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清 康熙青花缠枝牡丹钵式炉

图2 明 宣德青花缠枝莲托八宝三足炉

图3 南宋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图4 南宋 吉州窑虎皮釉兽耳炉

图5 明 龙泉窑青釉绳耳鼎式炉

图6 明 成化青花缠枝莲鼎式炉

图7 春秋战国青铜燎炉（亦称铜方炉）

图8 西汉　彩绘陶熏炉

图9 龙山文化　黑陶镂孔罐

图10龙山文化黑陶镂孔篦子

图11 良渚文化 灰陶弦纹镂孔盖罐

图12 大汶口文化黑陶镂空高柄杯

图13 崧泽文化 黑衣灰陶双层镂孔罐

      笔者对香炉情有独钟，盖缘于一件青花钵式炉（图1）。

　　此件青花炉花了100元，但它给予我的知识和力量，无法用钱来计算。首先，它给我以自信。这件开门见山的康熙瓷，18年间竟被众人看成是光绪、道光的。尤其一位熟读《明清瓷器鉴定》并受众人仰慕的高手，认定其为乾隆的，以致笔者当时怀疑自己是否有悟性、是否适宜搞瓷器收藏与鉴识。然而事实表明，笔者的眼光尽管与众不同，却是可靠的。其次，它让我认识了康熙瓷的坚致，以及国力盛衰与瓷质的关系。如今，它是笔者讲解清代瓷器时必带十数件实物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它从胎、釉和青花上，让人们了解到康熙瓷的方方面面。

　　从1992年起我开始走上寻觅历朝瓷质香炉之路，梦想汇集成一个收藏系列。除了从上海文物商店买了不少明代青花香炉外，还多次去外地搜集。1993年春，笔者觅得一件宣德款的青花缠枝莲托八宝三足炉（图2）。这件炉，尽管耳、足残，却为大陆仅见的带款宣德青花炉。有缘的是五、六年间，笔者还收集到一些名品，其中有南宋龙泉窑青釉鬲式炉（图3），南宋吉州窑虎皮釉兽耳炉（图4），明代龙泉窑青釉绳耳鼎式炉（图5），成化青花缠枝莲鼎式炉（图6）等。有了香炉实物，对研究便生出浓浓兴趣。于是《青花宣德炉》、《明成化弘治炉》等有关明代香炉的鉴识文章，先后发表。而香炉研究专论《宋元明瓷炉简论》则刊于有关杂志上。文中所载26件宋、元、明香炉，即便以今日挑剔的眼光看，无论在质地还是品位上，许多堪称精品，有些乃属弥足珍贵的罕见品。

　　中国的香炉，其实是世界上最具文化特色的器物。若把文房四宝之笔、墨、纸、砚视作古代中国文化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那么香炉则是炎黄子孙在精神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文化用品。

　　然而有关香炉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国内乏人问津，更无人深涉。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以院内藏品汇编出版的《故宫历代香具图录》，属中国在香炉研究方面的第一部专著。笔者《瓷器收藏实鉴·香炉、文房用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一书，则是在拙文《宋元明瓷炉简论》基础上凭私人藏品，及参考台北《故宫历代香具图录》后的再研究。

　　本文特从文化层面上，对香炉的渊源及其演进，作进一步地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香炉起源于春秋燎炉

　　古人燎炭取暖的青铜燎炉（图7），即今之火盆，出现于春秋中期。专为燃烟的熏炉，则产生于西汉早期，“有长柄竹节形柄熏炉，有短柄龙座熏炉，比较普遍的是所谓博山炉”。博山炉的炉盖装饰着神山、异兽、珍禽和仙人，代表汉代流行的神仙思想。然而在熏炉未被设计出来的战国至西汉的三百年里，究竟由何种炉具来完成《周礼》所说“除蠹物，以莽草（草本植物：燃之可杀虫）熏之”？台北故宫的香具专家推断为青铜燎炉。

