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福家族土墩墓群2010年3月~2011年4月间，湖南常德博物馆考古部因浙商集团的商住小区建设，在常德南坪进行了持续达一年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先后清理了从西汉-新莽、东汉、六朝到宋元明等各个时代墓葬55座，出土了铜、铁、玉石、琉璃、陶、青瓷、漆木器等珍贵文物500余件套，尤其是对西汉-新莽时期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的完整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准确年代特征的珍稀文物，而其家族土墩墓独特的营建方式则是国内同时期墓葬的首次发掘，填补了湖南省汉代土墩墓考古的空白，也为国内土墩墓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墓群位于常德市城区的东部，现属常德市武陵区南坪乡南坪村一组，属洞庭湖冲击平原区，平均海拔高程32~33米。发掘前保留的六处封堆中三处为东汉-六朝时期的砖室墓，另外三处（2010D1、D2和D3）是土墩墓，呈南北向分布，D1在南部，D2在中间，D1与D2相距20米，D2与D3相距80米。

　　D1属一墩一墓，封土保存呈圆形，底部直径32米，高5．5米。该墓虽多次被盗，但从幸存的滑石印章铭文判定墓主是西汉武陵郡孱陵县县丞。

　　D2是一处有多座墓的土墩墓群。封土堆现呈不规则的半圆形，最长37米、高4米。中部被一座东汉早期的砖室墓（D2M1）打破，仅保留了两座西汉土墩墓（D2M7和D2M11）。

　　D3是该墓地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墓葬最多、文物最丰富、营造结构最清晰、起始和结束年代明了、墓主姓名和身份明确的一个封堆，现以D3为主并结合D1和D2详细介绍其封堆结构、埋葬特征和出土文物情况。

　　D3平面大致呈圆形，底部直径50米、顶部18米，高7米，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封堆的西南角和东南角距封堆边缘约10米处还保留有两个可能是筑封堆时取土留下的水塘。发掘中在D3外围的南部、西部、北部均发现了排水沟。西侧的排水沟有早晚不同时期的三条，其中最早的一条沟(D3G2)口宽1．4米、底宽0．5米、深0．6~0．8米，和封堆的最早形成同时，和南侧的排水沟(D3G5)一样，采用粗绳纹筒瓦、板瓦和河卵石建成。南侧排水沟西高东低，直通东南角的水塘。北侧的排水沟(D3G6)位于封堆的东北部，没有与西侧的排水沟贯通。最宽9米、底宽3米，深1﹒15米，南北壁均倾斜呈锅底状，内部为纯净的浅灰色淤土和少量西汉青灰砖和板瓦残片。整个封堆在排水沟的环绕下基本形成一个封闭的墓园区。

D3清理发掘及封土台全景

　　D3封堆的形成是一种全新的土墩墓形式：

　　首先，选择一地势稍高处划定东西长50米、南北宽约45米的近方形区域进行平整，形成北部比南部高出6~10厘米的平地，然后在中心位置修建了一条深入生土层、长31．2米、宽0．4~0．5米、呈西高东低斜坡状、由河卵石和筒瓦及板瓦建筑的主排水暗沟（D3G1）。D3G1西部长18．3米使用河卵石分上下两层填筑，东部长12．9米则采用筒瓦及板瓦修建。

　　第二步，从封堆外部运来约4000立方米的土建筑了高度为1．7米的封土台。堆筑封土台时，有计划和目的地在封堆内部使用经过挑选的青灰土和青膏泥筑起了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标志墙，其中东西向的有10条，南北向的有3条，有宽有窄，宽的有1~2．5米，窄的有0．2~0．5米。青灰土标志墙从封堆底部平整面就开始和封土台同时修筑，从剖面观察，青灰土的中间夹杂有堆筑封堆的黄土，相互咬合。
第三步，堆筑封堆时，在选定的主墓（D3M27和D3M29）位置预留有两个墓坑，在两座墓正式下葬时，对墓口进行了清理，并将墓底挖深了0．7~0．9米，直到最初修建的排水沟。然后，在主墓D3M27的墓底用河卵石摆出一个“口”字，与中间的卵石排水沟一起构成一个“中”字，表明该墓葬在这个封堆的中心位置（可能还有其它的寓意）。

