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多色釉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内绘青花，外画洋彩、珐琅彩、粉彩，运用描金、镂空、转心、浮雕等多种工艺，极尽奢华，属于清代乾隆瓷器中的精心之作。2010年11月11日伦敦拍卖行班布里奇斯（Bainbridges）在伦敦郊外一个仓库里举行的一场私人遗产拍卖上，此瓶以5160万英镑（约合5.54亿元人民币）刷新中国工艺品拍卖世界纪录，亦为中国文物拍卖的最新纪录。

　　如同股市一样，每年初，中国收藏界都会讨论一个话题，也即“后市如何”。每次，都是众说纷纭。到了今天，2011年初，关于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后市，人们的意见可以说是空前的趋同，倾向于一个字：“涨！”

　　因为，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化。

　　因为，国家坚持调控楼市的决心没有变化。

　　因为，股市低位运行、窄幅波动的状态没有变化。

　　因为，城市化建设导致家庭装饰需求的巨幅增长没有变化。

　　因为，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特别是精品文化需求的增长没有变化。

　　因为，老百姓的钱需要保值、需要增值、又办法不多的状态没有变化。

　　更重要的是，国家、机构与个人，海内与海外，国人与洋人，主观与客观，生意与理想等等，关于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伟大未来之评估都没有变化。

　　而其内在动因，则是在2010年，从年初到年尾，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是涨声一片。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总成交额为502亿余元人民币，较之2009年的225亿余元人民币增长了123%。年度成交额过500亿元人民币，曾经是人们预定在2013年的目标。届时，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将跨入第三个十年。

　　在2009年4件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成为亿元拍品之后，2010年又有10余件拍品跨过亿元门槛，且由瓷器、古代书法、古代绘画扩展到古代乐器、玉质印玺、近现代绘画与掐丝珐琅器等。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亿元俱乐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品种已然多样。

　　亿元拍品的批量出现不仅确定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亿元时代的形成，而且推促了“货好即价好”概念的普及，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理性成份明显提高。也因此，贯穿2010年的“涨声一片”，有理由获得大家的“掌声一片”。

　　不过，在“涨声一片”与“掌声一片”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即使是获得了天底下的“掌声一片”，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依然有困难需要克服，有漏洞需要填补，有未知需要求索，特别是有些问题需要讨论。

　　进入拍卖领域的资本可谓有力度，却不知其品质如何？

　　2010年10月7日，香港，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经过几十次叫价，中国瓷器拍卖世界纪录由此改写为2.5266亿港元。

　　一个多月后的11月11日，在英国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清乾隆多色釉镂空转心瓶以5160万英镑(约合5.54亿元人民币)成交，再次刷新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

　　记者目睹并见证了香港纪录的产生，伦敦纪录只是耳闻。香港纪录是在国际拍卖巨头之一的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中产生的，而伦敦纪录是在英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拍卖公司Bainbridges举行的一场私人遗产拍卖会上产生的。香港纪录的创造者是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她曾经创造过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而伦敦纪录的创造者听说是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记者多方寻求佐证，反复与专业人士讨论，得到的结论都是：伦敦纪录是真实的，确有其物，确有其事，确有其人。

　　由此，我们联想到2010年的许多场拍卖会，联想到年度总成交额与公司年成交额、场成交额纪录的产生与更新，联想到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各品种、各年代纪录的产生与更新，我们不难发现，在2010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中，天价的产生、纪录的创造，大多不是那些香港、台湾的古董商人与艺术品经纪人所为，而是非专业机构及其代表的手笔，也就是说，在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引领风骚的，不再是人们常说的小本经营的“行家”，而是呼风唤雨的大资本，所以，他们既不酝酿，也不迟疑，高举高打，快速推进，可谓力拔山兮气盖世。

　　人们说，只要有中国的好东西，就会创造出天价，因为，哪儿有好东西，哪儿就会有中国买家。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就中国瓷器拍卖出现新纪录评论所言：来自中国、伊朗、埃及和印度的人们正不惜代价地买回他们失去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因为战争或是西方收藏者的掠夺而流失海外。

　　正是这些“不惜代价”的豪情而得到“瓷器爱国主义”的“嘲讽”，也正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壮举而让海外古董商人获了暴利还骂人“愚蠢”，也正是这些不由分说的大胆而让人们担心其后劲如何……

　　来自各方的议论与担忧也得到了一些事实的证明：

　　清乾隆御宝“信天主人”交龙钮白玉玺以超过1.2亿港元成交，虽然刷新了御制玉玺世界拍卖纪录和白玉世界拍卖纪录，但其十足的“圆明园所有”性质说明了内地竞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其行为等于承认了侵略者及其后人对于战争掠夺物的非法拥有，也使国家的相关追索行动难以开展。

