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中天(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彭中天:
杭州是我父亲曾经求学的地方,我小时候也经常来。最近有五六年没有来杭州,这次来发现杭州有着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这是一个人文和自然结合的非常好的城市,但也留下了一些发展中的遗憾。当今的中国经济,这条腿走的太快,而文化这条腿走的慢,有那么一点不和谐。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六中全会的召开给文化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环境。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是历史使命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文化的繁荣更离不开价值观的引领。
古人说“文以载道,艺以宏德”,一个民族的经济基础奠定其国际的影响,而文化价值观的输出才决定其历史地位。我记得撒切尔夫人说过,如果中国只一味的输出牛仔裤、电视机等商品,而不输出文化价值观,则得不到世界的尊重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如果说中国政府不重视文化价值观是天大的冤枉。因为我没有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文化管理部门,养活这么多的职业的艺术家,这种投入非常巨大,管理也很严密,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是不是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重视宏观文件和政策,却缺乏对文化战略和法规的研究。我们重视政府的投入,却缺乏民间资本的引导和市场经济的利用。我们强调主流价值观和统一思想,却缺少对传统思想的重视、提炼与输出。我们总强调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却在产权基础建设和定价权问题上举步不前。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产权,就没有道德。这个市场注定是混乱的,所以当今艺术市场的混乱都在情理之中。政府想要理顺这个关系一定要从产权入手一定要重视产权。
产权和主权有一定的联系,要维护我们的文化主权,就一定要捋顺文化产权问题,产权之和就是主权,就像是公民之和构成人民一样,不保护公民怎么保护人民,所以在定价权问题上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的艺术市场全球第一,但我们没有定价权,在定价权的理论研究方面我们非常落后,仍然是国外的指数影响着我们国内的市场价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定价就谈不上经济,没有话语权就没有政治。所以话语权和定价权要从国家文化战略的基础层面来考虑。并且这不是一个简单防守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挖掘、整理、提升与进攻的过程,时代呼唤具有中国本土意义又有输出价值的文化价值观。文化是讲究传承而不能革命的,从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到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灾难性的革命,实际上我们这代人离传统比较远了。最近一个英国朋友非常好奇的问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很关心中国现在有没有新文人画派,并且希望把他们引到伦敦奥运会上去。我就奇怪了,我说你们不是一直在追捧中国的当代艺术吗?他非常诚恳的和我说,第一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很高甚至有点虚高,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关心你们经济的同时,也在关注经济背后的文化。所以说我们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信心,我们做不了发展的一代人,至少要做传承的一代人。
下面我讲资本的问题,我之前做了一些公司的上市等工作,对资本有着切身的认识。资本的趋利性是非常强的,资本本身是非常的理性和严谨的。资本一直是在虎视眈眈寻找社会的优质产品,并期望在一次价值裂变中寻找利益。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认为文化是优质的资产,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工业化发展后,物质水平提高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人性的需求增加了。我前不久发表了一个观点叫“二元价值和谐论”,就是我对西方这次经济危机的一次思考,一次解读。因为我们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对西方学习的三十年,突然我们的老师一个个跌倒了,为什么呢?我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后来我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共性,就是西方的选举制度和财富的缺失有关。因为西方选举制度要迎合选民的需要,而选民在物质满足以后对精神的要求在增加,所以选举里面一定要讨好选民,在提高社会公共福利和社会环境方面有很大的承诺。而他一旦上台以后,可以很简单地利用金融工具区找到这笔钱,去完成他的承诺。但是,是债就要换,还债的资金来源只能是靠他单一的物质价值去还,所以一元价值很难满足人的二元需求。当今这个时代,我认为开发文化价值就成为一种必须。只有二元价值的开发,两种价值体系的建立才能满足人们的二元价值需求。财富标志缺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可以转化为财富的资产,所以我刚才说文化是文化,因为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主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优质资产并把它转化成未来的一种价值,让老百姓能够去分享它,去实现它。
