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作品尺寸“小”了，难与大画幅在同一展厅一决高下，甚至有被“吞掉”之虞，这多少看出画家对由作品尺寸引起的视觉反差的顾虑和担心。

　　究其因，是否与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视“小”为不入时流情结有关？或对“小”的不屑一顾？从孔夫子起，就有“惟小人与女人难养”“小不忍则乱大谋”等意识。一般，会把那些出身卑微或愚钝之人皆作“小”看，把一时不得志的弱势者也作“小”瞧，就诗圣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状景佳句，也道出在观物或登高者的眼里，再壮阔巍峨的自然也是渺小的，作者心雄气傲，要以心理上的“大”压过面前一座座山峰。一些描写江湖社会争强好斗的影视片，为坐上“老大之席”，彼此间非搞得你死我活不可，实不甘为“小”的心态所故。

　　一个由特定主题设置的画展，从视觉效果上，小尺寸确实难与大篇幅作品抗衡，而退之入展外围，实属无奈。当然，社会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群体，必然也有看好“小”的。“由小观大”或“四两拨千斤”之理由。

　　20世纪30年代，身为国立艺专校长的林风眠先生，曾用大尺寸画幅表现时局风云，不料遭来当局者冷嘲热讽，遂淡化巨幅创作激情直至辞世。中年晚年，皆以四尺大小作小品状，倘若其一生续以大尺寸画幅，你我就看不到那四尺斗方大小，却勾勒出将艺术个性和心灵融为一体，一展时代气息的水墨小品。在《秋水飞鹜》《渔舟唱晚》等别致空灵、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面背后，可窥见一位终身徜徉于水墨天地的智者——林风眠先生。

　　或许在一些人眼里，会质疑这盈尺间怎承载一个民族的脊梁，文化的高度？怎树立一个民族历经艰辛磨难后，崛起的精神风骨？于是，在考虑大型主题创作的时候，不免从整体上把它们排除在外。

　　还是将时光倒回到800年前。一个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大厦——南宋朝廷，面对金人的铁蹄，柔弱的社会却拥有一大批艺术家选择另一种视觉表现形式，将中国画发挥得如此极致完好，借以发出对外族践踏我大好河山的不平之气。不同于北宋巨作《秋山问道图》《早春图》的崇高壮美，这些小扇面却以另一种观赏性，即别致雅趣杂以穿插变化的折枝，包括由水墨氤氲构成的“马一边、夏半角”，一同展示南宋时期的绘画风骨，不少作品如《落花》《寒禽图》《风蝶图》《枇杷小鸟》以及山水画《风雨归舟》《斜风细雨》等，都能够与之前无数的巨型画幅，一同呈现大宋260多年的风风雨雨。那画面中既饱含世事沧桑，也浸透人世温情，让人为之动容。

　　它们的“小”，仅是画幅尺寸与那些大画一比之下的“小”，仅是在你一走进展厅时，不能同那些百步外，就能被强大磁场吸引住感官的像六尺或八尺画面，或许还有更大篇幅的等着你放开双脚，向前奔去观赏，相反，你得轻轻移动脚步，靠得稍近一点才能一睹画里芳容，更生怕惊动了画里意境——那小鸟正躲在花丛密林窃窃私语，它的艺术魅力更像是一池平静的湖面，或如同你我轻唱浅吟汉乐府的一首首隽永别致的小诗，《关睢》、《蒹葭》，或中唐王维《相思》，北宋王安石《梅》那般感觉，而这一首首短诗，与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的长篇史诗如杜甫《石壕吏》和白居易《琵琶行》一样，各具神采。虽反映社会角度不同，审美悬殊有异，境象各执一端，但艺术价值却无天壤之别，或高低之分。

　　而在当下，总有那么一些人好大喜功，巨幅画面愈演愈烈，以势夺人。这普遍与画者的一种不甘示弱或屈于人下的心理有关，就像买车好外型大的，置房也要面积大的——不这样不过瘾，否则求大图满的心理难以平息下来。

　　于是，美展中难得一见的是小品画，更被视为商品画一类——再如何以小趣味小情调展示，要不就随便应付之，所谓戏墨也，唯有大到六尺以上乃至十米几十米的巨幅长卷，才下点心思创作，其实靠的是制作。而全不考虑无论画幅大小，一旦印入画册，多年以后，当时曾在哪块展墙出现过，都无人记忆。但我们却能轻轻松松在《中国美术全集》上，欣赏到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幅佳作，如宋人小品。

　　应当说，只有让人过眼不忘的佳作，才是艺术欣赏的希望所在，至于尺寸大小皆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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