　　汪精卫、陈公博、郑孝胥等汉奸文人从事汉奸活动时的书法或手迹在一些拍卖公司的大型拍卖会上出现并成交，而竞投者并非都是其部属或后人，也不是外籍人士。拍卖公司的唯利是图与收藏者的糊涂、短视无疑说明——民族大义与道德标准在收藏界常常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这许多年来，中国美术界、书法界的头头脑脑、活跃人士可以说是每年一个价格、几年一个台阶，其作品要价堪与古人争锋，欲与大师比肩。其实，一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其作品虽不是无人问津，最少是价格大打折扣。基于此，当代中国书画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远不及其自售价格高。但是，在社会上，在画廊里，他们的作品并不是有价无市，且买卖不小，这说明拍卖会外，也有大资本在运行，也有大问题待讨论。

　　在拍卖会上，有投机的资本存在与运行，但在收藏领域，一旦进入，多数资本会由活期的变成定期的，定期的变成长期的，因为，文物与艺术品的诸多特性中，有两个特性是不能忽略的，也即：变现不易与日久生情。所谓变现不易，就是东西要变卖换成现金不是可以说到做到的，文物与艺术品市场既有周期略长的特点，又有品种轮作的特点，所有人可以割爱套现，但要想立竿见影、总有收获是靠不住的。所谓日久生情，就是说文物与艺术品不同于股票，是可以把玩欣赏的，一旦上手，情则生矣，有了情便难舍难分了。既难以变现，又不忍离去，这对于性喜腾挪的资本而言，可都是不利因素。

　　所以，在拍卖会上大有作为的资本，在发力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确定的问题，否则，可能覆水难收；已使劲之后，又应有一个修养的问题，否则，可能难以长久。收藏考验力量，这力量既包括爆发力，更包括持久力。因此，计划进入收藏领域的资本，要三思而后行。已经进入的资本，要耐心修炼内功。不提高认识，不增大内涵，不强化品质，在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的资本是不容易扎下营盘的。

　　资本在亿元拍品上体现的认真与深入，能不能执着并扩大？

　　从那些亿元成交物品来看，竞投者的研究与考量是认真的、深入的，有些甚至是独到的，多数是先行一步的。

　　中国古代书画，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也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有重要一席，其中的优秀之作，特别是那些无物可比、稀缺性强的作品，其价格上限基本不存在，钱的概念已然失去意义，如宋代曾巩、朱熹、黄庭坚的真迹，宋徽宗的写生作品。明代吴彬与清代徐扬的作品一在艺术性上见长，一在历史性上见长，二者的价值不可小觑，价格的高昂自然可以理解。

　　中国近现代书画，于艺术性、思想性与距离感诸方面都有着优势，徐悲鸿、张大千、李可染等都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包括齐白石、傅抱石等作品成交价近亿的艺术家，其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一鸣惊人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就在于其重要作品是否应声而出。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的瓷器与工艺品，因为创作条件的优越与创作环境的宽松，因为创作要求的严格与创作标准的高迈，故有惊人之工艺与动人之魅力，而得到中外人士的推崇，得到市场人士的追捧。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槌瓶，因珐琅彩瓷器的存世量极其有限而得以过亿。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因收藏家“中意就要买，再贵都值得”，别人无话可说。北宋名琴“松石间意”屡获官府递藏，保存完整，为北宋官琴唯一典型，理应得到崇高礼遇。清雍正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有明显“圆明园所有”的特征，不过，以上亿投入而拥有的系海外人士，也就没有强求的理由。但是，这种于理不足的事情，无论中外，都应当回避为上，毕竟，自己的钱是干净的，何必去换一件不干不净的东西而让人欲言又止呢。

　　让人欲言又止的行为，发生在亿元俱乐部的还是个别现象，较多的则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士竞投其它物件时，体现出来的观念却是有失水准。譬如说在古代工艺品收藏方面，他们有的对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工艺品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认为凡用料考究者，非造办处制造莫属；凡器型硕大者，非造办处制造莫属；凡工艺精致者，非造办处制造莫属……他们知道，清朝皇家所有的造办处多为大手笔，料好工精，但他们似乎忘记了，如今的伪造者也有不是孤军作战，也有不是小本经营，而是大资本运作，大兵团作战的，正是这些财大气粗的伪造者编造或利用了人们对于清宫造办处的痴迷，而不断地推出皇家收藏或皇家使用的“工艺精品”、“国家重器”上市，其中有新造的，有拼凑的，有改造的……再配备有权威机构人士撰写的专文佐证。正是这些缜密的安排致使一些人士不再保持警惕、不再执着于推敲、不再认真地思想，在大江大海里能行船的他们，有时却在小河小汊里翻了船尚不知。

