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4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对松岭山脉及努鲁尔虎山之中的凌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玉鸽

　　最早在辽西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是考古学家梁思永。1930年他主持完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发掘后，转道进入赤峰、林西开展考古调查。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实物资料。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梁思永的建议，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由此可知，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发现与命名最早、知名度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1981年，以孙守道、郭大顺先生为代表的辽宁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并试掘了牛河梁遗址，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像、“五冢一坛”横空出世，玉雕龙和斜口筒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了世界。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的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是由于牛河梁遗址的突破性发现，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使得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卷龙 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

　　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古，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建立，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在公元前3300年之后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体现出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可以动员相当的人力、物力完成一些大体量重要建筑群的修建。

　　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是当时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以20世纪80年代敖汉旗境内文物普查资料为例，全旗境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606处，其中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便有477处，约占遗址总数的78%。从遗址的规模看，小型遗址仅有4000—5000平方米，大型遗址的规模可达2—3平方公里。相比而言，小河西文化尚未发现大型聚落，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均不足10万平方米，与红山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红山文化复原图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公里，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出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遗址。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制陶业高度发达，除日用陶器外，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专属祭祀用陶器。

　　从积石冢和祭坛的形制看，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但在祭祀遗址数量、规模、布局和位置的选择等方面，红山文化晚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是社会变革的有力证据。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加剧，等级制度确立。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石棺墓，砌筑棺壁的石板达17层，随葬的玉人、玉凤和斜口筒形器代表一种新型的高规格玉器组合关系，其中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而中小型墓葬的规模偏小，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偏少。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

科学与艺术成就引人注目

　　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房址和灰坑内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鱼骨，是当时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实证。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发现了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经鉴定有黍和粟两个品种，证明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时开始形成，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结束干凉阶段，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第4号墓玉人

　　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行业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建筑技术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建筑群体的规划与设计上。牛河梁遗址宏伟的规模及坛、庙、冢规整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红山文化晚期建筑业最高成就的体现。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考古学家冯时认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也就是说外衡周是内衡周的两倍，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的两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的记述颇为一致。天文学知识的日渐积累，对于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山社会意义深远。天文学研究成果为揭示遗址蕴含的多重功能提供了新视点。

　　红山文化遗存对人物、动物的刻画多采用写实手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草帽山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和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目嵌玉片陶塑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五官端正，神态逼真。猪首龙、龟、鱼、鸟、鸮等动物造型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类，对动物体态的准确把握和精练雕琢尽显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艺水准。

　　作为主要艺术成就之一的彩陶，在红山文化早期晚段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发展成熟。彩陶纹样全部为抽象的几何形图案，既有单一母题纹样，也有复合纹样，在日用陶器和祭祀用陶器上均被广泛应用。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红山文化陶器群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彩陶与压印之字纹陶共存，彻底改变了本地区延续已久的压印压划纹饰夹砂陶所占的一统局面。

　　进入21世纪，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和考古报告的出版，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敖汉兴隆洼遗址第二地点、赤峰魏家窝铺、上机房营子遗址、朝阳小东山遗址的发掘，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时期房屋形制与聚落布局的认识。魏家窝铺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红山文化居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已清理出103座红山文化中期及偏早阶段的房址，聚落布局得以揭示。敖汉草帽山和凌源田家沟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和祭坛，出土神态各异的石雕人像和成组玉器，为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存和埋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辽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石、玉器等遗物，为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是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的纽带，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广泛吸纳，博采众长，凝聚精华，是红山文化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以“坛庙冢、玉龙凤”为特点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是重要的文化成果，使距今53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成为研究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

　　红山玉龙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红山文化玉龙曾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虽然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怎样估价红山玉龙的文化价值均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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