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被绑架8个月，拒不交出一张所藏字画
看家藏品: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
收藏大家张伯驹其实过了而立之年才初涉收藏界。初初仅仅出于爱好，日后决不允许重要文物流到国外倒成了最大的收藏动力，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为此，他不惜一掷千金，变卖家产、股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舍命保全西晋文学家陆机所书的 《平复帖》，张伯驹曾留下一段佳话。 《平复帖》 是现存卷轴书画中最早的作品，曾被作为贡品献给乾隆，后来与另一绝世珍品、唐代韩干名画 《照夜白图》 一起归于旧王孙溥心畬之手。1936年，溥心畬将《照夜白图》 卖给上海叶姓古玩商，后几经倒手，此帖最终流落异邦。张伯驹听闻，担心 《平复帖》 也难逃厄运，想尽办法托人找到溥心畬表达意欲购买此帖的请求。几经周折，历时2年，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 《平复帖》。当时他手中拮据，付出的代价是：抵押盐业银行股份，卖出东单3套四合院，搭上夫人潘素的全部首饰。《平复帖》 给他带来的喜悦同样是掩饰不住的，他兴奋得邀来友人彻夜观赏，并将自己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哪知，一连串的麻烦也因 《平复帖》 而起。得知 《平复帖》 的新去处，专为日本人盗买中国文物的古董商盯上了张伯驹。对方几次三番均开出数倍的高价，张伯驹均毅然拒绝。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在上海盐业银行上班的张伯驹还曾突遭绑匪，索价30万大洋，否则撕票。绑架的目的很明确———正是为了让张伯驹交出所藏的珍贵字画。如是凶险境地，张伯驹其实早就料到，此前就曾关照夫人宁死不得变卖藏品，自己则以绝食抗议令绑匪自降赎金。绑匪与张伯驹僵持了整整8个月，潘素多处筹款这才救出张伯驹，所幸的是，张伯驹所藏的珍贵字画一张未动。此后，张伯驹将 《平复帖》 缝在衣服夹层，须臾不离身，国宝终于得以保全。
守护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传世作品《游春图》，又是一段精心动魄的故事。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溥仪仓皇出逃，他曾带入长春“伪满”皇宫的大量书画珍宝被洗劫一空，不少流落民间，其中就有展子虔的 《游春图》。听闻 《游春图》落入古董商人马霁川手中，并且将通过沪商卖给外国人，张伯驹怒不可遏，第一时间赶到马霁川的玉池山房堵个正着。岂料马霁川开口就索要800两黄金。这在当时可谓天价，张伯驹倾家荡产也付不上来。为了不让国宝流失境外，张伯驹匆匆找来古文字学家于思泊，与他一道央求故宫博物院收购此画，归国家所有。可惜，院方经费不足。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定先给卖方施加压力，使其不敢轻易把 《游春图》 卖给外国人，只要这幅作品留在国内，便可从长计议。张伯驹单枪匹马走遍琉璃厂的古玩铺子，到处传话:“《游春图》属于国宝，此画万万不能出境。”《游春图》 在个人手中待售的消息很快传遍北平文化界。迫于舆论压力，马霁川勉强同意由墨宝斋的掌柜马保山作为中间人出面周旋，洽谈 《游春图》 由张伯驹收购一事，价格则降为220两黄金。这让张伯驹又喜又忧。喜的是有望买下 《游春图》，忧的是为收藏文物负债累累的他此时已力不从心。思来想去，最后张伯驹变卖了自己最值钱的家产———位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宅院。这里原为太监李莲英私邸，尽管一向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座宅邸，最终还是将其以2.1万美元卖给了与之相邻的北平辅仁大学，折成黄金220两。哪知马霁川故意刁难，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追加20两黄金。还是夫人潘素翻出压箱底的首饰差人卖掉，这才凑足资金。为购《游春图》 而变卖弓弦胡同的宅院之后，张伯驹携全家搬至早年买下的一处名叫承泽园的宅院，将住所更名“展春园”，以示对于这件国宝的珍爱。因收藏《游春图》，张伯驹日后也自号“春游主人”。
庞莱臣:斥资组建智囊团，出版中英对照书画档案
看家藏品:周昉 《簪花仕女图》、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庞莱臣的正职是一名实业家，产业涉及缫丝、棉纺、造纸、典当以及交通、电力、地产、食品等行业。然而，他更为显赫的声名来自业余爱好——书画收藏。
收藏界与张伯驹并称为“北张南庞”的就是庞莱臣。“虚斋”是庞莱臣的号，也是其收藏书画所在的斋名，主要分置在南浔、苏州、上海三地居所。虚斋所藏书画，数量多达几千件，且至精至美，唐、宋、元代的古代名迹约占其收藏总数的三分之一。
手握雄厚资金，庞莱臣的收藏称霸东南，委实不足为奇。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留下多部体例完备的个人收藏专著，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这在同时代收藏家中几乎无人能及。
