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水街 吴冠中 资料图片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鼓”、钱塘潮、绿水青山、国风雅韵，诗画江南与人文亚运交相辉映，把“江南”文化意象中蕴含的清新灵动、厚重典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回顾近年来火出圈的文艺作品，诸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春晚节目《忆江南》《碇步桥》，不少都自带“江南范儿”。那么，何谓“江南”？“江南范儿”又是如何炼成的呢？
宋代柳永《望海潮》开篇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此处之“三吴”“钱塘”即为江南的重要地理符号和代名词。词中的描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流传千古，可谓精妙。但说此地“自古繁华”，却带有几分夸张。即便抛开杭州一隅，从宽泛的“江南”来看，诗人们反复吟咏的这片“佳丽地”，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塑。
“江南”的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其含义在不同语境下又有变化。今天通称的“江南”，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江东”或“江左”。“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大体上包括了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江南”。电视剧《琅琊榜》以地处江南的南朝梁为背景，主人公梅长苏的外号便是“江左梅郎”。唐代设有“江南道”，面积广大，包括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此后，作为行政区划概念的“江南”，随着朝代变迁而变化，直至清乾隆年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地理概念的“江南”，则逐渐固定为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也正是在人文交流和层累积淀的历史演变中，文化以其独特魅力跑赢了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把诗情画意的江南定格在了中华文明史上。
其实，在先秦时期的中原人士眼中，江南是“文身断发”的蛮夷之地，其人尚勇好斗，和今天人们熟悉的“江南范儿”大相径庭。秦代到汉初，江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火耕而水耨”的原始农业时代，虽“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而且由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片土地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可爱。西汉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就对南方生活忧心忡忡，深恐“寿不得长”。然而，没过多久，情况悄然变化。汉朝以后，全球气温降低，江南一带的气候变得适宜耕种和居住，迎来了改命更生的天赐良机。如果说土地开垦和经济发展为江南的繁盛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深刻而广泛的人文交流，则不断为“江南范儿”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历史地看，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以后，以人口大规模南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和融合，顺应了自然环境变化的大趋势，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江南的面貌，促使“江南”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时间。
史学家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永嘉之后，大批中原世家南渡避难，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雅致的士族文化给彼时的江南注入了诗性内涵，有力推动了“吴越之风”向“江南文化”的转变。《隋书》写到南北朝时期文化状况时说：“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这一时期，许多重要文化成果都出自北方移民或其后裔之手。范缜的《神灭论》、钟嵘的《诗品》、周兴嗣的《千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为例证。到了唐代，太湖流域之富庶繁华愈发明显，“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据两浙十九也。”安史之乱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用诗人李白的话来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有学者统计，从整个唐朝的诗人人数来看，北方远远超过南方，但安史之乱之后，南方诗人人数大幅提高，与北方不相上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江南在文化发展之路上进一步发力。正如清代靳辅所言，江南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据研究，这次人口大迁移从1126年（靖康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279年，总人口达500万人之多，让南方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旷日持久的移民波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今天的海南岛，而移民分布最多的则是南宋政权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一方面，“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诸多学者大儒在此会聚，李清照、辛弃疾等文人雅士在此居停，大大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批职业艺人集聚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城内外共有娱乐场所“瓦子”二十多处，观众多时达到千余人。各种文化表演行当五十多项，艺人五百余人，他们或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奇，或表演杂技马戏，或演出杂技影戏。
斗转星移，文以随之。当历史行进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以成熟绚丽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明清两代，平均每7个进士，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明代状元，四分之一来自江南地区；清代状元，江南地区占半数以上，以至于苏州文人汪琬把状元称为当地“土产”。科举场上的得意，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标志的《红楼梦》、“三言二拍”、《牡丹亭》等名篇佳作大都打上了江南的印迹，也正是这些文化经典最直接地塑造了流传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见，“江南范儿”是历史的产物，正所谓“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历代文化人对江南山水风物的描摹、对江南文化精神的阐发，则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江南”在地域上大体对应太湖流域，对其最动人、最通俗、最精炼的表述，当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把“江南范儿”比作一套华丽的服饰，苏州和杭州无疑是最称职的模特儿。苏杭之盛名联袂流传，又离不开文人的妙笔。据柴德赓研究，苏杭连称始于白居易，他的诗中并提苏州和杭州五次，如“苏杭自昔称名郡”“江南名郡数苏杭”，《和我年三首》中的“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更是以自己曾在苏州、杭州任职而自豪。
白居易的诸多江南主题诗篇中，《忆江南》最为脍炙人口，生动表达了他对江南的眷恋。“春来江水绿如蓝”“郡亭枕上看潮头”，当我们品读这一名篇，会发现，“水”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地理上看，“地势倾于东南，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卑处，故宜多水”，在这片水乡泽国，先民“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探索出一套完备的水利系统，“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不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塑造了江南独特的文化景观。从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张缵的《南征赋》到苏轼的“一叶舟轻，双桨鸿惊”，再到近代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丰子恺的《塘栖》，在历代文人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中，“水”的出镜率可能是最高的。
水多自然船也多。水和船，构成了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江南范儿的美学底色。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是某读书网站高达9分的网红书，其创意即来自“夜航船”这一盛行于江南的独特景观。在水乡，船应用于生活方方面面，买书有“书船”，收租有“账船”，名医出诊坐“郎中船”，迎娶新娘有“迎亲船”，还有服务于香客的“烧香船”。江南之人，“不独丈夫能操船，妇女亦能之”。还有在船上讨生活的群体，一如阳澄湖渔歌中所唱“一条网船做世界，芦扉当瓦舱当床。船头行灶烧饭吃，船艄呒处晾衣裳”。江南的船，其意义超越了生活用具，直接介入文化生产和消费之中。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初有航船、游山船、座船、长路船，今为浪船、楼船、朱兰、翠幕、净如、精庐”，足见舟楫之多样丰富。清人厉鹗专为杭州西湖游船所写的《湖船录》，记载游船近百种之多。清代苏州、金陵等地还有专为游船提供饮食服务的船只，被称为“行庖”“火食船”。船不仅用来游湖，还用作“戏台”。对此，清代笔记有生动记载，“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艄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旁”，“每岁竞渡市，合伙驾栏杆驳船，往来于山浜及野芳浜等处，冀售其技。每至一舟，则必葛袍缨帽，手递戏目，鞠躬声喏于前舱。搬演一出，索值一二百文不等”。就连明末清初来到杭州的传教士卫匡国也说，“千真万确，在湖上划船荡漾而行，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舒适和令人愉快”。到了近代，活跃在水乡的各色船只依然是江南范儿不可或缺的内容。鲁迅《社戏》中在船头上看戏，在船上煮吃罗汉豆，就是如此。丰子恺在桐乡老家居住期间，常把书籍、衣服等所用之物放进“写生画船”，摇到哪里“靠夜”，便在那里上岸写生作画，生趣盎然的《野外理发处》《三娘娘》等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文化江南，重重似画，曲曲如屏，品之如醉，探之弥深，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千百年来，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人性、运势与人情的频繁互动中炼就的江南范儿，就这样以其独有的风韵，活跃在文坛艺林，凝结于风土民俗，镌刻进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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