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白瓷生产的代表性窑场，人们在论及定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在宋代代表了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雅器”，造型纤细典雅，纹饰流畅自然，釉色清丽明快。其产量巨大，影响广远；北宋时期不仅在北方有广泛的仿制，对南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生产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远到西亚、中东都可以看到定窑影响，其影响不仅表现在造型和纹样上，在瓷器的制作和烧成方面的工艺创新，如薄胎瓷器的成形、装烧时的覆烧方法、烧成时采用煤为燃料等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并影响了整个宋代制瓷业的发展。同时，其在宋元时期的各个制瓷传统中是官府督窑并贡御时间最长的窑场，是宋代瓷器追求精致、典雅的典型代表。由于定窑巨大的产量和广泛的影响，它又被近代研究者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被赋予了宋代陶瓷发展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因此，定窑在宋元时期制瓷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宋元以后，定窑瓷器成为文人雅士们艺术品收藏中追逐的对象，由此历来受到古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自 1930年代定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学者们对定窑和定窑遗址的关注迄未中断，1950年代以来，对窑址的调查与发掘相延不断。不过，始终没有一个以窑址考古发掘为依据的全面的分期研究。

　　近年来，各地的考古工作中不断有定窑的资料发现，人们日益感到定窑在当时日常生活、国家典礼以及边境贸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窑址工作的缺乏制约了研究的深入，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呼唤着一次系统的窑址发掘。

　　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北镇村及野北村、燕川村一带，其中涧磁、北镇窑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为全面了解定窑瓷器各时期生产的总体面貌和烧造工艺的特征，促进定窑研究工作的深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9月起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北京大学派出了由两名教授，5名博士生和 8名硕士生组成的队伍。田野工作自9月20日开始，12月26日结束。根据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并结合以往对定窑遗址的地面调查结果，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以期获得定窑烧制历史各个阶段的地层资料，并进行分期研究；尤其是探寻早期定窑的资料，探讨定窑创烧的时间；金代定窑的瓷器特征及贡御情况；元代定窑的生产规模及衰落原因等。田野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保持高度的热情，希望不负众望，使这次对国保单位的主动发掘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同时努力实践国家文物局新公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各项新的观念和管理方式，使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次发掘在上述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 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 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总体上看，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已基本实现，资料整理工作已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通过田野发掘过程中的观察和初步的整理，我们认为本次发掘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其中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比如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定窑的装烧方法从三叶形、三叉形支钉叠烧，漏斗形匣钵单烧、碗形支圈支烧和环形支圈覆烧的工艺发展过程。又比如，在此次发掘的涧磁、北镇区的五个小区及燕川区的各个探方内均发现了金代的地层及各类遗迹，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器物的质量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还通过地层中的出土物嫠清了一些学界颇有争议的小问题，如在五代宋初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低温铅釉的三彩器物，大体可以使我们判定，1970年代定县塔基中出土的几件三彩器物应该是定窑的产品。

　　二、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我们在不同发掘地点的8、9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些地层中出土的器物既有粗厚青黄釉瓷器，也有精细的白瓷器。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以往关于定窑的创烧时间有初唐和隋代说，都还缺少实物依据。在燕川发掘区清理了定窑元代的地层及遗迹，清理出大量元代的遗物，为了解定窑元代的生产情况提供了材料。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地区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可知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非常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已成为提供附近民众日用器物的窑场。元代后期开始，成规模的瓷器生产即告结束。

　　三、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包括2座保存较完好的五代窑炉、1座宋代窑炉、3座金代窑炉，这些窑炉大都具有大而深的火塘，发达的通风道和宽大的烟囱，十分适合要求很高烧成温度的定窑瓷器的烧成，具有不同于北方其他地区馒头窑的独特特点。如在北镇区T2内清理出的金代窑炉（Y1），是迄今清理的保存最完整的定窑窑炉，由通风道，风道门、窑门、火膛，窑床，烟道墙，烟囱和护墙等部分组成，其3.18米长的通风道、2 米深的火膛、前宽后窄的窑床、有隔墙但又相通的烟囱，为我们全面了解金代定窑的窑炉结构，进而探讨定窑的烧成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例。此外，清理的一些作坊、灰坑和其他遗迹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涧磁B区清理的一处作坊，其中有6口盛放原料的大缸、大陶盆及相关的池子，规模巨大；还清理了一处烘坯作坊，也颇具规模。定窑薄俏的胎体、发达印花装饰，恰巧与成行和烘干有密切关系，这些遗迹的清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成形工艺和研究当时生产管理的相关问题都十分有价值。在涧磁C区，清理了一条长达55米的金代石围墙，这条围墙用双层石块砌出夹墙，下部用大匣钵或多层夯土为基，建造十分讲究。是目前在窑址上见到的最费工的围墙，以前的发掘在围墙以内发现过大型石碾槽和窑炉，推测其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坊的界墙。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在燕川区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大型冶炼遗址，堆积层厚达一米多；出土了大批坩锅、炼渣等遗物。通过地面调查，发现其面积可达十万平方米左右。通过初步的科技检测，证明这是一处铅的冶炼作坊。这出冶炼遗址的时代为金元时期，这应该是依托定窑的高温熔炼技术而出生的冶金生产。与文献记载的金代曲阳设有钱监的事件相关。

　　四、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其中还有一些放古代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和精美的瓷塑制品；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碗盘等，都为我们研究定窑贡御瓷器的特征及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如果认为这些带款识的器物是用于贡御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迄比例可达1/3左右。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与考古发现的汝窑的贡御体制似有一定的差别。

　　对定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令我们十分兴奋的成果，田野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已开始室内整理，不久即可将丰富而全新的材料呈现于学界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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