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今年以来发生的事件，引发众多民众对故宫高度关注。我曾经在23年前就职于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编注：现更名为“故宫出版社”），那段经历写出来，或许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高墙之内的事情，帮助我们思考故宫丑闻频发的一些内在原因。

      价值判断   

      1984年，我到成立不久的紫禁城出版社，做文字和美术编辑， 我的工作是采访和编辑稿件，主要负责《紫禁城》（简称紫刊）双月刊，稿件大都来自院内，因此，常有院内各部门的人主动供稿。由于我们和《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都在一个小院里，所以消息互通。记得有一天保管部的人拿来一张照片，问院刊编辑部的人和我，这东西有没有价值，如果没有就处理了。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所谓的处理是什么意思，也许是不当文物来对待。那是一个用象牙编制的无腿的坐具，就像无腿的椅子。一看就不是大量生产编制的普通家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是价值连城的。我马上对院刊的编辑说，马上发表，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它，也就是这样后来发表了 。

      1986年夏，当时还在保管部工作的童燕投稿到我负责的紫刊，她拿来的是一些清宫藏纸牌，印刷纸牌的木雕原版、游戏升冠图、骰子、刺绣荷包和糕点模具的照片，问这些东西可以不可以在紫刊上做介绍，我一看眼睛就亮了，我说可以再多看一点东西吗？她说那要到库房去看。就像知道的那样，进出故宫的库房需要很严格的手续，要进行专门的登记，进出的时间记录和本人签名等等。我在库房看到很多通常我们在故宫的展厅根本看不到的收藏品，但是从来没有人介绍，那是因为文物界通常注重传世的精品，对那些宫内现在还保管着的，看上去属于宫女使用的日常用品和玩具是看不上眼的。

      我在大学受到的中国美术通史的教育，不仅培养了我对艺术和文物的鉴赏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文物的情感。而且，我的美术史老师又教我们对民间艺术的历史和鉴赏，因此，这两方面的教育让我知道了中国艺术史中两条重要的文脉，那就是主流艺术和民间艺术是并存的。我自己也疯狂地收集民间艺术如年画、剪纸、刺绣、木雕等。

      所以，我看到故宫库房里那些藏品时的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于是我马上说服了其他文字编辑让童燕连续写一些通俗易懂的介绍文章，她答应了，我把这些东西编在“中国游艺文化”专栏下，分两期发表，并且给了很大的版面。没想到出刊之后受到编辑部同仁的批评，说有什么必要给这些纸牌和木模这么大的版面？我说，那时照相很贵，只有慈禧太后可以玩照相机，没人会用摄影记录当时宫中的玩具和制作面食的木模，这些木模上的纹样都是根据季节来雕刻的。由于清代帝后的饮食向来十分讲究，点心是不可缺少的食品之一，这些点心除了食用之外，还用来做祭祀贡献，或者赐给下人和相互赠送等等，这些按季节雕刻的纹样也记载了当时的时令，有很高的历史和民俗价值，这就是我坚持把这些图片放大到整版的理由。   

      1986年发生在编辑部里值得记忆的事情最多。一天，编辑拿来一张花梨木镶牙、玉雕屏风和宝座的照片，问我觉得怎么样？屏风和宝座完美地结合；复杂和单纯的对比前所未有，我的视觉经历中从未见过，我说马上做封面，可是编辑汪莱茵说，这之前朱家缙老先生（故宫顶级学者）说，要他先写文章介绍才能发表，如果我们要先发表，请用文字压在图上。我说不行，这不是朱老的个人财产，是应该公开共享的研究资源，于是我立刻决定用在《紫禁城》杂志的第35期上，就是现在看到的文图分离的样子。

      作为编辑的使命感   

      1986年夏，我负责国家文物局和故宫联合在故宫举办的《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1985－1986》的画册出版和编辑，我知道其中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首次拿到首都来展出，又开始大大激动了。我向当时的出版社社长汇报了我的想法，说明了三星堆的巨大的青铜人头像和全身人像是震惊中国考古界的大事，如果不是这次展览，这些珍贵的文物很难调到北京来，在故宫展出是我们的一大福气，要好好出版一下。

      当我兴致勃勃地去布展现场拍照，拍到中午，突然接到社长的通知说，下午不让我拍了，所有拍的照片都要上交。而且，原计划出版四十多页的图录页数要减半，很遗憾，由于这个原因有些珍贵的文物未能收进图录，我不想在此说明这种限制的原因和心理。但是，我还是在禁令下来之前拍摄完那件最重要的巨大的凸眼青铜面具，作为封面发表，之后立刻被人民日报刊载并被作为高教教材中国美术史教材封面的素材。

