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晚清金石名家端方的老照片《评权图》
晚清金石名家众多,其中最耀眼的一位,非端方莫属。其从政之路、收藏之道、金石之学皆精彩激荡,奇异莫测,忽而官运亨通、倏尔宝物齐聚,刹那间又身首异处,文物散尽。一张照片、几行题记,是端方个人的历史定格。四十八秦权,数十张全形拓本,则是晚清金石文化的一个社会写照。
晚清金石名家众多,其中最耀眼的一位,非端方莫属。其从政之路、收藏之道、金石之学皆精彩激荡,奇异莫测,忽而官运亨通、倏尔宝物齐聚,刹那间又身首异处,文物散尽。风光荣辱,往事百年,而今端方早已淡出时代的记忆,但宝华庵陶斋的文物却已成为人类共同文化的遗产,分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端方(1861-1912),托忒克氏, 字午桥,号陶斋、斋号宝华庵,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得到慈禧宠信,此后短短数年间,端方从代理陕西巡抚,升任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后又摄两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光绪二十九年(1903)端方又率团赴欧美考察宪政,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等,归国后编写《欧美政治要义》,那是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当年,端方被政坛视为中兴之臣,学界誉为开明之士。宣统三年(1911),端方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时部议路归国有,激起川湘鄂保路运动,四川局势濒于失控,朝廷命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当年十一月,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一同殉职。
较之于端方的生平经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端方的收藏。但作为收藏大家的端方与金石文化,其实并非天生有缘,而是被时代潮流裹挟,最初完全是被动的,甚至被逼的,绝非是出于其主动的选择。
晚清金石学盛兴,官场崇尚金石文化,最初端方就因不懂金石碑帖、青铜铭文而遭受同僚的轻视。如同今日一样,要想既“富”且“贵”,拿书画文物来充当门面,附庸风雅看来是条必由之路,绕也绕不开,否则在文艺圈还真玩不转。当年,不甘示弱的端方就此开始发奋专研金石学,并大力搜集钟鼎彝器、金石碑帖等。不知是天意弄人,还是自身造化,短短数年后,端方还真成为名副其实的藏家与专家,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收藏,已经在晚清士大夫间享有盛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时的善本碑帖与国宝钟鼎几乎皆归端方所有。陶斋的金石研究亦成绩斐然,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古玉图》、《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等。
当然这些成就,若完全归功于端方一人,那是绝对不行的,作为封疆大吏的端方还有一个幕僚团队、文化圈子。这与今日领导身边的随员,不是人精,就是马屁精,是不可同日而言的。说到端方的幕僚和挚友,可以开列一长串精英名单,但这些名单今日看来或许显得枯燥乏味,不如去看端方身后留下的一批集体照,这些合影,有出访欧美的,有鉴赏文物的,有雅集聚会,无不生动鲜活。
读者不禁会问,端方为何会留下这么多照片呢?大家有所不知,端方喜爱摄影艺术,是一个摄影发烧友,生前拍摄了大量文物照片,最终还意外地成为史上最早因“偷拍事件”而落马的政府大员。
1909年11月,正值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身为直隶总督的端方,特意安排了天津福升照相馆的几位摄影师进行实况追踪,但老式的、冒烟的照相机抓拍行为,令满朝官员不胜骇异。最终,因“偷照御容、故意亵渎”的罪名,使得端方成为最短命的直隶总督。端方虽然尝到了摄影苦果,但他超前的文物思想与纪实行为,还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史料。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张端方老照片——《评权图》,堪称端方与文物合影的经典代表作。
该照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地点在湖北巡抚端方的武昌官邸。画面为端方端坐太师椅,好友与幕僚李葆恂、锡春臣、黄左臣、程伯臧等人自右向左依次站立,荫木桌上放置大小秦权数枚。照片四周另有端方、费念慈、王仁俊题记。据端方幕僚褚德彝后来介绍,陶斋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权四十八枚,由此看来,端方对秦权是情有独钟的,难怪有这张珍贵的秦权合影照。
照片上端方题记:“ 此《评权图》也,戊戌(1898)之冬陈臬秦中,先后得秦大权二,皆重五十三斤,即秦之百斤也。复得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椭量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亦足以征地不爱宝而物聚所好矣。”足见这些秦权在端方心中的分量。照片下方还有费念慈题诗: “话旧论文泪满衣,前尘如梦事全非,重编汉上题襟集,送我秋江放棹归。”
《评权图》给我最深的印象,倒不是戴金丝边眼镜的端方,而是桌上放置的两枚巨大的秦权。这两枚秦权堪称“巨无霸”,旧时皆为吴大澂所藏,甲午战争后,吴大澂遭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光绪辛丑(1901)贫病交加的吴大澂将其转让给端方。
