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2-02-03 15:43　　　来源：顶层杂志

　　张锐的“关键词”解析
　　电信隐形人：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张锐因在电信帝国中拥有多重关系被称为“隐形人”，原因之一是张锐的能量超群，而另一方面，他掌握着进入电信帝国淘金的“密匙”。而这都是因为他与张春江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张皓铭：这个名字广泛地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界，他通过中学校友黄燎原认识了众多一线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当时正值21世纪初的非典时期，各种艺术品价格相对低廉，他在艺术家工作室大量的购买艺术品。
　　北京现在画廊与有璟阁：前者是张锐与黄燎原共同建立的艺术画廊，后者是他从安徽购得后迁往北京的一座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徽派古宅，耗时六年后打造成为京城著名的时尚餐厅。
　　家庭博物馆：张锐的艺术品大多都放在碧水庄园1700平米的别墅中，别墅布置得有如古根海姆博物馆。
　　最后的关键词，是“公开的秘密”——张锐因与原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交往过密，被牵涉入其的违纪调查案件之中，消失了一年半。
　　“拉乔布斯入伙”
　　张锐最近的想法与乔布斯有关。他一直反复强调“艺术家”应该是与时俱进的社会角色扮演者，“把它的内涵、外延做一个重新的界定，比如说乔布斯是不是艺术家?”
　　在他看来，乔布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艺术家”。“如果你认为乔布斯是当今时代最伟大艺术家的时候，你毫不怀疑艺术会改变人生。是谁在改变?这个很重要。如果指望几个画家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能性，不太现实。”对于艺术家这个称谓不断的突破，张锐认为是值得去思索的一个问题，“这样你对艺术的看法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也就不太拘泥什么写实不写实，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弄清楚时代精神是什么。”
　　“我最近在拉乔布斯入伙，我一定要把乔布斯整到艺术的洪流当中。”张锐不肯说具体的想法，语气微微兴奋，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期盼。他用杜尚的小便器举例，“把一个尿盆搁到了美术馆，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他是艺术家吗?这是艺术吗?”这与上文谈到艺术的内涵与外延应该随着时代的进程扩大范畴是统一的态度——带有浓厚的时代意味的当代艺术是为最佳，“破”与“立”的转换越激烈，越接近艺术的造化。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样样都是艺术品”，浓缩到乔布斯身上就是一个实在的说法——他“唤醒”了苹果，将设计与科技糅合成为本世纪堪称最完美的人工产品，因为强大，反而不惧复制性，掀起的全球性风潮都只会让大家更喜爱，“当代艺术家应该有一个胸怀，善于宣传自己，不把乔布斯拉到当代艺术这个范畴属于一种犯罪行为。”
　　在张锐眼里，当代艺术的意义在于改变当下的生活，“乔布斯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他做的是最大的行为艺术。”乔布斯的前瞻性与实验性在得到世界一众拥戴的同时，艺术圈也应该被理所当然的投射，身为当代艺术家，如果对此无动于衷且不予思考，或许在张锐看来就是“名不副实”，今天做艺术的人，如果想要影响周围的人与世界，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看待、推动当代艺术。这样的当代艺术才有价值。“如果大家天天纠结于谁的作品卖了多少钱的问题，可能改变个别人的经济生活，但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我尊敬乔布斯，因为他和其他的实业家最大的区别是他把艺术和科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能我的后半生都是用艺术和某个载体进行这样的连接，变成我自己事业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
　　“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定是集合了当时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于一身，善用时代的成果应该是好的艺术家创作的必由之路。”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艺术家利用高科技文明的背景是走在时代前端的必选条件，“所以我对新媒体艺术非常关注。”根据自己的爱好能力，把所要提倡的艺术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在社会上进行推广，“至少走遍整个瑞居，凡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几乎都是装置和影像。”
　　中国更多培养的是匠人