　　第四步，在主墓D3M27下葬之后到新莽的100余年时间内，共有12座墓入葬该封堆内，该封堆的封土最后形成可能就是D3M26下葬之后基本完成的。

　　该封堆内的12座竖穴式土墩墓，呈东西两列南北排列，除D3M16、D3M9、D3M18和D3M30外其余8座均有墓道。西部三座（从北往南分别为D3M24、D3M27和D3M20）墓道均向西。

　　D3M24为长斜坡式墓道，D3M27有由斜坡式和竖穴式相结合的墓道，D3M20为竖穴式墓道。东部从北往南分布有9座墓，5座有墓道，方向均向东。整个封堆最晚的一座墓D3M9是整个封堆中规模最小、随葬品最少的墓，且已位于封堆主体的东部边缘。

D3M24清理发掘

　　带墓道的八座墓均有使用青灰土填筑封门的现象，封门的厚度一般0．2~0．3米、高与墓口平、宽度与墓道相同或宽于墓道。封门均伸入墓室内，达0．7~1．5米，最远的D3M14的封门伸入墓室达1．5米。封门的修筑方法与封堆的青灰土标志墙一样选用较纯净的青灰土，与墓室同时填筑。从剖面看墓室的填土和封门青灰土相互咬合，层层叠压。有封门的八座墓中，7座墓的封门是全部使用青灰土和黄土填筑，只有D3M24的封门上部使用青灰土，下部则使用青灰砖修筑成高1．2米的封门墙。

　　从该封堆内12座墓的葬具痕迹和随葬的铜镜、滑石璧等随葬品摆放位置判定所有墓葬墓主的头向均向西。

　　D3内墓葬的墓口均位于同一平面，多数墓口利用封堆平台的青灰土标志墙作为墓与墓之间的界限标志，有的因墓室宽度超过原青灰土标志墙之间的距离，就将青灰土标志墙挖去，但墓道的边则基本沿用原标志墙，故墓葬之间距离尽管非常近，却仅存有一组打破关系（D3M14打破D3M13），而且该组打破关系从发掘后判定可能属间隔了数十年后下葬的夫妻同茔异穴合葬。11座墓的墓底可能因墓葬的规格不同而有深度的不同，其中D3M18、D3M28墓底没有超过原封堆的平整面；D3M13、D3M14、D3M16、D3M20、D3M24、D3M27、D3M29、D3M30超过原平整面0．4~1．1米，只有D3M26最深，超过平整面3．1米。

　　D3内的12座墓均使用有葬具，分别为两椁一棺（D3M27、D3M29、D3M24和D3M26）和一椁一棺(其余8座)。由于墓内填筑的白膏泥有多有少，只有D3M26内葬具保存最完整，其余均已朽只存漆皮痕迹或少量的木片。D3M26内两椁一棺除盖板已朽外其余保存相当完整，两层外椁相接，椁挡板与边板用凹槽相连，两层椁底板从内往外分别由4块和5块构成，底部无枕木。棺的下部是由一块整木制作，长2．7米、宽0．98米、底部厚0．12米。

　　三座封堆中，一墩一墓的D1M2因遭多次盗掘。D2被一座东汉砖室墓打破，保留的两座属西汉的土墩墓（D2M7和D2M11）则没有遭盗扰。同为一墩多墓的D3虽前后遭遇了十多次盗扰，却从没有一次真正找到墓室，才让我们能够有幸了解到一个家族土墩墓群的完整情况。

　　三座封堆内的15座墓随葬品相当丰富，共有铜、铁、玉石、琉璃、骨、陶、青瓷、漆木器等八类440件套。随葬品的放置相当有规律：墓主随身的铜镜、玉佩、印章、梳篦等多位于墓主的头部或身边，多使用精致的漆木盒盛装，置于墓主的棺内；7座墓墓主棺内有青铜剑和青铜质或铁质的环首小刀，墓主的印章位于青铜剑的中部；所有的墓葬均随葬有钱币，但墓主棺内仅有少量。所有泥金饼和泥五铢及大宗钱币均置于椁室内；用漆木箱盛装灯、盘、熏炉等随葬品均位于墓主头部的一端，位置距其他随葬品较远。

