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港两地市场虽各有长短，但在两地交替举槌的体制中实现了互补与平衡，此次春拍日程的变更，使春拍变成了苏富比、佳士得的香港上半场与保利、嘉德的北京下半场，上述的互补与平衡因此而荡然无存。
在天价精品与普通拍品之间，中国艺术市场的价格体系内部存在着令人咋舌的价格断层。再看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买家群体，也存在类似的断层现象：尽管近年来不断涌现新面孔，但高端买家仍然是非常小众的群体，与市场的主力买家并无交集。
梳理金融风险，对包括艺术品在内的资产市场自然会带来冲击，让众多对新周期充满期待的买家回到观望的状态。好在梳理金融风险正在有序进行中，与此同时，中国实体经济则不断传来好消息，PPI与C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重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
2017春拍到本文截稿时已接近尾声。今年春拍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拍卖日程的变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因此，笔者根据拍卖日程、拍卖平台、艺术品板块与市场周期这四个因素逐点剖析了其对今年艺术市场走势带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经济乍暖还寒，令艺术市场在行情调整的第六年后仍然蹒跚而行，市场各方正期待新周期的来临。
拍卖日程：北京VS香港
2017春拍最大的看点，是拍卖日程的变更。中国艺术市场按惯例每年举办春秋两季大拍，每季大拍则有四轮拍卖：首先是香港第一轮，4月或10月初举槌，由苏富比领衔;其次是北京第一轮，5月或11月中旬举槌，由中国嘉德领衔;再次是香港第二轮，5月或11月下旬举槌，由佳士得领衔;最后是北京第二轮，6月或12月初举槌，由北京保利领衔。可是今年春拍北京第一轮的领头羊中国嘉德因外部原因改期，延后到北京第二轮之后的6月19日举槌。虽然只是调整了拍卖时间，但拍卖结果却不可同日而语。
拍卖日程的背后，是拍卖行业各大竞争对手集体博弈的卡位战：四轮拍卖由四家大公司领衔，且在香港、北京两地轮番举槌。这就涉及了香港和北京这两个交易中心之间的比较。在香港，苏富比与佳士得两大跨国巨头你追我赶40多年，在国际化程度更高的瓷器古玩与现当代艺术这两大板块上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在北京，艺术品拍卖20多年，但两大巨头嘉德与保利奋起直追挑战香港亚洲第一地位的历史却不到10年，他们在更具本土特色的中国书画板块上掌握着主导权。两地市场虽各有长短，但在两地交替举槌的体制中实现了互补与平衡，此次春拍日程的变更，使春拍变成了苏富比、佳士得的香港上半场与保利、嘉德的北京下半场，上述的互补与平衡因此而荡然无存。
更重要的是，原来那四轮拍卖“起承转合”自有节奏，确保整个春拍有一股难以捉摸却不可忽视的势能在酝酿、积蓄、调动与爆发。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深思：首先，香港第一轮苏富比的“起”，是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堪称市场风向标，其与后面的三轮拍卖有一个多月的间隔，短暂的停顿正好可以积蓄势能。其次，后三轮接踵而至相对集中，由北京第一轮中国嘉德的“承”来打头，有助于承接、放大并传导贯穿整个春拍的势能。第三，后三轮的间隔先是两周，再是一周，整体节奏呈加速度推进，足以保持充沛的势能直至豹尾一击。可是拍卖日程更改后，“起承转合”脱节，整个春拍的势能也因此而遁于无形。更重要的是，嘉德在起承转合中扮演的角色，从第二轮的“承”变成了第四轮的“合”，其春拍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也遁于无形。试想，如果嘉德一如既往扮演“承”的角色，对整个春拍会带来多大的正能量?遗憾的是，老话说“历史没有‘如果’”。
拍卖平台：夜场VS日场
再看四轮拍卖的领头羊，对各自经营的拍卖平台可谓悉心照料。今年春拍恰如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所感慨的那样：乍暖还寒，虽然“市场整体冷淡，总拍品数缩量”，然而各大拍卖公司的业绩相比往年却并未缩水。以佳士得为例，经过6天16个专场的拍卖，斩获成交总额24.5亿港元的战绩。在三大主流板块里，每个板块都有一件重量级拍品成交破亿：瓷器古玩板块，4个专场取得逾4.2亿港元的总成交额，一件雍正粉青釉双龙贴花盘口尊以超过1.4亿港元的成交价缔造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拍卖纪录;中国书画板块，4个专场取得逾4.9亿港元的总成交额，一件来自梅云堂旧藏的张大千泼墨巨作《云山古寺》，以超过1亿港元的价格成交;3个现当代艺术专场取得逾7.3亿港元的总成交额，一件赵无极的《29.09.64》，以超过作品高估价3倍的价格成交并刷新其个人拍卖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3件亿元拍品中的前2件都采用了特殊的规格——为一件拍品专门开设专场，可见佳士得精心打造全球顶级拍卖平台的良苦用心。
