提，充分理解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在，充分保障民众享有文化的权利，文化产业的发展理应以文化事业为前提。

 

 

作者简介：

王鹏

法国阿维尼翁大学文化发展战略硕士

曾任职北京多家艺术机构战略与策划部门

现任职中国收藏网首席运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