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漫画家朱德庸

      6月21日，北京，东方先锋剧场。朱德庸坐在小剧场的第一排，看着舞台上一帮身着五颜六色服装，发型也和漫画人物类似的年轻人变换着音调，将他的漫画新作《大家都有病》的部分内容现场演绎出来。

      朱德庸和观众一起鼓掌，也时不时和坐在一边的嘉宾余华耳语几句——这是他的新书在北京的首发式，也是将在年底上演、由田沁鑫改编的同名多媒体音乐话剧的一次预演。

      “早就看出来他有病了。”面对观众谈到老朋友朱德庸，余华如此说。

      朱德庸笑着用新书的名字做了回应：其实大家都有病。在这本漫画新作《大家都有病》里，会看到刷卡成瘾的女郎、相约自杀的三兄弟、人格多重分裂的男子……还有患忧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的多种人，这些“病人”被幽默地以线条勾勒出来。

      朱德庸笔下勾画的这些“城市病”，对应到医学里，则是很专业的一个词汇：神经官能症。

      其实，余华的话并非调侃，朱德庸自己的“病”比他笔下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从小就有自闭症，“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他喜欢画画，从4岁开始，画画是惟一能让他松弛的方式。在学校里画，书上、本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被他画得满满的。回到家里，也是画画，外面的世界没法呆下去，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在学校里受了哪个老师的打击，敢怒不敢言，一回到家里就画，狠狠地画，让老师“死”得非常惨，然后自己心情就会大好。

      父母为朱德庸伤透了脑筋，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他们从不给孩子压力，一直听任他自由发展。爸爸会经常裁好白纸，整整齐齐钉起来，给年幼的朱德庸做画本。大概是因为和周围的人没有交流，朱德庸观察人不会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常常是对看到的东西做反方向思考。

      他说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路上看到一个公务员道貌岸然地走过来，他会想：“如果这时候我突然跳上去，‘啪’给他一巴掌，他会怎么样？一下子愣在那里呢还是发了疯一样狂怒？总之，他的反应不会像我眼睛里看到的一样。”

      有段时间，台北路上的行人总会看到一个自顾自笑的奇怪男孩。

      “我是成长在一个闭塞的世界里面，我的世界和外界是隔离的，还好我的世界是一个透明的墙，而不是一个砖墙。”

      这对他能够成为后来的朱德庸来说很重要。透过透明的玻璃墙，他可以安静地做一个旁观者，没有人打扰，即使自闭，依然可以用眼睛和大脑，观察思考这个世界的荒谬。“自闭的好处是我可以往外看，但外面的东西进不到我这里，所以我一直可以用旁观的眼光去看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围墙把他挡住的话，他可能也画不出这些画来。

      这大概是他诸多的经典语录构思的来源，也可能是他被朋友说“有病”的原因——听起来就像是他笔下的小孩子在跟你描述他的“特异功能”。

      除了自闭症，成年以后朱德庸还发现自己有识字障碍，“我眼睛看到的字和大脑找到的是不一样的字。”这个“病症”，还是结婚后他和太太经常交流时候才发现的，因为有几次，按他说的路线和方向，他太太从来都找不对地方。

      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识字障碍其实很多名人都有，比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有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等等。知道这个之后，朱德庸不担心了。

      朱德庸手里拿着一个漆都掉光了的手机，据说已经用了6年，看不出型号。不用笔记本电脑，为了在外地还能上微博，去年买了个3G新手机搭配使用。他此前用的一辆汽车，也用了11年。

      反潮流，反时尚，反消费主义，不管是在作品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朱德庸都在努力宣扬他的“慢哲学”。

      每天八点钟起来，吃早饭，看报纸，差不多九点钟坐到书桌面前，开始想要画些什么，然后画一会儿。等太太起床后，就陪她看电视吃早餐，他的工作时间就此停止。每天花在画画上的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这已经是极限。

      “对我来讲，我基本的欲望如果都满足了，那剩下的欲望是我有权利选择的。当我有权利选择欲望的时候，我就自由了。”朱德庸并不认为自己的意见多么重要，只是想让大家听听另外一个声音。

朱德庸的漫画新作《大家都有病》里，描述了忧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等多种现代人的“城市病”。

      南都周刊×朱德庸

      我是一个旁观主义者

      “荒谬”与“愤怒”是创作动力

      南都周刊：《大家都有病》里说的那些病症，有没有做一个梳理，到底有哪些？

      朱德庸：我觉得每一个人发生的病症是不同的，各行各业会有职业带给他的病症。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金融业的，就是炒股票的，他那个紧张程度是早上一开始血压就往上飙，中途都得要吃药。他们每天工作的时候回复到婴儿时期，绑尿片，因为连去上厕所的时间他都没有。你只要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无法疏解的时候，它（官能症）就会慢慢慢慢产生。

      南都周刊：在反抗方式上，你提倡“慢哲学”，以“慢”来对抗快的刺激。会不会以你的生活方式可以，但是其他人想慢下来就很难？

      朱德庸：我所谓的“慢”，并不是要大家停下来，而是一种选择。比如说，每一个新款的手机出来我都想去买，那你永远都不要想慢下来。因为你必须要应付你的欲望。我所谓的慢时尚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不需要再拥有我已经拥有的，或者我没有必要拥有的，当你把欲望降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慢下来。