　　这是符合历史的，因为直到汉晋，青铜燎炉仍在被古人所利用。如1981年陕西茂陵地区就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燎炉，器身呈圆盆状，口缘加厚，底有三条修长的兽足，有提炼，炉壁有长方孔，外壁刻铭：“阳信家铜炉容斗五升”。此外，晋人谢惠连（397-433）《雪赋》诗中，有“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绝句，这亦证明在晋人眼中，此物既是燎炉又是熏炉。既然汉晋时古人，仍在将燎炉物尽其用。那么在熏炉还没有被设计出来而熏香已蔚成风气的战国，人们利用燎炉的“燎炭取暖”之便之闲，间或于炉内放入松柏、树枝、茅草等芳香型植物进行室内的“趋灭蚊虫及消除秽气”，那更属自然。事实上，当时亦非它莫属。因而，言及熏炉，当以燎炉为始祖。

　　陶瓷所制的熏炉，其烧造历史较铜质熏炉就晚得多。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彩绘陶熏炉，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陶熏炉。能证明其为熏炉，不只是“形如豆，子母口”（图8），以及器“盖有镂孔”，还因为其“出土时内放茅香、高良姜、辛夷、藁本等香料”。而“熏炉”称谓，则来自于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出土的一件铜质器，器上有“熏炉”二字铭文，证明这类器物西汉时被称之为熏炉。汉代的陶制熏炉，通常以托盘、承柱（或无）、炉身、盖组成。后来在“三国、两晋时，贵族‘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成为一时习俗’，青瓷熏炉应运而生，并广为流行。”（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

　　二、有关香炉源流上的误区

　　关于香炉的源流，最近有位记者以《龙山考察的意外收获———龙山文化熏炉》为题，提出新观点。即：中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熏炉”。物证是陈列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展厅的一件被标为“陶罐”的器物（图9），它应当属于一件香熏炉，原因是该器物的肩下方，有“平行分布一圈小孔”，小孔约有20个左右，孔径0.2厘米。“陶罐是贮藏食品之器，无需打洞，而且，以当时的工艺技术，要在陶器上打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由此，我猜想这器物应该不是普通的陶罐，而极有可能是龙山文化香熏炉。”“龙山文化香熏炉的发现，将熏炉的历史推向前1500年。”

　　遗憾的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4000年前在器物上流行镂孔（“打洞”），目的不是流通烟气，是为装饰。笔者专程去城子崖遗址博物馆看了，在展厅里见到“打洞”的器物不仅有陶罐，还有陶鼎、陶豆、陶篦（图10）和陶杯，数量达十件之多。上海青浦福泉山高台良渚大墓还出土过一件“口径9.9厘米，通高11厘米”、造型与宋代瓷质谷仓十分相近的陶质弦纹镂孔盖罐，盖上有三孔为一单元的六组十八个小圆孔（图11），这些镂孔饰物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此类装饰情趣，就像商周时期人们喜刻兽面纹，春秋战国惯以“钩连雷纹”、“流云纹”为饰那般，让人感到自然、合理，不足为奇。

　　由于古代“香熏使用的对象大都是皇家贵族或有地位的文人雅士，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件件都是精品。”但是被作者举证的此件“打洞”物，显然是一件较普通的陶罐。它的制作水准与同时代龙山文化薄如蛋壳的黑陶壶、黑陶杯似乎还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与时代早于它的大汶口文化的黑陶杯（图12）及黑陶罐作比较，亦差距明显。再则，古代陶器中的一些重要器物，它们的纹饰和造型往往在同时代的青铜器中可找到踪影。比如与陶罐上“平行分布一圈小孔”相类的纹饰，在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期的爵和斝的腹上，已见有实体，被称为“连珠纹”，但是却找不见有类似上述“打洞”的青铜器物。

　　况且，此罐开门见山为一件唇口、短颈、折肩、弧腹之物，并非如作者文中所言的属“子母口沿”、“‘子母口沿’高出1厘米左右”。而“平行分布一圈小孔”，也不是镂孔在器物的“肩部”，却是“平行分布”在器物的上腹部。由此说明，对于器物的肩与腹、口与颈的认定，在此位记者眼中，居然全部是错位的。

　　而且，此器尺寸甚小，“高约9.5厘米，口沿直径约8.5厘米”，大小同人的拳头相近，形制与容积无不显示此物不适宜烧燃包括莽草、茅香之类草本植物在内的禾本科香料。所以，被山东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定性为“陶罐”的这件黑陶器，原本就是一件罐，绝对可排除“龙山文化香熏炉”的可能性。