早在1909年，庞莱臣就精选自己的部分收藏编辑出版了总计16卷的 《虚斋名画录》，共收录作品538件。1925年，庞莱臣再度出版了总计4卷的 《虚斋名画续录》，著录历代名画206件，包括宋元名迹32件。画录体例仿照清代高士奇的收藏名著 《江村销夏录》，将藏品按照年代的顺序，自唐代至清代，分列卷、轴、册页三类，按时代先后为序，每种详记藏品的材质、尺寸、题跋及印章。编辑时，庞莱臣还特别遵守了几条原则，确保著录有着准确严格的选录标准与清晰的编写体例，兼具严整性与规范性。比如书画的印章均用楷书依文录入，并下注朱文、白文，以便后人按图索骥于此可考;对于作品中文字损坏模糊不能辨认的，均以方框代之，不作臆改;书画的印章均用楷书依文录入，并下注朱文、白文，以便后人按图索骥于此可考。编辑著录尽量尊重书画作品本身、尊重前人，务求真实还原书画作品的自然状态，简直是以史家的态度。
《中华历代名画记》是1915年庞莱臣为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特地印制的，中英文对照目录，装帧精美，采用珂罗版影印，画册封面深蓝烫金书名，总共著录自唐至清代古代中国画81件(套)，其中虚斋所藏76件(套)。
归类和整理所藏书画，庞莱臣甚至不惜花费高额费用组建了一整个智囊团，将陆恢、张砚孙、张唯庭、张大壮、吴琴木、邱林南等一批兼具文史与书画功底的能人招至麾下。
阎立本《进谏图》、周昉 《簪花仕女图》、韩干 《呈马图》、董源 《夏山图》、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唐寅 《秋风纨扇图》 ……虚斋所藏书画中有过完备著录的名画就多达900余幅。这些名字跨越千年，已然勾勒出中国古代绘画史的轮廓。
张大千:为了两张南唐名画，卖了宅子寄人篱下
看家藏品: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画家以外，张大千还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藏家。有人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形容张大千的收藏，张大千观后却又加上了八字“一身是债，满架皆宝”。
为了临摹和研究石涛的作品，张大千踏入藏界。他是收藏石涛画作最多的鉴藏家，最多时拥有500余幅。张大千的画与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以全能闻名画坛，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简直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全面的功底、多变的画风，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丰富的收藏——60岁之前他集中精力将其所藏的古代名家临摹了遍。
没有殷实家底加持，张大千的收藏之路难免捉襟见肘。他的收藏资本，多半是仗着自己善于绘画的双手辛劳攒下的。为了钟爱的画作，他还真曾陷入倾家荡产的境地，生计都成了问题。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对北平一处曲径通幽的宅院一见倾心，当即将其买下并迫不及待乔迁新居。哪知，新居没住几个月，张大千就又把它给卖了——只因遇上了两张南唐的名画。
这便是董源的《潇湘图》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可谓“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极具江南秀美圆润的山水神韵，传达了一种清幽朦胧，平淡天真的意境美。《韩熙载夜宴图》则堪称古代工笔人物画典范之作，将南唐大臣韩熙载纵情声色的夜宴生活刻画得生动传神。当时，原是长春溥仪宫中藏品的这两幅名画现身琉璃厂，卖家索价颇高，刚刚购置新宅的张大千根本力不从心。回到家中，张大千彻夜难眠、辗转反侧，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赶赴画店定下这两幅作品心里才算踏实，出了画店，则四处央求朋友为自家新宅寻求买主。几日奔忙，张大千终是如愿获得至宝，自己却不得不因为拮据而寄人篱下。
张大千的收藏，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临摹和研究，以便从古人的墨迹中汲取绘画精髓，借古开今。他的藏宝之处名为“大风堂”，取的是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他的藏品也的确如名称一般蔚为壮观。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观者如云，甚为轰动。展览共展出所藏唐、宋、元、明、清古代精品170余件。大风堂里的藏品，张大千每一张几乎都临摹不下10遍，有些异常喜爱之作，临摹数十遍甚至上百遍。
容庚:收藏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看家藏品:越王剑、栾书缶
容庚毕一生之力收藏的多为青铜器，总共藏有200多件，从易儿鼎到十年陈侯午敦。
对于青铜器收藏的兴趣，始自1926年容庚参与故宫博物院青铜器的鉴定工作。当时，他经常故意把真品说成赝品，把赝品说成真品，借机向老前辈们请教，从他们的争辩讨论中学习鉴别之道。久而久之，这的确令其鉴别能力大有长进。故宫所藏的数千件青铜器终有一天鉴定完了，容庚却就此喜欢上青铜器收藏。
容庚的收藏，只为研究用，为研究古文字及青铜器学提供实物材料。既是研究，难免就有从蒙蔽走眼到拨开迷雾的过程。收藏“越王剑”，容庚就曾深深体会。
1931年秋，容庚先生在北京著名的古玩店——弍古斋邂逅了一柄原出于陕西的古剑。他的经验判断，这当是一把好剑：身长40多厘米，水银古色，上有绿锈，锋锷廉利。容庚当即将其买下。回到家中细细研究一番，剑格上用铭文铸刻的“王戉”令他联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戉”。这种剑在秦朝相当普遍，容庚当时对此剑并未真正重视。1932年，另一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从容庚手中买走这柄剑。
