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http://www.socang.com   2018-08-24 15:53   来源:新浪收藏

 

 

陆维钊先生在接待外宾时挥毫

  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立,开了新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先河,专业的建立离不开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朱家济、方介堪、刘江、章祖安诸位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面对着中国传统书法的衰落,他们秉持着‘为往圣继绝学’和‘敢为天下先’的信念,毅然担负起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纪念潘天寿、陆维钊等先生 

  文|刘 江

  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民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作为这门艺术的传衍方法,最主要的是书法教育。书法教育的方式,过去主要的都是由老师(多数是文学或美术老师)来兼任的。1949年前,小学有写字课,美术院校的国画系曾开设过这两门课,是作为中国画学生的基础课而设置的。1949年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连同国画系也一齐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讲授这门课或建立这样的专业了。 

  我院1949年前是全国唯一的最高美术学府,很重视书法篆刻教育,1949年后的命运也同其他艺术院校一样,被取消了。作为绘画系中国画科的毕业生,画都挺不错,但在画上都不会题字落款。有的能大胆题写的,但字与画极不相称,甚至反而破坏了画面的完美,不得已只得去找潘天寿、诸乐三等老先生代笔了。 

  1957年,批判了‘虚无主义’,不重视国画的现象有了改变。1958年,我院恢复了国画系,从旧社会来的书画家,开始被重视,任命潘天寿为院长,邓白为系主任,在潘天寿等先生的倡议下,国画系又恢复了书法篆刻课。

  1962年3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时,潘天寿院长在会议上谈到全国国画系基础课设置问题时说:‘现在学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应设为必修课。’接着谈到全国和将来的忧虑并呼吁:‘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与会同志和文化部领导,都非常重视和支持这个建议。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有条件的先开设,缺少师资等条件的,积极创造条件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自此以后,我院国画系一、二年级开设书法课,三年级设篆刻课。筹备书法专业的事,由潘天寿亲自组织了一个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的七人小组,并指定由陆维钊先生具体负责,刘江协助。 

  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预计到1963年暑季招生,在此一年时间内要进行教学大纲各课教学计划的制订、图书资料的扩充、师资的聘请、招生等工作,是很紧张的。 

  记得第一次筹备会是在国画系办公室召开的,出席者除了七人小组外,还有院党委与系的书记高培明、刘苇等同志参加,潘院长谈了筹建书法专业的重要意义与要求,望大家抓紧时间搞出各课教学大纲,落实聘请教师等。高、刘、吴茀之(当时系主任)等院系领导也分别对筹备组提出希望等。 

  因为潘天寿院长日常工作很多,我们研究讨论各课教学大纲、计划等放在暑假进行。虽然杭州天气酷热,但每次讨论时,潘院长都准时来参加,并对每次讨论都提出很多修改与补充意见。记得篆刻教学大纲分工是由诸乐三先生负责,由我起草经诸先生看过的,但讨论时潘先生说:‘还不够详细具体,应由乐三再补充完成,下次再讨论……’后又婉转地批评说:‘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等的制订,应由有教学经验的助教代劳。’而讨论由陆维钊起草的古汉语教学大纲,讨论中补充意见不多就通过了。篆刻教学大纲根据讨论意见,仍由我补充修改,再由诸先生补充修订后,在下一次的讨论中通过了。

  那年暑假特别热,学校为此开会选择了最阴凉的后来作为医务室那一幢小楼的底楼,除我以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他们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挥扇边讨论,非常认真热烈。尤其是沙孟海和朱家济先生,他们路途较远,还有本单位的工作,如讨论课程安排时,对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上的问题,沙先生说:‘现初办尚无经验,课时又不多,史与论选读还是合并为好……’在讨论各课教学计划中,对书法实习的作业要求时,朱家济先生说:‘作业不要要求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能坚持每天写两张,写时认真用心。临帖时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字临不好?’暑假中每隔一周左右开一次会,开了四五次会,主要的都讨论了,‘未了的事待下学期再安排时间讨论’。 

  为了扩充图书资料,文化部拨了专款两千元。九十月份,陆维钊先生带我到上海各古旧书店去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上海待了大约二十天,每天都去,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在狭窄、阴暗、多灰尘和蠹鱼成堆的书库书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选,陆先生主要挑选碑帖等,吩咐我挑选印谱,然后再给他过目定下来。半天下来,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日复一日,我就感到有点吃力了,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并说:‘现在挑选已经晚了,若在1949年初买的话,又多又好,价又便宜……学校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抓紧时间先挑选一部分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有时在很高的书架上的大部头书、丛帖等,陆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递给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选,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传递方法放回原处。 