　　考古发掘还表明，早在53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期，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开始流行“打洞”之物，南京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均藏有好多件。1966年出土于上海青浦县寺前村遗址的一件黑衣灰陶器，尽管它更像“熏炉”，上海博物馆却命名为“双层镂孔罐”（图13），这是有道理的。

图22　唐三彩兽足炉

图14　汉　博山炉

图15　东汉　越窑青釉鼎式炉

图16　南朝　青瓷四足盘托炉

图17　三国　青瓷鐎斗、火盆

图19　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银熏球

图18　 唐　四足提链铜香熏

图20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银熏球

图21　东晋　青瓷博山炉

        有关汉唐香炉

　　唐代诗人李白，由于在《望庐山瀑布》诗中留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名句，今人便以为早在唐代，中国就有了传统意义上的香炉。其实李白所言香炉为庐山香炉峰。而能与《望庐山瀑布》诗名对得上号的古代香炉，惟汉以来的博山炉，亦即带有山形镂雕盖的博山熏炉。

　　博山炉系“熏炉式样之一，流行于汉晋时期。秦汉时盛传东海有蓬莱等三座仙山，据此传说，将炉盖设计成山形，上有羽人、走兽、云纹等，象征蓬莱仙境，故称之为博山炉。”汉唐博山熏炉，炉体通常呈球形，“上有镂孔盖，盖以重叠的山峦为饰。燃香时烟从镂孔盖的洞孔中飘出；下承以宽沿敞口盆，盆内可以注水，象征着海水（图14）”。可以想见，银河泻落的庐山瀑布，于日照下所生成的水汽，一定是变幻出与博山熏炉燃香时烟云氤氲缥缈十分相似的“蓬莱仙景”，才让李白因景生情、诗兴勃发。倘若“生紫烟”香炉是指中间内凹而无“蓬莱仙境”的传统三足炉，那李白不是在遥看庐山瀑布，当是在望湖，望水池！诗名应改成《望某某湖……》才对。

　　香炉的雏形，在汉代就已出现。从东汉青釉鼎式炉（图15）略显笨拙的身姿上看得出，其造型颇似良渚文化的陶鼎。可它甚合香炉的制式，却和当时其他炉具一样，仍属熏衣驱蚊和清除异味之居家用品。包括后来出现在南朝的青瓷三足炉、四足盘托炉（图16），及唐代的绞胎五足炉、三彩兽足陶炉等，尽管都已显现出无盖的香炉之形，但其崭露头角的香炉形制，并未得到人们理念上的认可。直到隋唐，炉具依旧以带盖的金属博山炉为上品、为时代的主流产品，并博得上层社会的满堂喝彩。

　　在早期的越窑、洪州窑产品中，有一种“造型同传统意义上的香炉已十分接近”的器物，有人以为这是“年代最早”的炉，因其“有个优雅的把手”，遂冠名为“提炉”。然而此类“柄首常作兽头形”之物，系源自同期的青铜器，名“鐎斗”（图17），又称“刁斗”，为“汉晋时期的一种炊器，或用于军旅”。唐诗中有“行人刁斗风沙暗”之句，指的就是它。鐎斗“出土时多伴有火盆并搁置于火盆中，说明用途为温食炊具，军旅多用之”。可见“鐎斗”与“香炉”风马牛不相及。况且与铜器“鐎斗”有所不同，瓷“鐎斗”多为冥器。