这四大公司的苦心经营，还体现在它们的夜场上。北京保利的例子最有代表性，其北京春拍经过8天共43个专场的拍卖，总成交额逾24亿元，其中，夜场拍卖成交额的占比之高令人咋舌：古董珍玩板块夜场的总成交额达3.76亿元;近现代书画夜场总成交额为7亿元，傅抱石《茅山雄姿》以1.87亿元成交;古代书画夜场总成交额为3.56亿元;现当代艺术板块夜场的总成交额为1.66亿元。
夜场拍卖体制来自西方成熟市场，在亚洲由佳士得率先引入，当时用来应对中国当代艺术板块在2006年突然爆发的火热行情。苏富比也在2008年跟进，成为香港大拍中现当代艺术板块的标配。不料当年遭遇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这个板块的行情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少数艺术家的拍卖纪录迭创新高，大部分艺术家面临严峻的市场洗牌。这导致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两大公司夜场上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两大巨头不得不为此改革夜场的拍品结构，加大了东南亚与日韩现当代艺术的比重，到今年春拍更史无前例地在香港拍场引入了西方现当代艺术作品。
相反，夜场体制被内地拍卖公司引入后却在各个主流板块里遍地开花。除上文提到的保利，中国嘉德的书画夜场“大观”多年来已成行业的窗口，今年春拍更是创造了总成交额超过16.66亿元的拍卖纪录，在其整场春拍29.39亿元的总成交额中占了一半还多。而在现当代艺术板块，面对苏富比、佳士得与北京保利三大公司的夜场，中国嘉德在前两年严酷的市场洗牌中逆势而上，也在其大拍中推出了夜场拍卖，在今年春拍中取得了总成交额1.07亿元的战绩，其中罗中立的《春蚕》，以4945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了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
拍卖公司之所以乐此不疲，其实与中国买家群体的构成有关。以今年春拍成交价夺冠的黄宾虹为例，其晚年集大成之作《黄山汤口》以3.45亿元的天价成交。这些天价拍卖纪录表明，在天价精品与普通拍品之间，中国艺术市场的价格体系内部存在着令人咋舌的价格断层。再看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买家群体，也存在类似的断层现象：尽管近年来不断涌现新面孔，但高端买家仍然是非常小众的群体，与市场的主力买家并无交集。争夺这些高端买家，是那些大公司的终极目标，而夜场则直接对接他们，难怪这些大型拍卖公司会为此绞尽脑汁。
艺术品板块：中国书画VS现当代艺术
说到艺术品板块，三大主流板块是各大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其中，瓷器古玩板块相对最平稳。如佳士得在春拍中为一件雍正粉青釉双龙贴花盘口尊专门设立了一个专场，结果以超过1.4亿港元的成交价缔造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拍卖纪录。苏富比，在第一轮春拍中则力推被誉为“传世品中绝无仅有”的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碗，其以2.29亿港元刷新了明初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
中国书画板块尤其是近现代书画板块，自2012年进入调整期后受到的冲击最大，不仅拍品数量、成交率与总成交额都大幅缩水，价格调整幅度也最大。但是，这个板块也最早触底反弹，近年来表现优异，正在酝酿新一轮行情。这要归功于各大拍卖公司对精品路线的坚持，尤其在市场低潮中仍百折不挠。而在它们的坚持中，有两条线索分外引人注目：
