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船队是在福建长乐等待信风，扬帆远航，驶向东南亚，直至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密切相关。早在宋元时期，福建产瓷就作为主要贸易物资进入环印度洋区域流转。目前福建保存有一百多处宋元时期古窑址证明了这一点。在东南亚直至环印度洋地区的东非诸多环印度洋地区出土的福建瓷也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汇录考究，管窥福建瓷在与环印度洋地区贸易历史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关系。

明代福建青花瓷片

　　人们在研究明代航海郑和七次下西洋过程中，发现郑和下西洋主要船型选用的是宋元以来流行的福船，下西洋船员大部分来自福建沿海船民，船队的蔬菜、淡水等补给都来自福建，而且郑和船队第二领导人王景弘也来自福建漳平。

　　2018年1月，笔者前往福建漳平协助拍摄航海家王景弘纪录片。在漳平王景弘研究会会长曹木旺、永福镇文化站傅丽芝陪同下，考察了漳平市永福镇西山鳌头宋代古窑址。笔者拾到十多片瓷片作为标本研究。

　　福建是多山少土、人多地少的省份。漫长的海岸，教会了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福建人充分利用瓷土烧成瓷器，再通过海洋贸易，成为维持生活的手段。特定的环境造就福建成为产瓷大省。据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李玉昆研究员调查发现“宋元时期泉州地区古窑址，晋江12处、南岸47处、惠安之处、安溪23处、永春6处、德化42处、同安6处，共计138处”。据《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输出》一文记载：“泉州两宋时期至元代的窑址发现163处，即德化42处、南宋50处、安溪36处、永春9处、晋江12处、同安8处、厦门3处、惠安1处、泉州2处，以生产青瓷和青白瓷为主。”如果以福建省来分类，大体可分为闽侯、华安窑、厦门窑、三明窑、莆田窑、漳平窑、光泽窑、南靖窑、漳浦窑、福清窑、德化窑，共十一个大窑系。据罗宜生著《漳平窑》一书记载：“仅分布在漳平境内的古窑址有30多处，但大部分窑址是烧制高温釉粗瓷。其中有永福鳌头的塘坑头、石鼓仑、平坑、上窑孟、东寨山、岭脚、古井潭、内洋头、龙仔坑等古窑址所生产的宋元时期清白瓷与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相类似，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当地老百姓又称西山鳌头有宋代青瓷十八窑。说明福建宋元时期治瓷业之兴盛。

　　前不久，海南省博物馆举办“大海的方向华光礁一号沉船特展”中，就展出沉船出水的一万多件珍贵瓷器。瓷器的窑口主要来自福建的德化窑、漳州窑、磁灶窑、闽清义窑、莆田窑、连江浦口窑、安溪窑等。华光礁一号沉船瓷器大量出水，仅仅是福建宋元时期民窑瓷器大量出口的冰山一角。

　　宋代中国的造船术及航海术都有了更显著的进步。罗盘和指南针广泛使用，使得中国海船有能力驶向整个环印度洋地区。“在唐代以前，中国人要乘外国船才能渡大洋，在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就是外国商人也纷纷改乘往来于波斯、印度及南洋之间的中国船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南针导航的国家。宋人朱彧著《萍洲可谈》记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则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根据这一记载可研究出宋代中国海船已经应用指南针了，中国远洋商船安全可靠，日夜可行，才致外国商人纷纷爱乘中国船。

　　中国古代“丝瓷之路”贸易的开辟，是有针对性的。中国丝绸通过波斯人之手，间接销往罗马。因为波斯人已经控制住印度洋沿岸各港口，把来自东方的船货购买一空。罗马人“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可见安息与印度转手买卖贸易的暴利。所以才有“罗马王安敦时代（161—180），须往经遥远而迂回之路程，方能远抵罗马之丝，其价值高于黄金”，中国丝绸成为罗马上层人士奢侈的需要。

　　自唐代以后，中国瓷器制作业逐渐成熟壮大，并迅速风靡于国际舞台，很快瓷器贸易超过丝绸。“因此中国又有‘瓷国’的美誉。就中世纪中国与非洲的经济交流而言，丝绸虽然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远远比不上瓷器。唐代及其以后中国运往非洲的瓷器，涉及地域之广、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

　　“非洲人民非常喜爱中国瓷器，他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而且在宗教建筑、规格较高的世俗建筑，乃至墓葬上也大量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因此，中国瓷器自然融进了非洲人民的生活中，并成为伊斯兰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香料、象牙导致环印度洋地区的东非成为瓷器的主要市场。“如果说北非的埃及地处要冲，并是伊斯兰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中心而导致中国瓷器大量进口，那环印度洋地区的东非除前述历史背景之外，当地盛产香料、象牙等宝货乃是其大量进口中国瓷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中国主动将环印度洋地区的东非作为瓷器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横渡印度洋、直航环印度洋地区的东非的主要原因。

　　根据郑和下西洋随团记者所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两书记载瓷器交易的国家有：暹罗、柯枝、忽鲁谟斯、榜葛剌、大呗喃、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龙牙犀角、花面、剌撒、三岛、祖法儿、竹步、木骨都束、溜山、卜剌哇、阿鲁、淡洋、吉里地闷、锡兰山、古里、天方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最多的是青花瓷、青白花瓷。

　　如果说非洲的香料、象牙为中国瓷器开辟了非洲市场。那么明永乐间非洲的麒麟（长颈鹿）也成为召唤郑和船队四次横渡印度洋直航环印度洋地区的东非海岸的原因。自古中国就以麒麟为瑞物之首。麒麟究竟是何形状，如同龙、凤一样，不可得而知。终于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秋，榜葛剌国馈送我国一只中国人从未见到的动物。而该动物的译音，恰与中国所称“麒麟”相合。为庆祝这种“瑞物”首次光临中华，朝廷举行盛大的歌颂仪式。明沈度作《瑞应麒麟颂并序》杨士奇、李时勉、金幼孜、夏原吉、杨荣等数十位大臣作诗歌以颂。汇编成《瑞应麒麟诗》达十六册，明成祖朱棣将麒麟看作国家太平吉祥的象征。郑和船队第四次下西洋开始远航非洲。大规模船队带去更多的瓷器，这些瓷器以实用型为主，其中大部分是运输最方便的福建瓷为主，换来更多的环印度洋地区的香料和象牙。

　　福建瓷器远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出国门，南宋开始，经济中心逐步南移，以福建地区为核心的外销瓷产区工艺逐渐成熟，产量急剧增加，涌现出一批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中国瓷器由此进入大规模外销阶段。福建瓷器为“海上陶瓷之路”作出重大贡献。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动了福建瓷器业发展。随着全球航路的开辟及早期全球化贸易体系的逐渐形成，以福建瓷器等为代表的外销瓷器风靡环印度洋地区，成为中国与环印度洋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对环印度洋沿岸范围内的各国物质文化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上福建瓷器外销环印度洋地区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宋元明历代福建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其次历朝政府均设立专门的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再则航海技术的进步，均为福建瓷器远销环印度洋地区提供了重要保证。福建外销瓷品种丰富多样，多作为日常生活用具，除了普通的与本地生产无异的生活用瓷外，在部分窑址与沉船遗迹中还发现一些具有环印度洋文明特色的陶瓷器，应是专门用于外销这一地区的产品。福建瓷器外销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波斯湾沿岸、非洲东海岸等环太平洋地区，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