      南都周刊：你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单一，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

      朱德庸：照理说我们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选择的，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年轻人知道其实你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为什么说大家都有病？因为现在大家做的一件事情是让所有的人成为一种人，你想想看，怎么可能成为一种人？人与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所有的年轻朋友，都去做企业家，都去做CEO，都去做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但是99%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因为是不同的种类。我们应该要求的是狮子去做狮子，斑马去做斑马，然后野狗去做野狗。按照志趣发展，就像自然界一样，它都有它生存的方式。

      南都周刊：新书中有这样一幅画，说的是应召女郎跟人上床，看前面三格很好玩儿，最后一格就觉得心酸了，“最后想跟谁上床？想上自己家的床”。这本书里这种例子可能还有好多，你想笑一笑，但最后笑得有点苦。

      朱德庸：对，其实我的漫画一直给别人一种感觉，早期的是让你笑出泪来，慢慢变成你还是笑，笑完之后你会滴下一滴泪来。我画《涩女郎》别人称我婚姻专家，那其实是别人给我的称呼。我自己其实还是站在人性的一个角度，宁愿去做一个观察者，把我所观察到的透过幽默的手法表现出来。各行各业处在这个时代，不管承受的压力也好，或者职业带给人的负担也好，我都利用这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南都周刊：在你的创作中，这种感觉是越来越强了吗？

      朱德庸：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清晰。因为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增长，我会更清楚我画漫画的目的。我的漫画和别人的很大一个差别，就是我的漫画是有观点的，我对很多事情都是有意见的。对于我来说，我希望透过这个幽默的方式把我看到的所有，不管是人也好，社会也好，时代也好，所有让我觉得荒谬的，甚至让我愤怒的，都用幽默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有两个让我创作的动力，一个是“荒谬”，一个是“愤怒”。

      南都周刊：这种城市的荒谬，在台湾和大陆，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朱德庸：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台湾和大陆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有些“病”是重叠的，只是台湾早期和大陆隔阂，历史背景不同等原因让它们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就好像台湾当初为了建设，拆掉了非常多的老房子，大陆那个时候没有，但是随着大陆现在经济发展之后，也开始对城市做那种非常大的破坏，但是反过头来，让我们台湾又重新进行第二次的城市破坏，因为大家看到钱在那里了。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台湾和大陆之间就像两个病人，它们的病毒是会互相影响的。

      画大画，百分之八十为自己

      南都周刊：你笔下是个“荒谬的世界”，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朱德庸：都不是，我是一个旁观主义者。我也不鼓励别人都成为旁观主义者，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应该拥有他的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就是“自我”。也许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唱高调，甚至会有人说你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说这些话。其实不是的。我可以让我的财富比现在多十倍，二十倍，但是我没有选择，我的选择是这些钱我觉得够了，就行了。我要过我的生活。我从26岁开始正式踏入这一行，现在已经50岁了，我大概平均两年只出一本书。我可以捞钱的，我可以一年出五本书，变成一个印钞机，但是我不选择这样。

      南都周刊：四格漫画你画了很长时间，空间上会不会有些限制，有没有一种厌烦的感觉？

      朱德庸：有的时候会烦，因为它的形式是固定的。但是四格之所以吸引我画，有几个原因。第一，虽然它形式被束缚住了，但是它的内容却是天马行空，你看一个四格，我可以画婚姻，画爱情，画人生，画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第二个原因是四格的挑战性是非常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碰四格？因为太困难了，太辛苦了，一个点子他可以画一个绘本或者画一连串的连环，对他来说是不划算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画四格还有谁画？

      南都周刊：创作上有没有计划做一些转变？

      朱德庸：我现在想要做的其实是画大画，因为大家现在对漫画的观念还是嬉笑怒骂的那一种。事实上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漫画已经变成艺术品的，我希望可以朝着这条路上去走。让国人知道其实漫画是一种你可以让它低，你也可以让它高的一种，问题是这个高的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试探过，那我希望做一个。那我如果画大画的话，我以后出版的量可能会更少。

      南都周刊：对读者来说，只能看你的老作品了。

      朱德庸：我活着不是为了读者，读者活着也不是为我。

      南都周刊：现在是感觉您有创作大画的强烈冲动？

      朱德庸：有，我当然有。因为我觉得画大画百分之八十是为了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的画面，就像你做梦一样，梦中就出来了。我现在希望把我的梦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是为了我。

      南都周刊：你最近的一幅大画，在杭州拍卖出44.8万的高价。对于艺术家来说，大幅的画是不是更容易被博物馆收藏，或者拍卖出高价格？

      朱德庸：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过那些，我知道我一想到那个，我可能一笔都画不下去，因为压力会很大，每一笔都有目的性的时候，没有办法画。我现在画大画，就像我说的，百分之八十为我自己。因为我完全不去管它能不能进博物馆，能不能拍卖到很高的钱。我觉得对我意义不大，因为你进博物馆了那又能怎么样？事实上我们现在博物馆也有很多古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可能在当时都是很糟糕的文化，真正画得很好的，可能随着历史早就不见了。那你说放在博物馆那有什么意义？所以与其死了让人家享受，还不如活的时候让自己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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