忽又想起这柄剑，是在过了好一段时日之后。庚先生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中，瞥见一种名为“戊王矛”的青铜器，恍然大悟。原来此前在剑上看到的“王戊”二字，应倒读为“戊王”。这“戊王”，指的是越王勾践，转手卖与他人的这柄剑实为“越王剑”。容庚后悔不已，但易去之物岂有索回之理。
巧合的是，这柄剑兜兜转转终又回到容庚手里。1937年春天，容庚购得难得一见的西周“师旂鼎”。于省吾听闻，表示出对于此鼎的浓厚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甚至愿意不惜代价。这时，容庚想起那把错失的越王剑，对于省吾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对于以师旂鼎来换越王剑，于省吾的内心不是没有经历过一番挣扎。当年得到越王剑，于省吾俨然将其当成压箱底的宝贝，他以越王剑与自己所藏的另一柄心爱之剑“夫差剑”一起将书斋命名为“双剑誃”。幸好，此番师旂鼎在他眼中的魅力怕是更胜一筹，考虑再三，于省吾最终答应了容庚的交换条件。失而复得越王剑的容庚彻夜研究，并在 《鸟书考》 中专门提及此剑，正式将其命名为“越王剑”。
身为大学教授的容庚，所能用于收藏的投入相当有限。不过，收藏需要的除了资金，更有眼光。容庚的辨伪成果代表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时下，艺术品秋拍季拉开帷幕，将持续至年底。又有一大批珍稀的艺术品现身拍场，激起买家举牌竞价的兴致。一掷千金之前，人们可曾想过为何而藏?
从张大千“大风堂”散出的古画，大都钤有一枚“别时容易”的方印。将心爱之物拱手他人，总有难以言喻的感慨。然而，在真正的藏家看来，过眼即为拥有。因为，收藏的真谛从来不是永久的占有，而是当藏品流转于不同眷恋者之手时，人文价值的代代相传、世世守护。且看这些前辈藏家披沙拣金为何而藏。
王世襄的明式家具收藏
自1945年收藏第一件明式家具——黄花梨琴案，几十年间，王世襄总共收藏明式家具约80件。数量并非最多，但品种之丰富、萃选之地道、品质之精良，在海内外所引发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均值得称道。他常常骑着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将一个能承载一二百斤的货架子置于自行车后面，并备有粗绳索、麻口袋等，以便购到家具立即捆绑带回。他的寻访视线也遍及京城郊县甚至涿县、保定等地，遇到可供研究的家具，能买下就买，买不到就请求准许拍照或测量尺寸。
王世襄不仅收藏明式家具，还开了明式家具研究之先河。上世纪80年代，他所撰写的 《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本专著，一时间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巨大反响。
吴湖帆的文人画收藏
吴湖帆藏有丰富的元明清文人主流画家作品，“元四家”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董其昌，“清初六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皆在其列。像是董其昌作品，吴湖帆甚至藏有多达数十件，几可按作者早中年排序。相对而言，“四僧”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金陵画派，扬州画派，吴湖帆则收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湖帆本人的画学审美追求，也与其传统文人的身份有着深度的契合。
钱镜塘的尺牍收藏
钱镜塘一生的收藏多达5万件，并且各成系列。其中，他的尺牍收藏尤为引人注目。
尺牍指的是古代书写文字所用的木片。钱镜塘倾其毕生精力，去伪存真，将其所藏尺牍严审精鉴汇集成共计20册的 《明代名贤尺牍》，以紫檀木镶框、锦缎铺面精装。它们囊括了明永乐至崇祯朝两百余年400位重要历史人物，从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到文人墨客、忠贤先烈。这些尺牍多用行草书写，随意率真，颇能彰显作者个性，不少内容可补《明史》 之疏漏，亦可称是明代书法专辑。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名家尺牍旁，均有钱镜塘楷体工整的人物考证，字字句句如玑似玉。
张叔驯的古钱币收藏
张叔驯共藏有约3万枚钱币，内中孤品、珍稀之品不胜枚举。如五代时南唐李昪所铸的“大齐通宝”，后梁刘守光所铸的“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背拾”，史思明所铸的“壹当伯钱”，王莽时期的“国宝金贵直万”，元代篆楷“中统元宝”，钦察汗国的“窻国通宝”等。世上罕见的战国齐六字刀币，则藏有多达16枚。
早在1926年9月，张叔驯就邀请古钱币收藏爱好者创办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古泉学社，1927年，他还创办了中国最早正式出版的钱币专业杂志《古泉杂志》。
傅增湘的古籍收藏
傅增湘尤爱收藏古籍，以收藏珍贵善本、孤本之多著称于世。他所藏的宋金本古籍150种4600余卷，元版古籍95种3700余卷，明清版古籍20余万卷。
坐拥书城，傅增湘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他一生校书1000多部，1.6万多卷，而从事校勘，则是为了整理古籍以利于学术研究。凡是经他校勘过的诸书，傅增湘都尽力传播，编成校勘记数10种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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