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笔者在本地农村发现一枚清代贵州官钱局银锭（见图）。此银锭呈圆形，周围边沿凸起，形状若小盘子，中间平坦，中心有一小钮，钮旁各镌刻有竖行“贵州捐局”楷体字样，底部略有细小的蜂窝状。所谓捐局，即指清代专掌管捐纳事务的机关，如在中央内则为京捐局，在地方者则为外捐局，如甘捐、黔捐等。该锭银质精良，造型工整，品相尚佳。

　　笔者所在的望江县，位居长江中下游之交的北岸，而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两地相距甚远，加之之前并未见过贵州银锭的芳容，此次能够在本地遇见感到很新奇。由于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文博工作，对于这枚贵州银锭的发现，自然喜从中来。在此借助这枚贵州银锭，一起来探讨一下我国古代银两币制的发展与演变问题。

　　贵州是我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一直有用银的习惯，自明代建立贵州省治后，随着各级行政建置的不断完善和经济逐步发展，商业贸易网络初步形成。但由于贵州远离中原，经济长期比较滞后。到清末，贵州经济仍然发展缓慢，货币制度极为紊乱，地方财政收支也日趋难以维持。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州巡抚庞鸿书为整顿地方混乱币制，奏请朝廷设立筹建贵州官钱局。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贵州官钱局正式成立，总局设在贵州省城贵阳，同时在贵州省内遵义、镇远、安顺、铜仁、古州及四川的重庆、湖南的顺德、湖北的汉口等地设有官钱分局。当时贵州官钱局铸行银锭计有数种：“贵州官钱局”“贵州官钱局估平一两足银”“黎平官钱分局”三种一两小锭（饼）和“镇远钱局一两、五两、十两锭”，另在清早、中期还通行过“箩萝银”“茶花银锭”等，这种“茶花银锭”，是贵州独有的品种，比较珍贵。

　　从上面谈到发现贵州银锭的情况来看，不禁会联想到我国古代银锭的发展与演变，对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制度情况，是极其有益的。下面就让笔者从头说起。

　　银锭，俗称元宝，它是属于中国旧时银两中的一种称量货币，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始于汉代，历经隋唐，两宋、金、元，盛行于明清。从唐代说起，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各项政策措施，较为井井有序，在税收以及财政收支上都是大量使用白银，什么“庸调银”“税商银”“矿山银”“税银”等，如1970年陕西西安唐代墓葬出土四枚“庸调银”，形状为圆形，银绽上面刻有大量文字，为岭南、怀焦等县交纳的“庸调银”。同年，河南洛阳也出土面文阴刻“二十三两”的唐代银饼。两宋时期，白银更是成为当时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对银两的成色在交易中十分重视。据南宋《居家必用宝货辨伪》一书记载：当时白银已有十几种名目，什么“金漆花银”“浓调花银”“茶色银”“大胡花银”“薄花银”“纸灰花银”“细渗银”“鹿渗银”“断渗银”等。另外还分为官铸和民铸两大类，一般形制为银锭，民铸银锭上面刻有店铺号、工匠名以及标明银两成色，官铸银绽上面铸有“××州”三字或“盐务税”“出门税”等字样。金代也铸行银锭，如“承安宝货壹两”，大致分为盐银锭和税银锭两种。元代银两较大的品种，计有扬州银两和平准银两，如1956年山西太原出土元代至正十四年（1722）银两，上面刻有铸地、时间、重量和铭文，背面还阴刻有较大的“元宝”二字。同年，江苏出土元代至正十四年（1722）平准银两，上面铸有“铸银官子杨良口”等字样。到了明代，由于这时墨西哥、西班牙等国的银币，通过贸易换丝绸、瓷器等渠道大量进入中国后，可是当时朝廷又将这些银币熔化再重新铸成船形元宝，致使当时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乎从明代开始了银锭船形的铸造，其形状，四周有圆沿，中腰两端渐翘起，呈船形锭式，周沿内则形成椭圆形锭面，上面刻有铭文。到了清代，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银锭各地均有铸造，大致以道光为分水岭，一类是道光以前，一类是道光以后，特别是从道光以后，大部分省份都铸造银锭，那时官铸和民铸几乎形成了并蒂莲开之势，形状也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计有船形、束腰形、葫芦形、马鞍形、方形、马蹄形等，与此同时，清末还实行有实银两和虚银两之分。所谓实银两指的是实际流通的白银，如银锭；虚银两指的是一种记账货币，有一定的含银量，并无实物，如上海的“规元”、天津的“行化”、汉口的“洋例”等虚银两，只用以记账，实际支付时则须折转为银元才行，这种银两货币制度，一直到民国初实行废银两改元以后，才不再使用，退出流通市场。

　　总之，笔者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货币的出现，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会随人们的意志转移，而是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应运而生，银锭也不例外。银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现，是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它不仅满足了群众生活的需要，而且对商业贸易交流以及社会经济繁荣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说，银锭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