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文房用具品类丰富，笔、墨、纸、砚以及文房陈设器具形式多样。考其来源，一部分出自内务府造办处，或按内廷样式交由地方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承办制作，如御用笔、御用纸等，另一部分来自于地方进贡。清代内廷设有“墨作”“砚作”，专门负责御用墨和砚的制作。一般是由内廷画师按皇帝谕旨画样呈览准做，即形成“内廷恭造之式”。
一、清代宫廷御用笔
清代内廷御用笔的制作，所用材质精良，金银玉翠、木竹牙管，应有尽有。表现在装饰、造型方面因集多种工艺技法于一体，雕镂饰管，极尽工巧，因而更趋于观赏性、艺术性。清代仍以浙江湖州制笔最负盛名，每年地方例贡文房用具中均以湖笔数量最多，也有一些题名管笔是按内廷样式交由地方织造承办制作。各地巡抚官员每年朝贡也均以湖笔进贡。
(一)御用笔的来源
清代内廷用笔由江南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等按内廷发样承办制作，而大量的则是来自地方进贡，每年地方官员单以毛笔进贡的数额即高达数万件。除大量的御用笔备用外，还颁发内廷各处记录、抄书使用，以及用于皇帝赏赐等。据章乃炜《清宫述闻》记载：“庚申十月，赐内阁翰林院官笔五千枝，为阁中票签、院中讲章、记注之用。内阁分其半，余给讲官人各五十枝，写正本者人各五十枝，写副本者人各三十枝。更以五百枝备写档案，存起居注。五百枝备写讲章，存外衙门。笔为丁酉年制，世祖御书房所藏也。”(庚申为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从上述记载可知，清代内廷所需用笔的数量相当可观。
内廷用笔主要来自于地方进贡。清吴振棫(yù)《养吉斋丛录》记述：“供御文房四事，别类称名，不可胜纪……笔之属则以书‘福’笔为‘万襈珍用’之管。所谓赐福苍生也;御书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笔、髹漆、文檀各种提笔。其寻常供用朱书、墨书之用者，则有万年青管、经天纬地、万年枝、云中鹤、惟精惟一、云汉为章，及竹管、檀管、钿管，皆由外省供进。”正如干隆朝《宫中进单》所载：干隆十六年(1751年)十二月，两浙盐政兼织造，苏楞额贡有笔墨纸砚数百件，其中笔品有“经天纬地”“万年青”“云汉为章”“表正万方”“小紫颖”“云中鹤”“檀香笔”等。这些题铭管笔多是平常皇帝御笔朱书、墨书之用。清代地方官员每年均以湖笔进贡，如干隆二十六年七月，云南巡抚刘藻贡物，仅湖笔一项数目高达420枝。至干隆晚期，增加至503枝。因库存数量过多，干隆晚期便减少各地进贡方物，其中毛笔的数量也有减贡。
(二)御用笔的种类
御用毛笔的形制种类丰富，极具特点。其材质有竹管、木管、漆管、瓷管、玉管、玳瑁管、骨角、牙管等。除一般常用的传统管笔外，还流行一种带斗的提笔和抓笔。其中提笔的形制一般由笔管和笔斗两部分组成，也有管斗一体的形式，在清代曾大量制作并广为流行。提笔的管斗装饰精美，笔斗与笔管的取材或相同或相异，争相斗艳，有玉斗、牙斗、木斗、珐琅斗、骨角斗、瓷斗等，形制多样，富于变化。按提笔规格的大小不同，又有小提笔、中提笔、大提笔之分。因提笔纳毫丰满，且笔直沉稳，适宜书写各种书体。抓笔较提笔更加沉稳，纳毫丰满圆健，笔的形制短而粗壮，一般为鬃毫制成，适于书写匾额、横幅大字。
笔的选毫讲究，常见有兔毫、羊毫、兼毫、狼毫、貂毫、鬃毫等，并有敷彩毫或点翠笔毫，装饰精美。笔毫的造型也富于变化，有兰花蕊式、笋尖式、葫芦头式等，各具特色。除选毫精细外，其笔颖更具“尖、齐、圆、健”之美，特别是彩毫装饰，更将实用笔的制作与精美的装饰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清代毛笔的时代风格。
(三)笔管的题铭
