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放牛》(戴廉增年画“戏出”类底稿)

　　过年张贴年画的习俗，由来已久。据考，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其名称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宋代曾被称为“纸画”，明代则称为“画贴”，清代称作“画片”“画张”“卫画”等，直到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光庭所著《乡言解颐》一书中始见“年画”一词。

　　印制木版年画的作坊出现于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又有扩大和增长，国内南北各地遂形成若干生产中心。其中，最著名的年画产地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山东潍县杨家埠等地。而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人物戴廉增(约1735—1695)，于清乾隆中期(约1763—1770)，首创以姓名为店名的“戴廉增画店”，始创年画左下角加印“廉增”字样的做法，开创了传统年画的品牌运营之路。戴廉增画店在经营方式与制作流程上均有了明确分工与工作流程，年画制作工艺不断提升，年画品种也不断增加，渐成传统年画知名品牌。戴廉增以一己之力，形成了杨柳青年画的独特风格,加之本人也能雕善画,留下许多传世佳作，这些作品本身也成为年画范式与构图模式。

　《柴家庄》(戴廉增年画“戏出”类底稿)

　　戴廉增年画的兴盛，绵延百余年，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初。然而，随着机器印制的现代工业技术冲击，以及进入民国以来废除农历春节的“移风易俗”等政治、文化、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戴廉增年画渐趋末路。与此同时，戴廉增年画仍一直恪守传统、苦心经营，在印制技艺上精益求精，在较为困难的时局之下，还是留住了不少的城乡居民客户，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更一度出现了复兴气象，甚至远销海外各国，成为一些国外博物馆与私人藏家的珍藏。近年来，屡有从德国、法国、美国等海外珍藏的戴廉增年画现身拍卖会，即是这段复兴史事的见证。当然，因相关文献的匮乏，对这一现象，至今还少有研究者提及。

《双玉镯》(戴廉增年画“戏出”类底稿)

　　如今，木版年画作为“非遗”传承，在国内各大都市城乡亦仍有一定市场，且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传统文化抱有关注与喜爱之情的年轻人，也会在春节期节选购一些木板年画作为特别的新春礼物，馈赠亲友。此举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是具备积极意义的。这也是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的书店纷纷上架木板年画，试销年俗用品的根本动力所在。因此，此时回望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戴廉增年画复兴事迹，颇具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相关媒体报道中，明确提到传统年画与“洋画”的市场争夺战。所谓“洋画”，即以国外引进的石印套印等现代印刷技术生产的画片，以其色彩鲜艳、图案新潮以及价格低廉的多重优势，曾一度占据年画市场较大的份额。加之民国建立后，当局一直奉行废除农历春节，提倡以公历元旦为新年之始，企望以此“移风易俗”与“破旧立新”。虽然民间一直仍将农历春节视作重大节日，但迫于官方取缔之压力，包括过年贴年画等各项年俗活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特别是北伐后，南京政府宣布自1930年起须彻底取缔农历春节庆祝活动，并采取各种具体且强硬的行政措施，很大程度上使得各大中城市基本废除农历春节及各种年俗活动。这样一来，对国内各地年画的生产与销售，都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在“洋画”的冲击与当局“移风易俗”的双重压力之下，包括戴廉增年画在内的老字号年画生存已然堪忧。

《欢迎共和》(戴廉增年画民国初年作品)

　　在这种情势之下，杨柳青年画“原先有三家，现在就剩下‘戴廉增’一家了”。另据《河北各县特产调查：年画》一文可知，“杨柳青镇产年画，最著名，乾隆年间，画店有廉增、美利、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继起者则有荣昌、义兴立、盛兴、爱竹斋等。庚子以后，为画业盛极之时，至今存在者，惟有廉增一家耳”。不难揣测，当年这么多林立兴隆的杨柳青年画店，到上世纪30年代却只有戴廉增一家独存，这一家一定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

　　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戴廉增年画之所以能一脉独存，除了工艺精湛、口碑一流，始终确保“门神”与“灶王爷”的常规年画销量维持在一定量级之外，推陈出新、精益求精的“戏出”类与“说部”类年画制作独具一格、引人入胜，恐怕也是其立于不败之地且还有复兴之气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戴廉增“说部”年画多是分四条，十六幅，一幅接一幅，从头到尾，完成一部小说，这种画儿虽是年下卖，但却不一定非年下贴不可。这种类似“连环画”的“说部”年画，无疑是普通百姓坑头墙上经常观赏的历史普及读物，这与“戏出”类年画相似——“一般不识字的人能够得到普通的历史常识，不能不归功于这类年画”。这两类年画，是常年都可贴用于城乡民居之物，直到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农村民居中还时有见到这种类型的画片(当然，印制工艺已非木版刻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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