　　D3内的12座墓中，D3M27、D3M24和D3M26出土有印章，结合所有墓内均随葬的钱币，为我们研究该封堆的时代、墓主的姓氏和身份等提供了准确的信息，下面以这三座墓为例，介绍D3出土文物的特点。

　　D3M27（含D3M29）是整个D3最早的墓，在该封堆家族墓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是该封堆出现和形成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在这两座墓下葬后，D3就已基本形成，后期的家族成员则按照等级、辈份、亲疏关系和在家族内部的影响力依照规划的范围选择安葬的位置。D3M27内出土了青铜剑、环首刀、矛、弩机、铁戟等兵器7件，共有青铜鼎、壶、盉、钫及滑石器、青瓷器、硬陶器、铁器等共61件套，尤其在墓主棺内青铜剑边的双面滑石“长沙郎中令印”和青铜“廖福私印”清晰地表明了墓主廖福生前是西汉长沙国的郎中令。郎中令是秦代始设立的官职，主要负责宫廷禁卫，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议政，地位尊贵。汉承秦制，西汉也沿设此官，在所分封诸侯国内也采用同样的制度。“郎中令”到汉武帝的太初元年（前104年）被改名为“光禄勋”，这样可断定该墓葬的最晚年代为前104年。墓中又出土了大量的泥五铢钱、泥金饼和铜五铢钱，因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的公元前118年，从而准确断定了D3M27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18-前104年间，墓主廖福是西汉刘姓长沙国第二代戴王刘庸王宫的郎中令。从墓地的排水沟和修筑特征推测，D3M27东部的D3M29的时代应该相差不大，可能是夫妻关系。

　　D3M24是位于D3M27北侧的廖氏家族墓中一座极为重要的墓葬，从该墓内出土的数千枚“五铢”钱及少量“大泉五十”钱币和封门修筑中上部采用青灰土、下部使用青砖的特殊现象推测，该墓应该下葬于新莽时期，虽然出土的铜印章并无铭文，但从出土的五件一套的青铜鼎，还有鎏金铜盒、盘、熏炉、鐎壶、碗、罍和青铜剑、环首刀、钫、壶、灶、镜以及玉佩、带钩、釦器耳杯等共57件套随葬品看，尤其是墓内出土的两件具有典型岭南风格鎏金青铜盒和具有东南亚风格的钾钙玻璃碗，表明了墓主是一位积极参与和支持王莽托古改制并可能与岭南和东南亚有交往的重要人物，墓葬的营建具有典型的从土墩墓（土坑墓）向砖室墓过渡转型的特征。

　　D3M26位于封堆的最北部，完整的棺椁和椁底板下部达1．5米厚的白膏泥以及超过生土层达3．1米，已基本类同常德周边山地同时期的土坑墓的营建方法。墓内出土了青铜鼎、钫各两套，还有青铜剑、环首刀、井、灶、釜、勺、鐎斗、“大泉五十”钱币及玉印章、玉带钩、滑石璧、木俑、硬陶罐等共34件套，尤其是和田羊脂玉的“廖宏”铭文的墓主私印，清楚地表明了墓主廖宏属廖氏家族的一位重要成员。墓内出土的数百枚钱币仅有“大泉五十”说明该墓下葬于新莽时期。

　　本次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在发掘之前对墓区内所有的封堆进行了勘探和全站仪测量，摸清了封堆的基本结构和墓葬分布的规律，对D1和D2采取二分之一方法发掘，D3采用探方法，并将多座墓内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整体搬迁，还两次对D3发掘进行了航拍。对封堆内部的所有结构和封堆外部的遗迹进行了解剖和揭露。这次常德南坪西汉长沙国郎中令廖福家族土墩墓群的完整揭露，探明了常德南坪面积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特殊的土墩墓与周边同时期的土坑墓完全不同的结构特征，在湖南地区首次完整揭露了从西汉延续到新莽时期的家族土墩墓这一全新的墓葬形式，也对研究墓地南部相距约4公里的秦汉临沅古城和东北部相距约25公里的两汉索县古城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还为研究汉代长沙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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