第一条线索是努力挖掘“大师”。比如这次拔得整个春拍头筹的黄宾虹，素以画论结合著称，其绘画实践与理论思考同步展开，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可谓比翼齐飞，虽然大器晚成，却也在美术史上走得更远。可是看其拍卖纪录，进入市场已20多年，拍卖价格却始终未突破亿元大关，这次春拍中他的《黄山汤口》，以3.45亿元的惊人天价一举刷新了个人拍卖纪录。其实在截止于2011年秋拍的上一轮繁荣期中，由齐白石、张大千领衔的中国书画大师阵营就已崭露头角，但当时只有这两位主帅拍卖纪录突破了亿元大关;而在此后的6年调整期里，加入这个“亿元俱乐部”的大师名单却不断扩大，新添了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黄胄等大名。这次黄宾虹作品拍得天价，不仅意味着他个人艺术价值的回归，也意味着上述大师挖掘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条线索是努力挖掘“精品”。今年春拍佳士得力推的张大千泼墨巨作《云山古寺》堪称范例。此画是张大千晚年变法时期的巅峰之作，大千先生还自题“爰翁写云山，不袭元章父子、房山、方壶一笔，自开法门”，直接点出了其晚年泼彩变法所追随的是“云山画派”传统。不过这件拍品在拍场上已是梅开二度：以张大千泼彩作品《爱痕湖》在中国嘉德2010年春拍中创造亿元拍卖纪录、带来泼彩热为背景，它的首次亮相是2011年5月苏富比香港举办的梅云堂藏张大千作品专拍，斩获6786万港元;6年后的这次亮相，结果以1.02亿港元成交，比首次拍卖的成交价上涨幅度近50%，可见佳士得专家在让作品的市场价值一步到位方面的精准眼光。
相比之下，现当代艺术板块洗牌最惨烈，市场行情也最脆弱。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苏富比、佳士得这两大巨头不约而同在今年春拍的夜场中引入了西方当代艺术。但是，两大巨头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取得了不同的效果：苏富比选择了西方当代艺术中最具明星效应的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敲门砖是其创作于1970年代的丝网印刷的《毛主席》系列中的代表作。佳士得为引入这些西方艺术作品特别设置了“融艺”专题，但主打作品却选择了赵无极抽象画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29.09.64》。其实，赵无极向来是佳士得夜场拍卖的压舱石，作为法籍华裔艺术家，佳士得只是用“西方艺术家”的新身份，替换了原来使用的“海外军团”领军人物的旧标签。该作品拍前估价为3800万港元到4800万港元，结果成交价竟拍出了1.5亿港元，超过高估价3倍，刷新了艺术家的拍卖纪录。
对于苏富比与佳士得来说，纽约、伦敦是拍卖西方艺术作品的主场，如今在香港市场引入西方艺术作品，固然顺应了亚洲买家大举杀入该领域的历史潮流，但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与作品，如何定价，对两大拍卖公司的专家来说还是颇为慎重的。以苏富比上拍的安迪·沃霍尔《毛主席》为例，其虽然创造了拍卖纪录，但落槌价仅为8600万港元，并未达到9000万港元的最低估价。更重要的是，其在香港的定价不仅要让亚洲的买家买账，也要界定香港这个新拍场与纽约、伦敦主场的关系，要想一炮而红，有点难。
新周期：艺术市场VS经济周期
乍暖还寒，艺术市场仍然在十字路口徘徊，但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调整行情仍然给市场一线希望，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简而言之，艺术市场的新周期，有待经济新周期的启动，因为艺术市场的买家期待着新经济周期，可以为他们带来市场信心以及新资金流。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梳理积聚已久的金融风险。这种风险自2012年金融自由化打开了方便之门，融资工具、融资途径、融资模式等层面的各种金融创新带来了金融膨胀、资产泡沫。从2015年起，股灾、汇灾、债灾轮番上演，房价大幅上行，险象环生，概缘于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艺术市场整体上在缩水，但拍卖纪录却不断刷新。
梳理金融风险，对包括艺术品在内的资产市场自然会带来冲击，让众多对新周期充满期待的买家回到观望的状态。好在梳理金融风险正在有序进行中，与此同时，中国实体经济则不断传来好消息，PPI与C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重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以致财经媒体展开了这样的讨论——“新经济周期来了吗?”我们似乎由此可以听到新周期来临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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