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三兄弟大雷、大威、大刚在百雅轩网上致各界朋友书，通报了黄苗子先生走完他百年人生最后路程的消息，末了说：“只要记住他的幽默、达观和谦和就够了。”我深然之。
　　一说幽默，不能不想到苗子的“打油诗”。苗子从小习诗，但在读到他的诗集之前，曾见抄传的多是他的题画诗。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题诗，或画龙点睛，或借题发挥，或若即若离，久有称人诗书画三绝之说。题画诗并不是与画互为图解，因此琢磨起来便有味道。拿苗子题林锴《钟馗夜归图》看，画的是钟馗大醉一少妇扶掖之：“小妹相扶抑小妻？晕晕乎乎醉如泥。终南进士司何事？白昼鬼行君夜归。”又如一阕题《醉钟馗图》的〔西江月〕下片：“妹子嫁归香港，孩儿走读西洋。妖魔鬼怪任披猖，老子醉乡放荡。”幽默会使人忍俊不禁，但幽默绝不止是为了搞笑。单纯的搞笑是插科打诨，苗子不为也。苗子的幽默绵里藏针，让人一笑后不免引起联想。他题丁聪《不倒翁图》的〔菩萨蛮〕上片：“东西南北团团转，是非黑白何须管？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好一个“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胜过了曹雪芹替薛姑娘写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若说打油诗是文字游戏，苗子确是把游戏文字玩得炉火纯青了。
　　如果说苗子“戏为元公(启功)作”的长歌《保护稀有活人歌》还带着游戏的味道，另一首《长歌行》，则是长歌当哭，缘于舒芜在《读书》杂志发表《让伐木者醒来》，介绍荒芜在北大荒的《伐木日记》，其时荒芜已郁郁离世，苗子在南半球的布里斯班读了此文，忆及在完达山伐木的日子，一起发配北大荒的友人，有的已经长眠异乡，悲从中来，句句血泪。苗子还写了许多赠友忆旧悼亡的诗，俱见真情。也许正因“所见多矣”，“生幸不死死微尘”，才有后来在生死问题上的通脱、旷达吧。
　　而从整体来看，苗子打油诗的灵魂，却在他对国运民命的执着，对侵害人民权益的犀利指陈：“大腕发财凭盖印，白条无据却征粮”，“先富尽多无赖子，后门争走富平侯”，活画出当时当地的弊端所在，他深感忧患，苦思求解：“茫茫来日愁如海，改革当真是妙方。”这是他的答案——唯有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或问，这样严肃的内容和主题，也叫“打油诗”么？苗子有两句诗为大家所熟知：“春蚓爬成字，黄油打作诗”，前一句是自谦，说写的字如蚯蚓，后一句则他第一本诗集就命名《牛油集》，他的打油诗，是从这个属牛的人精神的骨缝里榨出来的“油”啊！他写给广东老革命、也是老诗人的胡希明的诗中，说“思到无邪合打油”，可见在苗子心目中，打油诗者，乃是区别于任何功利的实用的写作的。
　　我跟苗子夫妇在什么地方初见，已记不清，因为没有日记可供查考。总是在“文革”之后，上世纪80年代，“生还”的文化人们缓过一口气来，互相交往不受追查的时候。人们喜欢拿狄更斯《双城记》开卷的一段话形容这个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因为新旧并存，左右交叉。但我发现，我们这个躁动的社会，除了明确的政治分野以外，还有一些你要凭感觉来辨认的生活圈子，比如有些人实际上生活在《官场现形记》里，有些人生活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甚至有些人生活在《金瓶梅词话》里……但也有一些老人，仿佛生活在《世说新语》的某些篇章里，当然不是讲谋略的章节，而是讲机智和情趣的，其中就有杨宪益、丁聪、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们，还有许多人，如方成、荒芜、罗孚、高汾高集夫妇、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大抵生在20世纪初始的20年间，亲身经历过战前、抗战和内战，熟悉重庆、成都、桂林、昆明、上海、广州以至香港，然后来到北京，这还不够一部现代“世说新语”的宏大背景么？文化界特别是“国统区”文化界的故实，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听他们谈今说古，见出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尤其见出他们超脱一己的遭遇，而关注着整个社会。
　　我于书法和绘画是完全的外行，对苗子在这方面的成就，包括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唯有瞠目仰视，不能赞一词。于传统诗歌，我也是半瓶醋，一只脚还在门外。但如苗子、宪益他们，已成“风雅”的化身，我就成了“附庸风雅”的人(苗子、郁风、荒芜和陈敬容80年代办《诗书画》，我就成了作者之一)。去年一次到朝阳医院看望苗子，他兴致很好，谈锋甚健，随手把他题黄永玉《群猴图》的一首七绝抄给我：“子孙来自类猿人，凿凿言之达尔文。太惜(息)西游无续本，天宫闹罢闹乾坤。”这是典型的黄苗子打油诗。到了晚年，幽默调侃之间，依然饱含着他对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关注。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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