　　张锐与收藏家唐炬的“掐架”渊源已达七八年之久，这是一件趣事，也是一件逸事。众所周知，唐炬喜欢在微博上晒自己的收藏品，尤其是写实油画;同为收藏家的张锐对此不是“太感冒”，“艺术的表达是否具有时代性是最重要的，如果仅仅把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的成果不断地去复制，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张锐不反对写实，但是认为它已经历过艺术史上的巅峰状态。此后的西方艺术史之所以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去和时代进步相适应。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单纯是我们概念当中仅仅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一定是结合了那个时代艺术和科技的最高文明，你可以细想达•芬奇在那个时代——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科学家、医学家、数学家。”艺术改变人生，不是一个画家就可以做到的。比如“文艺复兴三杰”，他们整个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从神权到了人权。“我们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能够回答现在在艺术上的一些困惑，比如说当代艺术家们到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关键要看对‘艺术家’的称谓怎么去理解。”在目前的艺术圈，为专家型的人冠以艺术家之名已成自然，张锐不认可：“他可能就是一个画家或者雕塑家。”
　　“我最近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后，到今天为止身边没有一个人反对;我跟艺术家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艺术家一时不便表态。提出乔布斯的时候，事实上可能会对其他的艺术家带来一些压力。”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它背后所表达的应该是一个国家对于创造力的价值判断。”比如说美国，以创新精神作为立国之本，所有的价值判断体系都围绕与此，只要有创新，整个社会会给予鼓励，整个体制会给予保护，所以当代艺术在美国诞生后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和与其立国精神、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中国是一个以继承为价值判断的一个社会，凡是传承得好，一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奖励。不同价值体系的判断标准不一样，造成两个国家的发展状态不一样。热爱中国传统艺术的人很多，不惜重金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包装和购藏，“我不知道它对今天的文明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启迪?传承的过程不过是一个基因衰减的过程，给古人加分实际上是对今人的减分。”
　　“美国历史总共200多年，追古也追不到哪儿去，创新确实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动力;我们国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到今天还在徘徊、游移，连当代艺术都不能进入到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可想而知其它非艺术类的东西遭到的挤压就更严重了。艺术是最开放、是最具有实验性的，艺术家也是最奔放、自由的，所以他的天性就应该是创造，但是太多的艺术家其实是没有创造力的。”
　　“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艺术史范畴的艺术家是寥寥无几。”在张锐的价值判断中，徐冰是最好的艺术家。“尽管我只有他的一件小的作品。”他认为徐冰做《天书》与《地书》，是真正从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角度去试图完成一项伟大的人类创造。
　　国民对当代艺术关注的程度，是和整个民众今天思想的解放程度以及是否迸发出了这种创造性的生命力有直接关联的，“现在的生活貌似丰富多彩，实则我们内心空虚，如履薄冰。”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消失一年多，此间的心理历程被张锐总结为几句话：“第一，很坦然;第二，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第三，人生无常，应该有面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所以回来之后，在性格上可能比过去更加坚毅了一点。”他评价以前的自己比较“随性”，现在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建瑞居、做艺术工厂、继续艺术收藏?”不置可否的张锐回答，“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刚才跟你谈到的一个价值体系判断的问题，我希望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去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为什么呢?是希望把我们民族的创造性通过我的不懈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能够把这种创新的精神变成我们行为的一种准则，变成我们社会价值判断的一个体系。否则的话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个缺乏信仰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谈“为社会奉献、发光发热”很有可能会被笑话为“天真”，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讲起这些，口吻淡淡却有分量——因为他有能力、不骄矜、能隐忍且本性不坏。《儒林外史》里有一句话叫做“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作者将一生的起落用清醒的笔触寥寥道来，不带悲喜的“零度叙述”反而叫人唏嘘。因此笔者忍不住发问，“你不恨吗?”
