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樽式银炉（图1），现收藏于江苏省溧阳市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1992年出土于原溧阳沙河乡新沙村的一座南宋晚期墓葬。银炉高8.1、直径10.2厘米，为直筒三足造型，周身装饰有弦纹，器型小巧可爱，风格简约古朴，是为宋人摹古的小品佳器。这种樽式炉原型系秦汉时期的酒器，在宋代多见于瓷器中，如宋代汝窑、龙泉窑中都有这种造型的器物出现。

图2 《亦政堂重修考古图》之携奁图

图3 《亦政堂重修考古图》之凤奁图

图5 河南辉县市出土带有“酒樽”铭文的汉代陶樽

图4 铜樽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

图6 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玉樽

　　当时宋人将这种三足筒状造型的器物命名为“奁”。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十）中收录一件带有提梁的“开封刘氏携奁”（图2）和一件“庐江李氏凤奁”（图3），并作注曰：“李氏录云奁或籢。后汉明帝上陵亲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则非独藏镜也，《世说》云：弹棋起自魏后宫妆奁之今观盖势颇类棋局。按今洛都宫中有弹棋局中隆外陀如奁。”这里的庐江李氏即李公麟，吕大临认为这件器物的器盖形式像弹棋局，而汉代建安中宫人以梳妆用具戏于妆奁之上，因此将其命名为“奁”。

　　北宋时期包括李公麟、吕大临在内的金石大家都认同这类器物的名称叫“奁”，南宋时期成书的《续考古图》（卷二）中收录了一件熊足造型的“涂金奁”。因此这件溧阳市博物馆所藏的银炉，在当时的宋人看来应是被称呼为“奁”或“奁炉”的，并且在宋人诗词文章中也屡屡有相关描写作为佐证。如范成大在其游记《吴船录》中记录其在峨眉普贤寺中看到有“奁炉”、陆游《夜游宫》曰“宝奁炷、麝烟初暖”、吕本中《蝶恋花·春词》说“睡起小奁香一缕”等。宋末元初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张俊在府邸宴会上进献给宋高宗赵构十六件汝窑的事：“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大奁一、小奁一。”这里提到的“大奁一、小奁一”即是汝窑中的这类造型器物。

　　既然宋人都已经称之为奁，那为何今人将其命名为樽呢？这是因为这种器物最早自带的铭文即为樽。1962年在山西右玉县出土了一批西汉成帝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有两件高25、口径23厘米的三足筒状青铜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隶体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图4）。2010年在河南辉县市孟电滨河湾小区工地出土了一件带有“酒樽”铭文的汉代陶樽，高16.7、口径21.2厘米，底饰三羊角神兽足，腹部用白色颜料竖写隶书“酒樽”二字（图5）。通过铭文实物可见古人最早即将这类三足筒形器称之为“樽”，而宋人将其误会成“奁”，以至于与真实的奁纠结不清。汉代樽具十分流行，有青铜、釉陶、漆器乃至玉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园中的祔葬墓刘充国墓中即出土了一件兽面铺首三足玉樽，这件玉樽高仅2.5厘米，应该是作为把玩的弄器。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有记载曰：“绍圣初，先人官长安府，于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民家，得一白玉奁，高尺余，遍刻云气龙凤，盖为海中神山，足为饕餮，实三代宝器。”这件宋人笔记中的白玉奁与1991年在湖南安乡县黄山头西晋刘弘墓中出土的玉樽（图6）实在是很相近。

　　宋代金石学的兴盛，好古之风盛行，被赞为汉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仿古器物，宋代的仿古器不仅仅在于形制的完全照搬，而是取其古意留作今用。这些仿古器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履行新的功能，如鼎、鬲、簋被改造为香炉，插花的盛器模仿古代玉琮造型。这些转变表明仿古器物有了新的环境，包括文人的书斋和其他室内空间。恰如这件溧阳市博物馆所藏的银樽炉，宋人以秦汉酒具为原型，设计为一文房清玩雅器，使其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真可以说是宋人杰出的文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