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舶庸谭》内页姜殿扬手书上版

　　民国时期国内书业的两大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无论是在出版数量、质量或品类上，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为《四部丛刊》题签之一种

为涵芬楼所印《史记》题签

姜殿扬信札

姜殿扬书联

　　其中，大型典籍类丛书的校印，更是奠定了这两家出版巨头在民国文教界、学术界乃至整个公共文化领域中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以《四部丛刊》扬名海内，中华书局则以《四部备要》深得人心；而这两部大型丛书的扉页题签，书法秀丽别致，业已成为众多读者印象深刻的一种品牌符号。

　　其中，《四部丛刊》的题签者，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姜殿扬，在丛刊印行前后，他还为多种商务印书馆出品的书籍题签，从规模数量上约略统计，他可能即是民国书籍题签最多者。

　　姜殿扬（？—1957），又名佐禹，江苏省吴县人。其人在古籍校勘、版本研究、书画收藏和书法造诣等方面都颇有功底。他虽任编辑之职，实有文士之风。但他行事低调，并不以文士自居，故外界对其人其事所知甚少。

　　在书法层面上，姜殿扬尤以楷书见长，并自成一体，深得业内赞誉。收藏大家、掌故大家郑逸梅曾在一篇文稿中，胪列所见所得近代诸名家手迹种种，文末颇为自得地声称：“姜殿扬楷书录《梅花赋》，更属我纸帐铜瓶室长物。”

　　商务印书馆创建之初，姜殿扬即负责任编辑之职，从事古籍校勘工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馆舍厂房被日军轰炸，馆方一时难以支撑原有规模的运营，必需裁员缩编，在此特殊情形之下，姜殿扬方才离职而去。

　　即便如此，姜氏仍接受馆方委托的古籍校勘工作，作为曾经的资深编辑，深得张元济等馆方高层器重。后来，姜氏曾为商务印书馆校阅《元明杂剧》，其间一度患病，张元济对其病情非常关心，数次派人殷勤探看。

　　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无论姜氏是否为商务印书馆在职人员，都是馆方极为倚重、颇为重要的人物。

　　在职期间，《四部丛刊》的校印工作，姜氏几乎全部参与，且有相当数量的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校勘记、疏、跋撰成，附录于该丛刊之中。而该丛刊所有的扉页题签，均由其一人包办，其数量堪称空前绝后。

　　何谓“空前绝后”呢？只需要约略考察一下《四部丛刊》的出版规模，即一目了然。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汇集中国古籍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

　　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也即说，姜氏为之至少书写了500种以上的题签，其数量当然惊人。而中华书局编印的《四部备要》，也于1920至1936年间陆续印制出版，但这部丛书收书只有336种，其题签者中华书局董事高欣木，从数量上来比较，也还略逊姜氏一筹。

　　联系到姜氏为其他书籍题签的数量（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尚有姜氏题签的多种书籍存世可查），其总的题签数量，保守估计至少也在七八百种之上，确实堪称民国书籍题签最多者。

　　值得一提的是，姜氏书法精绝，不但为书籍题签众多，由他人委托，请其亲笔誊写传记、志铭、寿序、楹联者络绎不绝，更有聘其将整部书稿工楷誊录并付诸影印者——《书舶庸谭》与《清邃堂遗诗》两书，即堪称民国时代手书上版、印制成书者中的佼佼者。

　　《书舶庸谭》，乃著名藏书家董康于民国初年多次赴日本访书的日记体著述，历来为藏书界奉为佳作名篇，此书曾由上海大东书局于1930年4月初版。是书初版四卷三册之内容，全部由姜氏手书影印上版，精雅秀丽，与董氏日记内容相得益彰，颇为时人所重。

　　《清邃堂遗诗》，本是清咸丰年间进士颜宗仪的诗文手稿，1943年其孙颜家骥依家藏手稿原本，按编年体裁厘为六卷，凡古今体诗三百余首。复请姜殿杨工楷誊录，付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为之影印出版。全书三色套印，每页框以黄色仿古双夔纹边栏，图章则以朱色印刷，甚为考究，为民国间涵芬楼影印本之精品。

　　仅观此两部姜氏工楷誊录并付诸影印之书，即可知“民国题签第一人”之誉，并非笔者心血来潮、凭空臆测。姜氏笔力之劲、书法之精，着实令人赞佩，惜乎生前低调，死后萧条，如今知者已不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