　　“没有，哪里有怨恨?我一直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能够产生怨恨呢?还有那么多人没分享到胜利果实呢。”
　　整个时代的发展在张锐看来，生老病死、快乐、艰辛实际上伴随整个社会、伴随所有人的人生，“社会的表现有时候有尽如人意的，有不尽如人意的;一个人的一生恐怕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境遇。刚才我讲了‘无常’，事实上就是一种常态。”
　　离开艺术圈的这段时间里，张锐并没有完全脱离，“协助调查”的客观影响有两点，一是拖延了瑞居酒店的开业时间，另外多花了钱，“其它没有什么(笑)。”这个期间，张锐对“好人一生平安”的信念产生过一点动摇，“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会想，为什么我的命这么不好。”但是当他回来，发现那么多朋友对他的态度都很良好，包括合作伙伴，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能够把自己的理想逐一地去落实和完成，“真是觉得这就是好人一生平安最好的例证。如果平时为人不好，早就‘树倒猢狲散’了。”
　　“我早就不做实业了，十年前我已经离开通讯市场了。后来是有璟阁、现代画廊，我本身不太适合做生意。”张锐自己的感性用在艺术事业上刚刚好，“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热爱艺术的人与商人在艺术上的作为是不一样的，其间的分别在出事之际表现得非常明白——艺术圈面对关于张锐的纷议大多选择缄默不语，毕竟他曾经直接或间接的“灌溉”过这里的市场。
　　虽然一年半不在，但是一年半回来之后之前计划之中的两个项目(瑞居与艺术工厂)都在，这是张锐最感欣慰的事情。
　　瑞居：酒店还是画廊?
　　今年10月份开业的瑞居酒店是几年前就被张锐纳入艺术产业版图的一步“棋”，“有误解认为是艺术酒店，必须要更正——这是一个画廊酒店，因为它叫GalleryHotel。“瑞居事实上是很商业的，把画廊和一种经营的模式和酒店业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世界超大的一家画廊，也可以说是能住人的画廊。”大厅与房间都摆放了艺术品，架上与雕塑、装置与多媒体，“目前这个展览都是由唐人的策展人策划，签订了售卖的合同，因此这里边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可卖的，个别艺术家摆放的作品不能卖，若有人喜欢可能会拿出相应的其它作品作出售用途。”一个展览一般是5个月，之后换到下一个展览，期间是提供售卖的时间;“选择合作的画廊应该是属于学术性与市场性都好的。”
　　目前的瑞居画廊正在和品画廊进行接触，对方负责人金秀花看完展览后想办一个亚洲日韩艺术家的展览，“因为她认为在瑞居做装置和影像非常合适，日本、韩国有很多此方面的艺术家。”瑞居是不干预合作机构挑选艺术家这个环节的。
　　整个合作项目名称叫做“瑞居艺术计划”，把它作为和一些艺术机构合作的办法，不断地去更换合作对象。“比如说第一届是唐人，第二届可能换成另外一家，第三届又是另外一家，我们选择国内和国际的画廊进行合作。”具体合作模式是共同投资，共同分成，随着投入的方式不同，分成的比例也会不同，“平等的合作关系。”瑞居现在并没有自己的一支专业艺术管理团队，将来会不会组织尚在考量当中，“不管怎么说，我们将来的方式是不以自己经营为主，始终以和所有艺术机构合作作为我们的宗旨，因此不产生竞争关系，应该都是合作关系。”
　　在瑞居前面的一栋灰色的大楼，就是张锐很早以前就提过的“艺术工厂”，“明年4月份开张。”灰色的楼，一共一万一千平米，集合传媒、网络、饮食，“它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刚才谈到的新媒体艺术会在这个空间得到最充分的展示。”
　　到底是谁发了艺术的财?