　　买了赝品尚不知，买了次品尚不知，因为被“托”多花钱尚不知，因为炒作多花钱尚不知，这些有钱人犯的不大不小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没有研究与防范的能力，而是他们因为钱小而不认真，因为钱小而不努力，因为钱小而不求人，其实，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小，合而计之甚至有些惨痛。而且，他们的这些粗疏与失误又影响到其他人士及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

　　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涨声一片不可能在新的一年戛然而止，但也不能想象未来都是天空如此晴朗，海风如此和畅，潮水如此澎湃。特别是那些有大资金、用大动作、瞄大目标的人们，应当把自己的力量汇入学术、艺术与投资并举的大流中，汇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大流中，汇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流中，由此，方可风劲帆正，击浪前行。记者 邵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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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晋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后世摹本），又名《告姜道帖》，绢本，最早见于北宋《绛帖》，后经《宣和书谱》著录，当时共有九行，后被一分为二，此为前半部，纵24.5厘米，横13.8厘米，保留了前四行计41字。该帖经乾隆二次题识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隆盛赞该帖“可亚时晴”（《快雪时晴帖》）。在中国嘉德2010年秋拍上以3.08亿元人民币成交。

　　徐悲鸿中国画《巴人汲水图》（局部），高300厘米，宽62厘米，创作于1938年，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生活景象的艺术珍品，为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构图匠心独运，将巴人汲水的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并以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石阶贯通其中。在北京翰海2010年秋拍上，作品以1.71亿多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徐悲鸿个人作品拍卖纪录，打破了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纪录，也创下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世界纪录。

　　元王蒙《秋山萧寺图》（局部），先后著录于明代《珊瑚网》、清代《佩文斋书画录》、《式古堂书画汇考》、民国《虚斋名画录》。此作以五代南唐董源、巨然为宗，取“北宗”崇山峻岭之构图，取“南宗”抒情写意之手法，在层峦叠嶂、丘壑深密的苍茫中寻求心象表达，以“繁线密点”将境界表现和笔墨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追求主客同一、物我相融的境界，其中既有对传统技法的延续，也有时代新风下的创变，在北京保利2010年春拍中以1.36亿多元人民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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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北宋黄庭坚《砥柱铭》手卷（局部），纸本行楷，无年款，高37.6厘米，长824厘米，内容为黄庭坚生前敬仰的唐代宰相魏征的《砥柱铭》，全文600多字。原为日本有邻馆收藏。于北京保利2010年春拍中以4.36亿多元人民币成交，目前为中国书法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

　　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清代装饰工艺“轧道锦地”的杰作，以细针状物在釉面上刻画纹饰以表现“锦地”效果，所绘纹饰色泽艳丽，重叠交错，细致缤纷。该瓶在香港苏富比2010年秋拍上，为香港收藏家张永珍以2.52亿港元购得，约合2.2亿元人民币。

　　宋佚名《汉宫秋图》手卷（局部），设色绢本，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为南宋初宫廷院画佳作，有乾隆御题的引首和四首御题诗。此作以汉武帝甘泉宫候驾西王母为题材，绘殿宇回廊、池桥河汀、湖石舟楫，其间人物聚离动息，各自顾盼，气息幽倩，古意盎然。其典雅工丽的风格，沉稳劲峭的技法，颇有宋代画家李唐、刘松年之意态。此作在北京保利2010年秋拍中以1.68亿元人民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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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宋徽宗御制清乾隆御铭“松石间意”琴，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东京“官琴局”制、内府宣和殿“万琴堂”藏、清乾隆六年（1741）年装匣。清乾隆七年乾隆赏玩御铭、清晚期后由北平“蕉叶山房”张莲舫秘藏，1953年为上海琴人樊伯炎重金购得。著录详尽，堪称完璧，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拍卖市场上现身的最为珍贵的一张古琴，也是北宋官琴现存于世的唯一典型。在北京保利2010年秋拍上，以1.36亿余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中国古琴及中国乐器拍卖世界纪录。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槌瓶，专为皇室而造，瓷胎于江西景德镇烧制，再运往北京紫禁城内宫珐琅作坊绘四季花卉纹饰，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于民间的很罕见。该瓶最初是贺璧理的旧藏，最终成为了戴润斋的珍藏，流传有序。在香港苏富比2010年秋拍上以1.4亿多港元成交，约合1.22亿元人民币。

　　清八大山人《竹石鸳鸯》，立轴中堂，高约120厘米，宽65厘米，以墨笔作于明代灰纸上，创作于1705年，为八大山人晚期风格的代表作。此作构图取对角倚斜之势，画两鸳鸯依偎于山石之上；右上危壁兀立，有芙蓉扎根壁上，旁见侧出，偃仰敷荣；实景相对之间留空，恍若有万顷碧波，极目难测，咫尺之间，意象萧远。此作在杭州西泠2010年秋拍上以1.18亿多元人民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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