　　三、金属炉具与瓷质炉具

　　唐代除了继续博山炉制作，也有新兴的式样。如多足香熏（图18）、熏球，及长柄手炉，质地多为金属器或鎏金银器。这批纹饰与做工极精的炉具，让唐代的艺术风采愈显瑰丽。

　　汉唐时期香料与香炉，因沁人的香气和材质高贵，备受国人关注。苏门答腊来的龙脑香，汉代人早早品味。初唐时龙涎香入贡中国，并在白居易“泓澄最深处，浮出蛟龙涎”诗中留下踪影。怪不得遥望庐山，李白也要诗意一番。而质地一律为金银的“被中香炉”，其温馨与散发出的香味，令无数诗人竞折腰，如“晚唐五代温庭筠《更漏子》：‘垂翠帷，结同心，待郎熏绣衾’；韦庄《天仙子》：‘绣衾香冷懒重熏’；张曙《浣溪沙》：‘枕障熏炉隔绣帷’及牛峤《菩萨蛮》：‘熏炉蒙翠被，绣帐鸳鸯睡’等名句都是指被中香炉而言”。“被中香炉”亦即“熏球”，因可置于被中使用，故名。唐代“熏球”通常为银质鎏金（注：明代有铜质熏球），直径多在4.5厘米左右，通体镂空，身、盖以子母扣合。内置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图19），与现代陀螺仪构造原理相同。”被中香炉在法门寺地宫亦有出，其直径12.8厘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枚唐代熏球（图20）。

　　汉以来金属博山炉的流行，使各式陶瓷质地的博山炉（图21）亦悄然面世，其中还有数量可观的唐三彩陶炉（图22）和前述的一些无盖之熏炉。这些熏炉主要为民间日用，亦作随葬品。盛行于唐代上流社会的金属博山炉、多足熏炉和被中香炉，那才是唐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可是以金属质地为主流的唐代香炉，不同于宋代瓷质香炉，它依旧属“香熏”范畴。唐人“待郎熏绣衾”，也不同于宋人“幽室焚香”，大抵与“晋人好熏衣”同。所以但凡宋以前的炉具，台北故宫在其编纂的《故宫历代香具图录》一书中，皆以“香熏”称之，并在彩色图版上表示得明明白白。

　　时至北宋，兴起了“理学”。理学是盛行宋明时代的儒家学说，因其竭力宣扬儒家的“大道”而又称为“道学”。当时“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理学”崇尚淳朴、自然、含蓄的审美观，让宋人对清淡质朴的瓷器怀有无与伦比的挚爱，又凭借民族文化底蕴赋予炉体神圣意义，迎来了香炉新纪元。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曾感慨：“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当然，瓷器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但至少它是个折影或缩影，可折射出上层阶级与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倾向、艺术品位与审美时尚，同时也能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习俗等现象，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参照物。

　　关于中国的历代古瓷，傅振伦先生于《中国最古的瓷器》一文中说：“解放之初，说陶瓷者，亦沿传统之说，首推宋瓷”。可见国人对于宋瓷，历来仰望。

　　然而思量一下从秦汉青瓷绿釉到唐三彩、唐青花这个由单一青色向多种色彩的过渡，再由唐三彩的绚丽到宋代以单色釉为主，以及北宋汝窑和两宋官窑所反映的宋人对“青绿淡雅、含蓄温润、自然天成”的时尚，似乎可明白一个事实：宋人在瓷器上执着追求的是儒家文化；亦正由于此缘故，中国瓷器才在两宋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

　　于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解答：“香炉”和“香炉文化”之所以出现在宋代，是因为宋人把“知识和真理只在内心”的文化新理念融入了瓷器。是儒家文化，最终让香炉成为一种既能修身养性又能包容人们内心世界的独特的文化产物。

　　四、崇文抑武的宋朝

　　倘若把唐宋两朝比作人，并在其中选一位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小家碧玉的宋人想必一定落选。因为在今人的概念中，唐帝国伟大，一片歌舞升平；宋朝软弱，老在给人欺侮。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身上流着鲜卑族血液的中国皇帝，其“贞观之治”和数十年后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盛世”，当然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但要说到国家的富裕和强大，唐朝与宋朝均处于当时世界上可数的强国之列。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朝的经济、文化与综合国力，是汉以来的楷模，尤其宋朝，矿冶业产量大大超过唐代。在科技方面，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首推“四大发明”，它们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就。而“四大发明”，宋人占三项。在文艺繁荣方面：以文学而论，“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宋人；宋词与唐诗则被世人相提并论；以史学而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还成为历朝皇太子必读的治国教材；以哲学而论，则有宋“程朱理学”，并对宋代以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起到重大影响。

　　近年有学者发现，北宋真宗、仁宗朝，社会相对富足，文化高度发达。汴京一百多万人，三教九流齐备，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兴旺，超过盛唐时的长安。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稀世杰作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明证。还有学者总结道，一心想天下太平的宋朝，因为太富有才招人垂涎，引来战祸。