笔管题铭是清代制笔工艺的特点之一。清代宫廷御用笔的笔管题铭，一般常为歌功颂德的词语，如“万邦作孚”“万国咸宁”“万国来朝”“表正万方”“歌舞升平”“光被四表”“泽被遐方”“珠联璧合”等;或寓意吉祥福寿内容，如“海屋添筹”“万寿无疆”“万年景运”“万福攸同”“河洛呈祥”“海晏河清”“鸾翔凤翥”等，赋予毛笔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如称赞笔品优良的题铭，有“挥毫落纸生云烟”“管城无处不生花”“无思不入奇”“珠圆玉润”“中书君”“宇宙经纶”等溢美之词。另有取悦帝王的词章，如“澄心如玉写黄庭”“天颜有喜近臣知”等等。特别是每年元旦或新春，皇帝都要举行开笔仪式，案设盛有屠苏酒的金瓯永固杯，置放朱红描金云龙绢及朱墨，其书“福”用笔，管端镌铭“万年枝”或“万年青”，或“万襈珍用”管笔，御笔亲书吉语，祈福苍生，永保江山基业永固。这些题铭诗句的御用笔大部分是按内廷的要求或样式交由地方制作。至今故宫[微博]博物院藏有文房用笔数千余件，大部分尚未开笔使用，应为内廷御用之备用笔。
二、清代宫廷御用墨
清代宫廷造办处设有“墨作”(作坊)，专门负责御用黑墨和朱墨的制作。“墨作”自康熙年间建立至清代晚期一直沿袭制作，所制御墨均形成“内廷恭造之式”，以康熙、雍正、干隆时期所制之墨最具特点，如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或仿古集锦墨等，装潢考究，极具皇家品位。墨品均署“御墨”字样或制作年款，其在造型、装饰等方面呈现出宫廷独特的风格。
(一) 内廷御墨
1. 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清康熙时期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成为内廷御墨的重要特点之一。如以“佩文斋”命名的墨品即有佩文斋藏墨、佩文斋珍藏墨、佩文斋临古墨、佩文斋法墨;还有以“渊鉴斋”命名的墨品，如渊鉴斋墨、渊鉴斋法墨、渊鉴斋摹古宝墨、渊鉴斋评选古文藏墨、渊鉴斋清赏墨等。这些墨品均署“御墨”字样，且形式各异。以书斋命名于墨，极具文人雅趣。“佩文斋”是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起居处兼书房，也是该园诸多文馆中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渊鉴斋”与佩文斋紧邻，也是畅春园内的一处重要书房，是康熙皇帝经常临幸并挥毫染翰的场所。干隆时期内廷御墨的制作，也有一些以斋堂轩室命名的墨品，如敬胜斋珍法墨、敬胜斋珍藏墨、遂初堂藏墨、御制淳化轩墨等，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定式。这些以书斋命名的墨品极具浓郁的文化气息。
2. 内廷博古墨。除以内廷书斋命名于墨品外，内廷“墨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博古集锦墨，墨品的形制不局限于单锭墨，而是以多种形式组合的套墨、博古集锦墨。如干隆时期所制各式博古墨品，有仿古式、仿康熙朝墨式等，有以造型命名的墨品，也有以纹饰命名的墨品等，多达数十种。如干隆四十年重装所制博古墨，以40种墨式组合而成，分别为螭佩、玉彘(zhì)、青圭、昭文、国宝、七香图、鱼佩、艳友、春华秋实、仙山楼阁、天保九如、有虞十二章、内殿轻煤等等，并特制红雕漆龙纹墨匣盛装，为内廷精制御墨。这些博古墨除本色黑墨外，还制作有各式彩墨或漱金墨以及在墨品纹饰上描金或彩绘，极具皇家品位。
(二) 地方贡墨
清代内廷御用墨品，除上述内廷“墨作”所制御墨外，还有一些是按内廷样式交由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制办，或由地方按年例进贡，每年地方官员均有例贡徽墨。如干隆时期的《宫中进单》详尽记录了当年地方进贡墨品的情况。
从上述所列各地贡墨分析，地方例贡墨品中多以“朱锭”“徽墨”共200锭为数进贡，每次进贡的墨品均为万年红朱锭和徽墨，其中徽墨有“光被四表”“太平雨露”“耕织图”墨等，至今这些贡墨仍有一部分传世。由此可见，徽墨在干隆时期深受内廷青睐，各地方也均以徽墨进贡内廷，从而也影响和促进了徽州各派墨家的竞争发展。至今故宫博物院藏墨5万余件，其中有很多安徽巡抚进贡的黑墨和朱墨。
