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商业货币券，为抗战时期苏南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辅币，面值有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其中壹角券（图1）长12.5、宽6厘米，贰角券（图2）长10、宽5厘米，伍角券（图3）长10、宽5厘米。其中，壹角券和贰角券的正面皆以江南寺院、古迹为主图，伍角券正面仅以几何图案为饰；贰角、伍角券正面分别有“积成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和“每拾角兑付国币壹圆”等字样；三种券的背面皆为几何图案。

图2 贰角券正背面

图3 伍角券正背面

　　江南商业货币券均为1940年印制，平版印刷，制版精良，并于1941年间流通于苏南抗日根据地。其始印制于1939年底，是我党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在上海的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印制，且当时仅印券额、图案（图景）、年份等，并没有印明票券的名称、号码、印章（发行单位），将这些“半成品”运回根据地后，再加印成抗币的。

　　历史追溯到1939年，当时新四军东进到达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于当年底指示蔡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财办主任）筹办苏、常、太地区的江南商业流通券。“江南指挥部”派吴福海到上海搞该券的制版和印刷。吴福海秘密潜回上海，找到了他上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的老同学柳溥庆，柳溥庆当时在“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任经理兼总工程师，其弟柳培庆任公司“制版部主任”，他们商量印制苏、常、太地区的该券。该券分壹角、贰角（尚有伍角、壹元券），用“四达银行”行名，由“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秘密制版和印刷。为了防备警察和敌人发现，该券不印行名，行名另外做好照相铜版带到根据地再加印上去。该券都在晚上秘密进行印刷，印好后由吴檑海在海关工作的弟弟吴迪飞利用在海关工作的有利条件，把印好、切好的该券夹在四周用“洋线团”做伪装的木箱中，装船后亲自押送到苏、常、太根据地发行。

　　1940年5月，谭震林化名林俊，奉调进入苏南东路（宁沪铁路线常洲以东）地区，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兼政委、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创建了苏、常、太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当时在抗日根据地的流通领域内，曾一度发生了市镇、农村辅币缺乏的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日寇大肆搜刮战略物资，特别是对银元、银毫及铜元的大量掠夺，造成了市面辅币的紧缺。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代币券、流通券，乃至出现了擅自发放的圆以上主币，造成货币可以自由发放的混乱状态，货币管理已经到了无权威和无法制的局面。

　　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

　　为使各地票券趋于统一，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对根据地内部进行货币整理。1941年春，苏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经济委员会发布《整理与取缔代币券的暂行办法》，并成立商业货币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发行“江南商业货币券”。原先各公团、行商及个人发行的代币券等辅币逐一收回销毁，并依法申请领取使用“江南商业货币券”。申请经批准后，需将其基金20%不动产契书或单据一并缴送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再凭收据领取新券，新券加盖暗记后方可使用。

　　由此可见，“江南商业货币券”之发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且有充分的准备基金保证。所以，“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后，信誉很高，群众普遍欢迎，在苏南抗日根据地流通无阻，成为当年根据地内主要使用的一种辅币，原有的不良币券被逐一清除，根据地内各地区货币渐趋统一。

　　然而，当时的伪政权极力禁止“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发行和流通，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7月，日伪集中重兵开始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8月上旬，在日伪对澄、锡、虞地区实施第二期“清乡”前夕，新四军六师师部和江南区党委为适应斗争需要，决定撤销专署（即专员公署）、县、区三级公开的抗日民主政府。9月，日伪相继进入澄锡虞地区，开始第二期的残酷“清乡”，根据地大部分地区重新沦为日伪统治。

　　此时，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江南商业货币券”。同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载《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并刊载了江南商业货币壹元券的照片，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该券被迫停止流通，且大批新券毁于战火。

　　1945年6月，苏南成立江南银行，发行江南银行币壹圆、伍圆券，和江南银行江宁办事处辅币券贰角、伍角流通于苏浙皖边区。同年5月，新四军北撤时，银行用黄金、布匹、粮食收回了江南商业货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