　　当然造成两宋“弱国”的原因很多，宋徽宗沉迷书画与石头，便是原因之一，以致有史评家认定是“花石纲”导致北宋王朝倾覆。然而细细探究，主要还是因为两宋的政治以崇文抑武为基本国策。这国策使宋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老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屈辱地位；但在国内，却因此而保持了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局势，促使社会经济的发达，迎来文化艺术全面繁荣 。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可中华文明不像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那样，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断档或空白。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所以，中国历史上有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异彩纷呈，传承有序，相互浸润。包括外来文化，中华文明也敞开博大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譬如佛教的中国化。

　　谨虚、大度是中华民族的本相。而不断与时俱进又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则使得原本富于安土乐天情趣的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姿多彩。

图32 明 正统青花缠枝牡丹圈足筒炉

图23 西周 兽面纹圆足青铜簋

图24 北宋 定窑白釉弦纹三足炉

图25 南宋 官窑簋式炉

图26 南宋 修内司官窑粉青簋式炉

图27 北宋 景德镇窑雕莲瓣纹三孔吊炉

图28 元 龙泉窑青釉鼓钉悬足炉

图29 明 成化青花人物筒式炉

图30 明 嘉靖青花人物贴足筒炉

图31 明嘉靖青花开光麒麟贴足筒炉

图33 明 弘治青花石勒问道图筒式炉

图34 明 万历青花狮纹筒式炉

图35 明 嘉靖青花折枝牡丹朝冠耳三足炉

图36 明 天启青花罗汉图钵式炉

      五、理学、金石学和香炉 文献记载，宋代，随着佛前焚香的开始，香炉始有定义。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说：“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辞海》讲到了其用途：“香炉，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 古时宗庙大铜鼎因无盖，萧艾焚燃时，其烟袅袅直上天际，这开启了炎黄子孙的神觉。加上“北宋初年有胡瑗讲‘砥砺气节’，孙复讲‘经世济人’，他们都强调儒家纲常与天道的一致性，所以胡、孙二人实开‘理学’先河。” 南宋时朱熹（1130—1200)继承北宋诸儒，糅合佛、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 北宋的“理学四大家”（周、张、二程）和南宋朱熹的集理学大成，史称“程朱理学”，构成两宋的文化核心。这些儒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并让宋人对产生飘渺与灵动烟雾的香品，有了新的理解。源自于古代铜器形式的香炉，结合了人们宗教情操与心性修养的需要，于宋代脱颖而出。 宋以前历代皇室虽亦有青铜古器收藏，大抵皆为大府之珍，而甚少学术研究。然而，北宋统治者博雅好古成癖，士大夫亦热衷于搜集和进行考古，尤其是由北宋文坛名士及金石学家吕大临编纂、成书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等专著的出版，对香炉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批开中国金石学先河的研究资料，让全国各地原本不太熟悉古器的制瓷匠师因有了可按图索骥的参照物，遂使香炉造型有根有据、日渐完善。这亦是香炉形制为什么不在南北朝，不在唐代，而非要到了宋代，才从古代铜器形式中蜕变出来的重要原因。 六、宋炉的文化特色 古代中国百姓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相信冥冥世界、以天为大，是因为天道的力量。以前，百姓通天无路，又不知用何种途径与苍天沟通。而理学体系以“理”和“气”解释宇宙与人生，恰好满足了苍生的心欲。所以，香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众同上天沟通并相信这是能得到回应的一种理想载体。 宋代的香炉造型，无不以古代青铜器中的饪食器与容酒器作母本。