　　张锐现在已经不怎么进拍场了，他会跟朋友通电话了解情况，“艺术和市场可能是‘矛’与‘盾’，彼此之间或造成伤害或造成推动——没有拍场对艺术在价值上不断的挖掘，可能引不起更多的人对艺术的关注，过度地炒作又会对艺术造成伤害。”
　　关于艺术金融化，“我认为只要对这个社会没有造成伤害，对艺术家没有造成伤害，对很多热爱艺术的人没有造成伤害，大家都可以一展所长。”
　　很多艺术家现在主动地去寻找一些艺术机构，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炒作，“事实上他清楚这样的炒作有可能在将来会给他带来伤害。”恶性的炒作一定会带来恶性的结果，“这叫咎由自取，这不在受不受伤害的范畴。”
　　“真正发了艺术品财的人绝对不是现在花高价去买艺术品的人，他们不过是把人家的胜利成果给体现出来了(笑)。拍场的热络不证明是胜利，有可能是一种失败。在我看来，那些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眼光挑选出后来被公认为有价值的艺术品的人——才称得上赢得了今天的市场。”
　　“我开始买画的动机也是为了发财。”在法国朋友家里看到那幅被介绍为‘抵得上一座豪宅’的艺术品之际，张锐说，那一刻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把房子与车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外国朋友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非常新的，“对中国人来讲，大多数还生活在封建时代，只不过是两脚迈进了工业文明，两只手又抓住信息时代，所以实际上整个价值判断还处在初级阶段。”目前艺术圈仍存在关于写实主义的争议，这恰恰证明价值判断所持有的还是农业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农业时代的审美标准，最高标准就是画得像。”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因收藏艺术品而声名大噪的刘益谦、王薇夫妇，张锐说，“我太羡慕他们了，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只要是能够对艺术的发展有推动的人，“我认为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这其中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每个人的价值体系不同，对事物的判断自然可能也就有不同，“只要是你自己认为舒服高兴，而且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伤害，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收藏路线去发展。”张锐是不会轻易卖掉自己的收藏品的，即使有些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具市场价值了。
　　“收藏这件事情，最大的快乐在第一阶段可能是物质，买的东西挣钱了，会给你带来快乐，我也如此;终极的收藏快乐来自于你的发现，没有必要花那么高的价钱去跟市场，有很多不被大家所知道的艺术家，在我看来是真正投身于艺术实践的，值得去关注和赞助。”
　　“当代艺术的收藏完全是一个最末端的事情，首先应该提倡它的消费性;第二是赞助性;第三才是收藏性。”收藏是私人的事情，作为一位严肃的收藏家，应该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很多的学术观点里边夹杂了太多的市场内容，很多搞学术的批评家已经被市场所左右，“因此我现在看一些文章和一些作品的时候都必须要用自己的思想打动自己，而不是用别人的思想打动自己。”这个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确保你的收藏符合你的价值判断体系。”如果有人问张锐如何去看艺术品，他会这样回答，“我一定要看这件艺术品告诉我什么了，创作手法上和其他有什么不同，和今天时代的背景，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综合起来判断它在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张锐眼里的“老唐同志”
　　“他对于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能够捍卫到坚决实属不易，这个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也恰恰因为我对当代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使得我俩确实产生了‘激情的火花’，一见面就目标明确的将‘火力集中’，跟他掐架是一种快感。”张锐认为这样的辩论是有意义的，“话说回来了，唯一不理解的就是五年前辩论的主题仍然还能延续——没有任何突破，这是比较有问题的。”
　　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及其一系列书中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以及艺术在其相对应的文明状态下的体现。“我敢肯定地说，对于写实主义技法的痴迷是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上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老唐同志虽身处信息化时代，可能对身边的事物并不敏感。我想人总会受到时代的左右和影响，我也不相信老唐这样的执着还会很久，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本刊记者在“艺术长沙”的活动现场便见到这两位藏家“掐架”得不亦乐乎的情景，“在长沙的时候他告诉我，已经将一些名家自2000年后创作的作品都卖掉了，他也不认为这些诞生于2000年以后的创作是真诚的。”技法的话题在张锐看来已经早就解决了，“再怎么讨论也超不过达芬奇，不应该再纠结了。”
　　采访的尾声，记者最后的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未来?”张锐笑笑的回答，“那要看我们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