清代徽州以歙县、休宁、婺源三地制墨最负盛名，并由此形成三大制墨派系。其中汪希古、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詹方寰等世代以制墨为业，均有贡墨制作。如歙派最具代表的墨家是康熙年间曹素功“紫玉光”墨，被列为第一贡品。现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时期曹素功谨制“御制耕织图诗文”墨和汪希古恭摹“御制耕织图诗文”墨，均以康熙御制诗文为蓝本，分别摹勒于墨品，为47锭集锦墨形式。此后各朝均以御制耕织图诗墨进贡内廷，成为重要的贡墨形式。如汪近圣后代沿袭制墨，将汪氏墨品集成《鉴古斋墨薮》。其中所录干隆朝贡墨，大部分是以干隆御制诗文为蓝本创作墨式，墨模雕刻精细，诗书、画印均可摹勒于墨。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汪氏墨品数百件，对了解汪氏制墨种类、形制特点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休宁派制墨，多为雅俗共赏之品，装潢精致，其墨品多是集锦套墨或鉴赏墨等。代表墨家有叶玄卿、叶元英、汪次侯、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胡开文等。特别是胡开文墨，墨品多至66种，如“艺林珍赏墨”“五老图墨”等均有贡墨进贡内廷。
婺源派墨家也有少量的贡墨制作。婺源曾是徽墨烟料的主要来源地，素有“点烟于婺源”之说，所制墨品朴实无华。故宫博物院藏有詹永新、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应甲、詹大有等墨家墨品数百余件，署名监制或仿古法制，应为其特制贡墨进贡内廷。
三、清代宫廷用纸
清代宫廷用纸来源广泛，一般是交由地方织造按宫廷式样尺度制办，还有每年各地官员的纸绢进贡，纸品种类多样。特别是干隆时期制作有大量的仿古精制纸，均按内廷发样制作，数以万计的精制纸品源源不断地由地方运往清宫。
(一)内廷用纸来源
清代内廷用纸除由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按内廷画样承办制作外，每年各地朝贡、岁贡、春贡、万寿贡等均有纸绢进贡，数量可观。特别是干隆时期，每年各地进贡纸品数以万计。各地进贡的纸品也均有定数，如干隆四十二年八月，漕运总督德保进贡“上用”纸绢，有“福字绢笺”“对联绢笺”“条山绢笺”“横披绢笺”各100幅，又“本色宣纸二百张，罗纹纸二百张”，仅一次进贡纸绢多达900张。另外，毁抄废纸也是交由杭州织造承办制作。
(二)内廷御用纸品
清代宫廷御用纸绢，在继承了明代制作技艺基础上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特别是康、雍、干时期，纸品种类丰富，制作精良。主要表现在制纸工序较明代更为繁细，如在宣纸上加入云母粉使纸张更具光泽纸的后期加工更是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品质优良、工艺精湛、不同质地、不同图案、不同规格、用途各异的纸品，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清代内廷常用的有大榜纸、高丽纸、油高丽纸、棉榜纸、连四纸、本纸、呈文纸、油呈文纸、西纸、台连纸等，均各自有不同的用途。除油画多用白素绢笺外，内廷用纸大致可分为御笔书画用纸、写经用纸、书籍用纸、装裱用纸、工程用纸、画样用纸、包装用纸、日常用纸等。如御笔书画用纸有各色粉蜡笺纸、洒金纸、罗文纸、宣纸、仿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仿明仁殿纸、梅花玉版笺、澄心堂纸等。内廷特殊用纸，如“谕旨需用十二龙黄笺纸”“敕书应用独龙大香笺”。还有装饰贴落或糊墙用蜡花笺纸等。
(三)仿古精制纸品
