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2-01-11 10:14　　　来源：《东方早报》

　　回顾
　　此前已早有传闻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将接替郑欣淼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昨天，这一说法终于得到证实。郑欣淼2002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至今勉强可算得上10年。紫禁城里的这10年，郑欣淼主持了规模宏大的大修工程，下决心对故宫里面数不清、理还乱的文物进行全面清理造册，更是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也遭遇了令人难堪的“星巴克”事件和令人难堪至极的“十重门”。
　　主持故宫大修
　　2002年郑欣淼上任伊始，故宫大修即告启动。这也是故宫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整体大修，至今尚未完成。估计工程历时共18年，计划总投资达19亿元人民币。
　　工程期间争议不断，大到文物保护的理念，小到工程的某一细节，都会招致公众激烈讨论。
　　事实上，在郑欣淼出任院长之前，故宫博物院已经11年没有院长了。自1987年至1991年，考古学家张忠培任第四任院长，随后，院长一职即一直空缺至郑欣淼继任为止。用郑欣淼自己的话来说，“故宫已经有一整套机制在这儿”，似乎没有院长也能正常运作。然而，无论是大修，还是文物整理，都需要有一位主持者。就在日前出版的一份周刊上，郑欣淼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他上任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对他说，到故宫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
　　当舆论把目光集中于发现故宫大修中埋伏着的种种弊端时，郑欣淼以大修为契机，开始对故宫所藏文物进行彻底清理的工作。大修开工后不久，郑欣淼即主持制定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并对馆藏文物进行清理造册，对故宫中的文物进行彻底清理。郑欣淼曾表示：“很多一直被视为‘资料’的宫廷用品，将在这次大修过程中被正式地纳入文物之列。整理完毕后，故宫博物院会统一造册，并向社会公开，以弥补大量藏品无法与公众见面的遗憾。”
　　提出“故宫学”概念
　　2003年，郑欣淼在南京博物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故宫学”这一起初颇有争议的概念。2005年，《故宫学刊》正式创刊，这是一本专为“故宫学”而创办的刊物，创刊号上便是郑欣淼所写的《故宫学述略》，该文长达37000字。2009年初，郑欣淼将20多篇文章结集成《故宫与故宫学》在北京出版。
　　郑欣淼对“故宫学”的解读是：它不是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研究，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等，是一门把故宫当作一个文化整体的综合研究。
　　提出“故宫学”这一概念，难免会让人联想到“敦煌学”。一方面，有人讥讽这是“邯郸学步”，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举把故宫置于“故宫学”的视角之下，让研究者意识到故宫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曾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而故宫文化的这一整体性，也会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上的归宿。
　　也许，正是基于此，北京与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不可避免。2009年10月6日，由两岸故宫合办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举行，这是两岸故宫60年来首次合作，展览展出的246件文物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37件。郑欣淼在当年的一次专访中表示：“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雍正朝服像、‘为君难’玺、泥塑雍正像等均为大展的‘点睛’。”而此次合作的意义更在“点睛”之上，实为两岸故宫的“破冰”合作。此后，两院之间还开通了学术交流和刊物资料书籍的互换等机制。
　　遭遇“十重门”
　　当他提出“故宫学”之际所招致的对故宫的冷嘲热讽，或许也会随着两岸故宫的破冰而慢慢烟消云散。但是，自“星巴克”事件开始至2011年的“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了在郑欣淼主持下的故宫博物院在管理上的漏洞。
　　2007年，央视主播芮成钢发表博客文章，认为“故宫里的星巴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要求星巴克从故宫里搬出去。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出关于“咖啡馆”的事件，因为语涉“文化”，而招致舆论关注。然而，“星巴克”的黯然离去，并未给事件画上句号。不久之后，故宫在东长房自设游客服务区，其餐厅中一碗面条定价为30元，远远高于市价，而故宫方面则解释，此定价是综合了文化、成本等因素而制定的。“文化”再一次出现，观众却更不买账了，甚至有人认为，与其让故宫自己经营这碗掺进了文化的昂贵拉面，还不如让“星巴克”回来，起码宫里的咖啡跟宫外一个价。
　　一间咖啡馆本微不足道，但已足够让故宫管理层左右为难了。此后，真正令人头痛的事情更是接踵而来。2008年，故宫所藏国宝级文物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在武英殿展出时，被滴水淋湿受到严重损坏，受损处裱纸开粘，受损部位正好在画幅核心部位的舟船上。
　　2008年《潇湘图卷》事件发生时，故宫面对媒体的态度尚属坦诚。而到了2011年，当“失窃门”、“错字门”、“哥窑门”、“会所门”、“门票门”等事件纷至沓来，其态度则沦为“敷衍”了。当时，曾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博物馆从业者向记者表示：“故宫的问题不仅在管理上，还在它对媒体的态度上，更在于它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即将卸任之际，郑欣淼在面对某周刊采访时回顾去年的“十重门”，他觉得对故宫的拷问“反映出大家对故宫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期望，我们也感觉责任重大。社会的关注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监督”。
　　自“十重门”之后，郑欣淼似乎在躲着媒体。早报记者也多次约过专访，均未成功。而此次在他离任之际出现于某周刊的题为《故宫要有“营销”的态度》的专访稿，又会给他带来新的压力吗?众所周知，博物馆是非营利性的，这时抛出“博物馆营销”的概念究竟恰当吗?哪怕他反复解释说：“将社会需求放在首位。”
　　◎　故宫历任院长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10月10日成立,曾经历了五任院长的轮替。作为开馆元老的易培基是章太炎的弟子，后因“故宫盗窃案”请辞，由原古物馆馆长马衡接任易培基行代理之职。在金石考古学上卓有成就的马衡，从1934年4月正式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到1952年的“三反”运动被迫离职，前后长达18年。
　　之后，担任院长职务的是吴仲超，其任期从1954年到1984年，长达30年，是故宫博物院任期最长的院长，跨越了十年“文革浩劫”。张忠培的任期是1988年10月到1991年9月，是故宫历任院长时间最短的一位。郑欣淼2002年上任，在他之前有11年没有院长，比1952年-1954年的空当期更为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