      在紫禁城出版社编辑紫刊的几年中，所经手的稿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李渔在北京营造的半亩园的文章，和胡建中拿来的宫藏邮票屏风的小稿件。这些稀有的藏品极有价值，可是和那些传世品相比，它们在故宫藏品中的地位极其边缘和低微，它需要有专业知识和修养的人，才能知道和发现它们的价值，把它放到开放透明的平台上供所有人去平等地研究。我们的文物保管和考古界远没有提供这样的研究和监督的平台。

      工作就是探宝   

      除了故宫的保管部是藏宝的地方，故宫的图书馆也藏宝无尽。我从在图书馆工作的友人那里得知，馆内藏有数万张没有整理的照片，于是我到副院长杨伯达那里汇报，想分批出版这些照片，以出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这些秘藏的资料。杨院长非常赞同，于是让我去和图书馆交涉，结果碰了钉子。图书馆负责人说，这些图片都还没有整理，等到整理完再出版吧。我说，正是由于这些照片牵涉到很多历史和很长的年代，所以才需要公开让很多社会人士和专家参与到研究领域中来，因为，会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比如，从历史、社会、人物、建筑、科技、风俗甚至是服饰和化妆等角度来研究，但最后还是被婉言拒绝了。十年之后，当我在北京的书店里发现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故宫旧照片集时才知道，那是我离开故宫不久后的事情。 

      由于图书馆里有熟人，我就经常泡在里面翻书，其实，面对巨多的图书，由于我的知识非常有限所以也不知道看什么书，于是先查找那些我熟悉的版本。比如，我查到各种版本的《芥子园画谱》和有关陈洪绶的刻本，在有比较之后才知道各种版本的优劣在哪里。于是我想找人来分享我获得的快乐。图书馆的珍本一般是绝对不出借的，由于图书馆有熟人的关系，我被允许只借一个晚上，于是，我把几本好版本的《芥子园画谱》等带到我住的故宫东北角楼下的宿舍，那么，找谁来看呢？我给老栗（栗宪庭）打了电话，很神秘地劳驾他来一趟，就是为了一起分享快乐。我们都对这么好的刻本赞叹不已。我说，如果说我们做不出好东西，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先祖做过什么好东西，我想这些刻本比鲁迅当年要北京的琉璃厂翻刻的《芥子园画谱》的母本要好很多，可惜鲁迅和郑振铎当年都没见过好的刻本。

      故宫之痛

      以上事情不足以表达我对故宫的痛，那么，痛在哪里呢？

      故宫有许多不对公众开放的地方，一是没必要开放，二是半个世纪以来也没维修过，不能开放。有一天我被图书馆的熟人带到一个没开放的小屋，很破烂，打开门看见屋里满地是散乱的书，我心痛地随便捡起来看看，大都是手抄本，熟人告诉我这些是当年皇上让人手抄的书，念给皇上听的故事，也是野史小说。我想起鲁迅曾写过《中国小说史略》，他也不知道中国曾有这些手抄本的小说吧？当时眼中的一幕现在就在眼前。我想，图书馆里那些馆员每天喝茶看报，怎么就没有人能动动手，捡起这些书呢？而我们这些外人是没有机会碰到这些书的，因为凡是故宫里的东西谁都不敢碰也碰不到。再有，我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朋友告诉我，“文革”时，故宫嫌《四库全书》占地方，就把两套分别送给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了，“文革”后觉得它有价值，又从北图借回去了，现在还在北图留着借条也不还书，这借条现在成文物了。当然，这是十年前听说的，也许现在故宫把《四库全书》还给北图了。

　　问题是人

      总之，紫禁城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不然，我不会从日本回来之后选择北京，这个我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我曾多次在撰写建筑和城市的文章里，赞美紫禁城的中轴线，它像一个巨人一样控制着北京这座城市的灵魂，从紫禁城向东和向西的延伸，如同巨人的双臂。已故美国城市史学家埃德蒙·N.培根（Edmund N. Bacon） 曾经在他的名著《城市设计》中写道：“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然而在设计上它是如此光辉灿烂，以至成为一个现代城市概念的宝库”。而紫禁城就是这座宝库中最核心的部分，因此，那些在这里工作的人既应该感到骄傲，又要有责任感。

      其实，所有的规定和行政条文都不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所有的事件最核心的部分都是与人有关：人的素质、人的责任心、人的智商、人的良心、人的欲望、人是否能克己、人对物的情感、人的知识范畴等等，我们的脑、身体、动作和神经末梢，是在怎样的控制之下，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走向。被损坏的青釉葵瓣口盘一看就是精品中的精品， 它的器型本身就凝聚着高度的智慧，有这样感受力的人，会认为能看上一眼它都是幸福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心情，那就是文物遇到了真正的传人。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件和故宫有关的事情发生之后，都会牵动我的心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有我的记忆，有我对故宫的爱和痛。（作者系艺术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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