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 篆刻 释文 意与古会
“意与古会”,曾被邓石如等人刻成印文,也被后来的很多艺术家奉为座右铭。他们肯定都曾经对“意与古会”思忖久之,它也确实是值得反复琢磨的美学命题。
“意与古会”是一种无主语命题,这种命题在中国美学史上是十分常见的。无主语,造成语焉不详,但是语焉不详未必导致意义匮乏,它反而给我们留出了更大的阐释空间。
一 意与古会之“意”
如果按照语言学家弗雷格对语词和概念的分析,可以将一个语词视为“涵义”和“指称”的组合,我们可以说,“意”有涵义,但是指称不明确,需要在具体的上下文中辨析。我们也可以将“意”视为主语,这时,“意”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将意与古会视为无主语命题,我们要深究意与古会,首先要追问的就是:意者,谁之意?
意与古会中的“意”,可以是单数的:我的意,也可以是复数的:我们的意。如果是前者,意与古会所强调的就是:我的意独特、独立、独行,与众不同;如果是后者,意与古会暗示的就是:我们的意强大而趋同,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倾向或潮流。
意与古会中的“意”可以分解为多种层次。它可能是作者心中久久蕴蓄并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抒发之意,它也可能是观众观看作品时从作品中随机提取和捕捉之意,还可能是作者倾泻于作品之意、作品呈现之意、观众感发之意的三者聚合之物。这几重意,有相似、有交叉、有重叠,但是也有可能南辕北辙。作者之意,不等于作品之意;而观众之意,则更不一定是作者和作品的单向传输赋予观众之意,观众之意必然会有自己的误读或正解、臆造或创造。此意未必同于彼意也。
意非理,理可以条分缕析,意难以昭晰透明。意非言,言有尽而意无穷,言有如筌蹄,意却多半处在飘忽、虚无、模糊、变异的状态中。意有可表者,亦有不可表者。意之可表者,有赖于言;意之不可表者,则有赖于象。意非象,但是意与象,互相依存,互成奥援。中国文人选择书法之象表情达意,形成了数千年的强大传统,不断积累了庞大繁复的书法之象,与此同时,也不断扩展了意的集合。中国人精神意蕴的丰满繁富,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书法之象对人的持续滋养,或者人对书法之象的长期玩味。
二 意与古会之“古”
意与古会,也可以理解为与“古意”会。古意,就是古昔之意、古人之意、古代经典艺文之意。
古与今相对,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古与今被强调的维度是各各不同的。在某些人看来:古是旧的,今是新的;古是简陋的,今是遒媚的;古是蒙昧的,今是文明的。在这些人眼里,古是遭遇贬抑、饱受同情的弱者。在另一些人看来:古是雅的,今是俗的;古是朴素的,今是雕琢的;古是恒定的,今是流变的;古是厚重的,今是轻薄的。在这些人眼里,古是备受赞美、值得礼赞的对象。
但是,对古的阐释不可能被垄断,艺术史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扩容或刷新,艺术史也不断被人类新观念颠覆或改写,对古和古意的阐释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例如:在《淳化阁帖》编辑者王著的视野中,古意对应的就是魏晋以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佳作;在康有为写作《广艺舟双楫》的时代,古意变成了包括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的儿女造像书法的气息;在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书法界的集体意识中,古意的书法一直往前追溯,直接抵达殷商时代,中国书法的艺术之旅被不断延伸、不断扩展。因此,即使是同样赞赏意与古会者,他们内心对古意的指向也可能稍有出入,甚至格格不入。从当代书法篆刻家们的创作实践取向之多样、风格之缤纷,可以断定:意与古会在他们的心中分别折射出了不同的成色。
三 意与古会之“会”
意与古会中的“会”,是领会,也是会聚。如果把“会”解读为领会,意与古会,就意味着我们对古人达到最大限度的认同与欣赏——这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感在艺术交流和传播中所能达到的和谐境界,这时,今人主要是接受者,面对古人垂手而立;如果把“会”解读为会聚,意与古会,就意味着我们与古人一道凭借人类神奇的艺术智慧不断对话与创造,持续刷新审美指标,接力塑造书法艺术的当下与未来,这时,今人主要是创造者,比肩古人毫不愧色。
与其他艺术直面社会公共生活、介入现实人生不同,书法主要面向个体的精神生活、渗透入充满审美情趣的个体生命。与电影、戏剧、小说等其他艺术媒介相比,书法确实存在表达能力方面的诸多局限性,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它纯粹、直接、抽象、简易,特别强调单一个体自身与庞大而又复杂的艺术史的联结,所以,一个人一旦选择书法,必须具备满腔热情,更要具备足够耐心,对书法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土壤和历史资源保持起码的谦逊和敬重。
但是,即便如此,也必须指出,一味地强调意与古会,也可能导致故步自封、僵化呆板的保守主义,或孤芳自赏、厚古薄今的古典主义——这时,意与古会被当成了艺术目的本身。意与古会完全可能酿造出法古为新、融汇古今的崭新的艺术奇葩,这要求艺术家不仅具备超乎常人的真诚、勇气、才华,更要具备高远的理想——这时,意与古会仅仅是一种创造途径和艺术策略。所以,对于在书法传统的巨大焦虑中寻求突破的艺术家来说,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