我们改革开放了三十年,大家可以看,其实财富很多是一种眼光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和创造,比如说,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三十年的积累,原来还是老大难,但是通过把国有企业的上市进行了一种资产化,这种存量资产就变成了一种社会财富。本来和百姓的消费投资无关,现在老百姓可以买了,它变成一种新的财富,一种新的商品,并且回收了大量的货币,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这就是存量资产转化为现实的一种消费。再比如国有土地,一直是国有的,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当发现这是一种优质的资产,老百姓也有这种需求以后,随着商品房的开发,办个土地证和房产证就进入了每一个家庭,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成为个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块资产是怎么来的?是人想出来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但这种资产一定是你自己有的并且是市场需求的。所以如此说来,中国的文化这块资产是最好的资产。现在人均只要达到3000美金,这种文化需求在不断地上涨,这时候价值就来了。所以我从一个做资本运作的人来讲,我希望资本应该看到它潜在的价值,应该及早的进入。但文化与资本的融合这个话题谈论了好多年,但效果一直不理想。所以建东说把他们形容为初恋,我原来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他们是一对恋人,一个叫郎才,一个是女貌,但他们实际上是在隔河相望,暗送秋波,但是结合意识不是很理想。那么为什么?一直希望在呼唤金融的进入,文化希望金融的进入,但金融进入很缓慢,而且即使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都不具有推广价值。我就说,不能够责怪资本,只要有利,资本是一定进入,关键的是自己的基础工作做得怎么样。所以我把文化和资本形容为隔河相望的一对恋人,中间缺乏一个桥梁,在这个桥梁里面缺乏桥墩,就是基础。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换位思考就更容易解决了。我做过银行行长,如果说一个人拿一套房子到我这来抵押,那么他一定有三个规定动作,第一问有没有产权证,我希望你的产权是清晰地,是国家保护的,没有法律纠纷的。第二个,有没有国家认可的评估报告。银行给你钱,有一个标准没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行不行?还不够。因为银行需要流动性,需要一个公开流通的退出市场。如果这三个条件满足,我相信今天建行这种贷款一定会发。艺术品交易也要符合银行这个起码的流程。那么产权的界定谁来做?政府如果不做,完全靠市场自发,这比较难。而这种要和政府的制度相一致,才会有效。前些天在北京参加的艺术打假座谈会,产权问题:政府应潜伏在前面,怎么来保护产权,怎么来认定产权。比如说艺术品的登记备份制度,版权是天生的,怎么鼓励画家拿着自己的画去登记,去做身份鉴定。如果自己不重视自己的产权版权,后面要求打假就很难。为什么?打假的前提是确真,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学术的科学的一种鉴定体系,产权登记制度,就很难分出真假。版权问题是非常需要从源头做起的工作。
当资本认为,文化和资产中间的桥梁能够贯通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是需要一些转化平台的。除了这三个桥墩,还要一个桥面,一个转化。目前各地都在成立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公开的市场化的要素流通平台。它的作用就越发显现的重要。这个市场需要我们共同来打造,要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标准和市场规则,否则各自为战,除了资金不足,人才不足以后,整个市场也是乱的,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我最近一直在呼吁共同有关的文交所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聚合,形成一种联盟。在交易制度,收费标准等一系列商业模式上共同打造。在整个市场缺少诚信的环境下无门无力改变,但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公开平台上、封闭的环境下,通过一种认证体系来打造一个局部的、保真的、讲信用的一个小环境,就好比是满大街都是买菜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有机蔬菜的认证,给市场一种希望,净化一小块环境。
非常高兴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文化的价值观和资本在文化方面将起到的推动的问题来谈论一下自己的想法。
主持人:
彭先生讲了他的二元价值理论,让我们看清了艺术品、文化和市场的关系。资本是在寻找优质资产,而文化就是最优质的资产。但是要知道这个资产,要有价值观在引领,所有需要价值观的引领,让资本看到文化这个最优质的资产。
我们这正有一位法律法规专家,又是一位金融专家,就是潘跃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