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我第一次见到马鸿儒，是平生第五次来临夏，第十五次来甘肃。这也是2014年启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以来的第四次寻玉之旅。4月28日这一天，考察团从广河到临夏，先在临夏州博物馆应马颖馆长之邀，上手鉴定该馆珍藏的十三件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其中大部分为上世纪70年代在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的采集品。晚餐席间，大家依然兴奋不已地回味着下午见到的齐家玉器，玉璋、有领玉璧和白玉琮等，都是迄今的齐家文化考古报告中所未曾见到过的器形。饭后，考察团一行拜访鸿儒家，在灯光下观赏他的个人收藏品，堪称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这一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在鉴赏齐家文化玉器的人生阅历中，获得最丰富的一次精神享受。似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飘飘然之感。
国人爱玉，自古就不乏如痴如醉之人，很早就形成一道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文风景。清代的玉痴以乾隆皇帝为代表，他平生写出的四万首诗中咏玉题玉之诗达800首之多，早应有人替他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二百年欧风美雨的“西化”洗礼，如今青年人大多痴迷于网络、微信等新技术，国内还有多少符合传统的爱玉如命的虔诚者，谁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马鸿儒是我结识的第n个玉友。能够把玉器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这是玉友中常见的人生态度。在这一份文化虔诚之中，多少能够分辨出对本土古老文化的认同和类似宗教崇拜的情感因素。
在人际交往方面，国人自古就讲究缘分。在古玩行里也有句生意经，叫“玉卖有缘人”。收藏界常挂在嘴边的格言是“地不爱宝”。东亚地区有八千年的玉文化传承，埋于黄土之下的古玉不计其数。几千年前先民留下来的美玉，经过古玩界的流通转手，一般较好的归宿是汇聚到有经验的收藏家手里。一件古玉精品的最终归属，七分靠个人的喜好、眼力、经验和财力，三分要靠机遇和人脉。
我因为自2005年以来到兰州大学兼任萃英讲席教授一职，开始对西北大地上的史前文化产生浓厚的探索兴趣。不仅陆续在各地结识一批文博和考古学者，还在全国的古玩市场相识一大批古玩商和民间收藏家、古玉爱好者。自己也不经意地成为一名业余的古玉收藏者，
并且乐此不疲。2008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贵阳，贵州民族学院)上，本会特邀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张敬国先生发表报告，讲述53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发掘情况;在会上我甚至向与会的青年学者们发出公开号召：华夏的古玉传统是一套类似语言文字又先于汉字的符号，大家要像学习一门外语那样下功夫学好这门中国文化的“内语”。我的号召对多数不懂玉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位玉痴的痴人呓语吧。2012年起兼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的学术顾问。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策划的一套教授自选集丛书，我给自编的文集起名叫《五十而学玉》。效法孔圣人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只想通过大量传世的和新出土的古玉，去窥测汉字没有产生之前的历史文化线索。其预想不到的学术收获是，通过对距今四千年之际的大量玉礼器情况的新知识，我们如今能够带着几分自信的底气，去重申孔圣人说过的一句话：“夏礼，吾能言之。文献不足徵。”假如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依然找不到夏代留下的文字材料，那么最接近夏代的文物精品主要就是距今四千年上下的玉礼器情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会转而去探究玉文化的所以然。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十多年前初次看到红山文化玉器以来的那种心灵震撼和学问体悟的经历，文学人类学一派学人就不会提出国学更新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也不会在最近几年提出重新发现和确认文化大传统的理论目标。
学问不分先后。学玉也是如此。可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上，我比鸿儒大17岁;就学玉的资历而言，鸿儒比我多一倍。我是十年出头，鸿儒从19岁到古玩店当学徒，已有二十多年的经验。当今学院派人士中，因为西化教育之故，罕有精通古玉之人。我们想学会鉴别古玉知识，最好的老师大都是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和民间收藏家。每当我的研究生入学，一般要带他们到京沪两地的古玩城去“实习”，让青年人多少能够亲身感受华夏玉文化的长河如何在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教育制度中“断流”，而在民间的非学院语境中却依然暗流涌动，不绝如缕。不过对学生而言，也常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当今的造假和仿古玉大行其道，充斥各地市场。初学者根本无法分清李逵和李鬼，如何能够迅速地登堂入室呢?目前看来，有针对性地拜师学艺，仍然是进入此道的不二法门。