说来也巧,今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检碑帖拓本时,陆续发现了这两枚秦权“巨无霸”的全形拓本,才又有机会去重读和推敲《评权图》。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秦权。权者,秤锤也,犹今日之天平砝码,其创制始于秦朝。多为半球形,一般分为权身与权柄两部分。权柄又称“鼻钮”,即铁环拉手。权身底部凹陷,权体一般环刻铭文,其铭文大多雷同,皆为秦始皇之诏书。
秦统一度量衡后,颁布衡制为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非十进位制,如: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由此确立了秦国的重量单位。汉承秦制,度量衡得以延续下来,直至隋代还相承不变。唐代衡制略有改进与细化,重量单位设定为“累”、“铢”、“钱”、“两”、“斤”、“钧”、“石”,但亦非十进位。宋代以较验乐尺积累法中之“分”、“厘”、“毫”、“丝”、“忽”五个名位,开始采用十进位,用来命名重量单位以下的小数名称。清未重定度量衡时,重量小权单位止于“毫”,“斤”以上不命名。民国十八年(1929)的《度量衡法》市用制又止于“丝”,“斤”以上加“石”,一百斤为石。
笔者此次发现的端方《秦权全形拓本》有多本,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李葆恂藏本”,该本正中央为秦铁权全形拓一枚,铭文在鼻钮下,为绿墨拓,权体为墨拓。四周名家题跋累累,存有端方、黄君复、费念慈、程颂万、钱葆青、杨钟羲等人题记观款。卷轴装,画芯宽46厘米,高64厘米。馆藏号:Z1420。
图注:端方旧藏《秦权全形拓本(铁权)》(现藏上海图书馆)
此件《秦权》铁质,重五十二斤,铭刻有廿六年皇帝诏书,为秦权最大者。旧在陕西咸阳民家,用以系犬,后归吴大澂收藏,光绪辛丑(1901)七月转归端方。此全形拓为是年九月端方拓赠李葆恂者。
《秦权拓本》左侧存端方题记:
权重五十二斤,中镌秦皇诏版,其文犹可读,独缺“疑者皆明壹之”六字耳。文石先生释二世诏辞说最新确,见方所跋大铜权幅中,兹不具录。方谓“法度量”下“则”字当属上读。《说文》“则”画物也,从“刀”从“贝”,“贝”古之物货也。谓法度量则四者,其不壹者,壹之,其歉疑者,明之。其文显然可读,颇足与文石说向发明。
常见秦权铭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此段铭文最后一句,过去句读一直不统一,曾经出现误读为:“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此类误读的关键就在于不明铭文中“则”字的字义。“则”字,当作“称量轻重的器具”来解,犹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砝码。二十年前出土的一枚“北宋称权”,就自名为“铜则”。秦始皇廿六年诏书中最后一句应读为“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即法度量衡制度,不壹者壹之,歉疑者明之。
此卷《秦权拓本》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端方拓赠李葆恂者,此张《评权图》照片摄于同年十月,李葆恂就是照片中执扇者,趴靠桌面者正是黄君复。与照片相关者——端方、黄君复、费念慈等人,又同时在李葆恂藏拓本上留有题记,如今拓本与照片两相应和,一大巧合,实属难得的文物史料。
此外,《评权图》照片中端方题记所云“先后得秦大权二”,也就是说端方曾经获得两枚秦权巨无霸。这两枚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从吴大澂愙斋府上购得,一铁权、一铜权。铁权即上文介绍者,在《评权图》照片之最左侧,靠近端方者;铜权则在照片的最右侧,即李葆恂手握者。光绪初,铜权在陕西临潼县新丰镇出土,初归吴大澂收藏。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大澂将此铜权并《汉朱大弟买地玉券》一同售与端方,价千二百金。
铜权铭文(始皇诏文及二世诏文)环刻,铁权铭文(仅见始皇诏文)则刻在鼻钮下,两者铭文行款亦不尽相同。铜权拓本传世较多,铁权拓本则少见。铜权拓本,笔者历年在上海图书馆检得十余件,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期间,端方拓赠幕僚和金石挚友者,全形拓法各式各样,名家题记丰富多彩,他日当作《端方秦权拓本汇编》小册。
现在,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件《铜权全形拓》,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端方拓赠李翰芬者,有端方题跋,另有民国二十七年(1938)褚德彝题记。此件铜秦权归藏端方时,褚德彝恰逢在陶斋幕中,作为见证者褚德彝的此段题记显得尤为珍贵。全形拓片宽34厘米,高57厘米。铭文拓片宽33厘米,高12.5厘米。题跋宽48.5厘米,高77厘米。馆藏号:Z2282。
图注:端方旧藏《秦权全形拓本(铜权)》(现藏上海图书馆)
李翰芬,字守一,广东香山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官、湖北乡试正考官、广西提学使等。民国二年,任广东省教育司长。李翰芬是端方出任湖北巡抚时重要的一位幕僚。
笔者新近发现的十余件端方《秦权》拓本,一经整理,竟然发现它们日后大多皆归王秉恩、王文涛父子所有。华阳王氏是继端方之后,又一《秦权》超级发烧友。王氏父子所藏碑帖,今多为上海图书馆收藏。王文涛善书法,小楷精整古雅,所藏碑帖善本多有王氏小字长篇题记,藏印繁多,琳琅满目。
一张照片、几行题记,是端方个人的历史定格。四十八秦权,数十张全形拓本,则是晚清金石文化的一个社会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