例如，簋式炉、鱼耳炉源自青铜饪食器中盛放食物之簋（图23），筒式炉、鼓式炉系青铜容酒器的樽，鼎和鬲也都为青铜饪食器中极负盛名的烹煮器和盛食器。这些以商周和战国青铜礼器为母本的瓷质香炉，蕴含了神圣意味。 首先，形为古代最高统治阶级专用的这些饪食器、容酒器，无疑是人间至尊之器。其次是炉具装饰，除少数用乳钉、凸弦纹表示界栏外（图24），器身大多光素无华，包括以刻花著称的定窑。香炉的幽雅和神圣，单纯地用静谧之美的釉色或淳朴的瓷质来体现，反倒突出了炉内的香品。 宋代香料以合香为主，每一品大抵由五至十味香药研磨细末调配而成，品种多达二十二种。这些合香特意做成豆、饼、条、丸、块等食品状，因而宋时敬香，谓“焚”或“烧”，而不言“炷”。宋代合香用料考究，不止追求“香气浓郁而远达”，还讲究“香烟凝聚直冲天际的特性”。所以这些配合炉具使用的宋代香品，对沟通天与人的意识和心灵，表达对上天和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均能起到强化作用。 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的一段记述，可帮助人们记住渐行渐远的这段历史：“文人于幽室焚香，无关庆典与酬神，也不仅是焚香熏衣而纯粹是享有性灵生活。”最近有学者引经据典讲到一些内容，也有助于人们记忆起这段渐行渐远的香炉文化：宋人对闻香过程中的坐势、捧炉、传位等，都有一定的程序与讲究；闻香时还要求闻香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以“借景、赋诗诸形式”，即时用笔在香笺上“留下对香道气息的感触和心得”。 七、灿烂的香炉文化 炉体及香料的诸多含义，使宋炉成了代表当时新文化的典型器物，其明显标志是，瓷质香炉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品种，登上文人几案，并出现在帝王内廷。 于是置炉、品炉，于“幽室焚香”、“享有性灵生活”，成为时尚和文化，成为当时称为“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文人四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连燃香时品评香味类型、香料等级和香雾形状，也成了文化生活中的雅事。 风行于宋代的香炉文化，让中国文明史斑斓多彩，而这段历史，遗存物中不乏踪迹。如宋代五大名窑的琢器中，香炉是数量颇多的一个瓷器品种。而且香炉总被塑造得格外别致和大气，因而博物馆展示的定窑弦纹炉、汝窑三足樽、官窑簋式炉、哥窑鼎式炉，往往让人看不够。又如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一件残缺了小半个的簋式炉（图25），仍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台湾故宫博物院《宋官窑特展》采用香炉作为封面（图26），也都说明了宋代香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历史价值。耀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图27）等，都有不少式样淳朴而意趣盎然的作品受世人仰慕。 八、历代香炉生产概况 实物表明，香炉生产，北宋的定窑、景德镇窑率先推出了筒式炉，后来吉州窑、龙泉窑、汝窑等竞相创作。筒式炉系仿战国铜樽。鼎式炉则以商代束颈柱足鼎和战国蹄足鼎为模本。簋式炉形取商周时期侈口圈足铜簋。鬲式炉为南宋时期创作，器型摹仿西周铜鬲。 元代香炉不脱宋代风尚，数量和品种亦多。景德镇窑以中小型香炉为主，而耀州窑、龙泉窑、钧窑等品种，则有较大体形的香炉生产，并在装饰和造型上颇多技法的变化。此时新出的样式中，以龙泉窑的悬足扁炉（图28）最具创意。 明代瓷炉以景德镇窑生产为大宗，除部分造型及釉色承传宋元遗风外，大多数香炉凭借青花优势，着重于图案装饰。青花纹饰富有时代气息，早期以花卉纹为主；中期以圣贤故事为题材的人物纹著称（图29），制作精致；晚期以高士图（图30）、瑞兽图（图31）见长，做工略逊于前朝。形制上，早、中期以圈足筒炉（图32）和承足筒式炉为主（图33），晚期以悬贴足筒炉为多，并有少量承足式筒炉（图34）。此时还有一款形制为朝冠耳的三足炉（图35），造型与元末相类，多以花卉或人物纹作装饰。天启时出现钵式炉（图36）。 清代早期流行钵式炉，但总体上，香炉在造型上缺乏新意，装饰上显得不经心。清中晚期颜色釉的祭红、祭蓝、豆青釉等品种逐渐多见，青花炉的装饰日趋单调，观赏功能降为从属地位，人们的香炉情结以祀神供祖为主。 千百年来，香炉给予一切有求于它的人以智慧、勇气和希望的这段历史，将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集儒家文化与信仰为一体的香炉，因其青烟袅袅直上天际的特性，在将来岁月里，仍将肩负起古国文明所赋予的特殊使命，这是不会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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