鸿儒的收藏集中在临夏当地特产的齐家文化玉器。就规模而言，这是我所见过的齐家玉器的第二大收藏家。其特点是，他的收藏对象不仅是齐家玉器的成品，还兼顾齐家玉器的加工样品即半成品，带有切割痕或钻孔痕迹的玉器，以及未加工的玉料。我们在他家看到的玉料，有出土的齐家文化时代的老玉料，也有新收购得到的马衔山玉料。齐家文化先民出于对玉的崇拜和珍惜，常在墓葬中随葬玉器和玉料，哪怕是加工剩余的小片下脚料，都一视同仁地珍视有加。在新世纪发掘的青海喇家遗址墓葬中，就看到过多种珍藏玉料和下脚料的情况。一般认为齐家玉器的用料以就地取材为主，兼有少量来自西域新疆的和田玉。但是由于缺乏权威的检测报告，目前的认识大都处于经验判断而已。齐家文化先民就地取材的主要玉矿在哪里?鸿儒对此早有调研，他所收藏的大量齐家文化玉料，从成色上看应该和马衔山玉矿十分近似。4月29日，鸿儒带领考察团驱车来到临洮县，攀登以产玉而闻名远近的马衔山(又称马寒山)。
玉器加工的第一条件是选择玉料。卞和的故事早就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神仙难断寸玉”。就连楚王身边御用的王室玉匠都无法跨越玉石不分的认知困境，更何况一般人。古玉学习的第一课也就聚焦在对各地出产的多种玉料的辨识上。2015年5月21日，也是我们从马衔山归来的第二十天，在北京国粹苑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举办的“《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探源》新书发布会”上，我向与会者介绍编撰此书的前因后果，面对诸多藏友，把玉料的辨识功夫比喻为研究玉文化的一张“底牌”。《玉成中国》是我和古方策划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这次会议于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会间考察的是与齐家文化玉器最接近的石峁遗址及其玉器。古方给那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甘肃马衔山玉矿调查》，这应该是学界第一次正式发表对马衔山玉料的研究成果。古方根据他的目测，提出齐家文化玉器中相当一批的用料来自马衔山，特别是一种黄色玉石，和一种带有黑色色斑的绿色玉石。鸿儒多年来到马衔山采玉收玉的当地向导名叫天锁，他带着我们从西南坡上山，登上玉矿顶峰处，采得若干玉料标本而归。
从马衔山流淌下来的一条河，蜿蜒十多公里，号称“大璧河”。莫非就是因为出产美玉而得此美名?
大璧河直接流向洮河的一个大转弯处，洮河对面的台地就是著名的齐家坪所在，那里正是安特生1924年发现史前陶器而命名齐家文化的地点。
如果说认识到马衔山玉矿的存在和大璧河的运输玉料作用，我们可以依稀地窥测到齐家文化玉器生产的一张“底牌”，那么其研究价值和前景就是可以想见的。我相信马鸿儒这部精彩纷呈的齐家玉器收藏品大书的问世，将为国内外喜爱和收藏齐家文化玉器的藏友们树立起一个空前的标杆，也让对西部史前文化有学术兴趣的学者们提供一部生动直观的教材。让人们能够直接体会到：儒家“君子温润如玉”说出笼前一两千年的西部玉器是如何体现出温润之美的。
据鸿儒等当地知情人的说法，大璧河，洮河，广通河，在大雨过后的水流冲击下，总是能够有玉料被冲出来，其中不乏优质的籽料。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收藏界的一般认识是，只有新疆和田玉有籽料山料之分。没想到甘肃本地的玉料资源早有籽料山料之分。四千年后的当代尚且能够看到顺着河流而来的籽料，那么四千年前的玉器时代又该如何呢?还有，齐家玉器知多少的问题，因为正式考古发掘品数量有限，学界一般难以做出一个准确判断。现在看来，祁连山系和昆仑山系都出产透闪石玉。有马衔山和肃北新发现的马鬃山这样两大透闪石玉矿存在，两地连起来接近一千公里的地带，形成当地广大而充足的玉料资源区。齐家文化有此作为物质保证，其玉器生产的数量规模一定大大超过在它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超过在它之后的商周文化。因为就地求取玉材的便利条件，齐家文化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史的前半段占据着数量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4月30日离开马衔山，抵达兰州。5月1日到甘肃省博物馆会见王裕昌先生，他主持的一个项目是汇集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馆藏齐家文化玉器，出版图册。访谈中得知，目前的采样玉器达到548件。我想这部书和马鸿儒的书能够同时在2015年问世，这将会迎来一个转折点，大大改善目前齐家文化玉器研究缺乏可考资料的窘困现状，提升对齐家文化的整体认识水平。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齐家文化被发现至今，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尚没有一部能够让人满意的齐家玉器图册，这毕竟是令收藏界和学术界极为遗憾的。希望这两部书的出版能引出更多的资深收藏家，将视同自己生命的古玉藏品公诸于世。
在史前期的西北高原雄踞五六百年，却没有留下一个姓名的齐家文化先民们，地下有知，足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也。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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