  那一年时间内,陆老同我先后到过苏州、绍兴、上海等古旧书店、碑帖店。在杭州的时间和次数就更多了,还派人到扬州古旧书店去,总共购买了大略近万册(部)碑帖、印谱等。

  1963年暑假,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初步摸过一下社会的情况,估计也招不到合适的),只在本院附中毕业班遴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金鉴才、李文采二人)直接进入实验班学习。并正式成立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当时教师有分工,朱家济是书法(楷),陆维钊是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是篆刻,刘江协助,沙孟海是印学史论,临时来兼课的有方介堪(篆刻)、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 

  好事多磨,办一件事总不会那样顺利的。1964年上半年,国内刮起了一股批判‘只专不红’的风潮,贯彻‘六十条’而进行的正规教学是过‘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乡下厂劳动的时间,那一学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时间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在此风潮下,有人认为书法刻印这个试办的专业是复古,完全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培养‘封资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悬崖勒马。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动员书法班学生自动提出转专业,并向老师提出申请。不久此事为潘院长所知,他大为恼火,愤愤地说:‘此事我怎么不知道?书法专业试办是文化部的意见,是有文件的。要撤销,也要有文化部的文件来,不能随便拆散,是要办下去的……’等我带学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回来后不久,潘老还找书法教研组的教师和学生分别谈过话:‘试办一年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教学大纲定得是否合时宜,教学执行的情况如何,尤其是对课程内容与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哪些还有不足之处,应补充、修订、改正。试办嘛,总是会有缺点的。过去从没有办过这个专业吗,哪能没有缺点呢!……’ 

  因为学生太少,不能达到‘试办’的预期目的,于是1964年秋,又公开招生,来报名的有十多个,结果录取了三名(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此事从头至尾,陆老事必躬亲,潘老也时时关心此事,尤其是在评审专业试卷时,在陈列馆里,全教研组老师都参加,潘、陆、沙、朱、诸等逐人逐幅讨论评比,十分认真。并对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况也作了了解,并嘱我事后对准备录取者,逐个进行调查核实。 

  开学以后,两个年级共五人,并班上课。潘院长亲自来上课,第一堂课讲的是书法篆刻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去日本访问的情况,以及日本当前对书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视的情况,以启发同学学习该专业的雄心大志。以后几次来都是讲草书的特点和规律等,并给学生作示范。有时也来参加我们教研组开会,共同研究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示积极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等。1964年10月的一次教研组会议上,重点研究会后怎么办的问题:书法篆刻专业课与国画课的比例?教学大纲如何具体化?下乡时间多又如何教?如何教书教人?因那时客观舆论对我们很不利,也有些压力,说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小古董’‘不符合接班人的要求’等等。潘老在讨论中发言:‘学生只弄旧的,不管新的,这是思想问题。但不学旧的也不行,旧的学了是为了新的用,如毛主席的诗词,没有把旧的思想放进去。所以一方面怎样继承旧的传统,又要发展,中国画也是这样。思想先要矫正,再学传统。不要弄了旧的,不管新的;弄新的,旧的又不要了,这都是片面。教师要教技术,又要教思想。所以教课的要多当心些,否则他们必然会变成‘小古董’的。’又说:‘看看教学大纲,目的要求还是思想方面多点,如第一条培养目标,很完备而且明确,传统的基础,又要有新思想。培养目标,一种是创作人才,一种是师资或是编辑……至于课程设置,不要某人说要学人物画,其他课都去掉,应该讨论一下,不要一个人决定。书法科的课程变得太厉害,以后是不是稳定一些呢。’

  当时在学校课堂教学,相对来说是稳定些,但每学期均有一半时间下乡、搞运动等,学生又分散,老师多年老体弱,不能随同下去‘三同’,但布置同学下去每天最好能坚持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书法练习。有的坚持了,是在昏暗的猪栏旁或油灯下,多数的还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就只得服从‘改造思想’这个大前提了。 

  紧接着是1966年的狂风巨浪,摧折了这株试办的幼苗,开办此专业也成了潘天寿、陆维钊老一辈书法艺术教育家的罪名而被斗争,潘老也在这场不幸的灾难中去世了。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恢复了国画系,1979年又招收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书法研究生五名(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

  1980年秋开始,不少外国学生要到中国来学习书法篆刻,教育部、文化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院。至目前为止,我们先后接受了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哥伦比亚、丹麦、瑞士等国二十六名留学生。 

  经过三年多的申请,以及社会各界书法艺术爱好者越来越多的呼吁,国家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上级批准,从1984年秋,书法篆刻专业又开始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了。 

  现在书法专业正同国家‘四化’建设一样,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全国有好几所院校也在近两年开设了这个学科。形势大好,但前进的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难,尤其是为此专业创办历尽千辛万苦的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朱家济、吴茀之等先生已先后作古。为了缅怀他们创业维艰、筚路蓝缕的精神,我们将继承他们的遗愿,将此事业办得更好,为我校历史再增添光彩。 

  1987年2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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