干隆时期仿古纸有多种，如仿晋侧理纸、仿宋金粟山藏经纸、有斑点藏经纸、无斑点藏经纸、仿澄心堂纸、仿明仁殿纸、仿梅花玉版笺、仿高丽纸等，均有传世纸品。如现藏仿明仁殿纸，纸面幅幅有“干隆年仿明仁殿纸”戳记。干隆《造办处活计档案》四十三年十月记载：“将杭州织造徴瑞，送到仿明仁殿笺纸五十张，有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无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宣纸一百二十四张，随做样纸一张，呈览，奉旨：仿明仁殿纸交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懋勤殿十张。有斑点无斑点藏经纸，交宁寿宫、淳化轩，每样各交一百张。懋勤殿各五十张。其宣纸交热河五十张，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其余三十四张，并做样纸一张，俱交懋勤殿。再传与徴瑞，此次做来藏经纸消薄，亦有道子，嗣后，抄做略厚些，不可有道子，每十张一卷，不必用纸衬垫，钦此。”记述了干隆时期杭州织造徴瑞承办仿古纸的情况。
干隆皇帝对御用纸张均有特殊要求。如仿澄心堂纸不局限于一种颜色和花纹，由最初的绿色、蓝色、粉红色三种发展为五种颜色，其中有染黄、绿、白、粉红、淡月白五色，纸面装饰花纹各异，如画金龙纹、画金折枝碎花纹、金钱菊花、流云福花纹等，均按内廷画样制作。纸幅均有“干隆年仿澄心堂纸”印记，其印戳有牙刻或石刻之分，也是由内廷刻制。这些精制纸笺的仿制成功，体现了干隆时期传统的造纸技术的发展和技艺的高超，在中国造纸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清代宫廷御用砚
清代宫廷御用砚品大部分是出于内廷“砚作”，还有一些御用铜匣暖砚的制作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也有一些砚品是交由地方按内廷样式制作，如干隆年仿古各式澄泥砚，均交苏州承办制作。还有少量的来自地方官员的进贡。内廷砚品的制作一般是由如意馆画师画样，御览呈准后再由内廷的砚匠照样制作。每年内廷都有大量的砚品制作。除砚作外，还专门有匣作、木作、油漆作，随砚形配盒，一件砚品做好成型以后一般还要由“刻字作”刻字或镌刻御题诗文和年款等。
(一)内廷御用砚
清代内廷“砚作”制作的御用砚品，砚石材料多来自于地方开采和进贡。如康熙年间，始以松花石为砚，因石材产自吉林松花江流域，为满洲发祥地，即“龙兴之地”，深受清代帝王的青睐，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内廷定式，成为御笔朱批或为赏赐近臣用砚。
据清《养吉斋丛录》记载：“松花江石也称松花玉， 绀绿色，出混同江边抵石山，清圣祖时始创为砚，四朝以来，各有妙制珍藏，滑不拒墨，涩不滞笔，允为佳品。”嘉道以后，石料的开采时禁时开，内府石料匮乏。道光以后，曾下令各地减少例贡，内廷所制砚品很少。清代晚期，砚石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落。同治、光绪时期，砚石开采渐少，石质也少有佳品。其制作工艺日渐式微，终不及前朝。
内廷“砚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各式仿古石砚，其材质有端石、歙石、紫石砚等。如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六种砚式，分别成套制作，并镌刻御题诗文于砚及砚盒。每件砚品或配以嵌玉木盒，共装一紫檀木盒，极具宫廷特色。此外，还有相同的各式澄泥砚，是由内廷发样交苏州制作。
内廷御用暖砚的制作，一般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各朝均有各式暖砚的制作。如雍正三年(1725年)珐琅作记载：“着做珐琅圆形暖砚二方，用好端石做。”档案记载中的圆形珐琅暖砚均不见实物传世，现仅见有珐琅长方形或风字形暖砚，为内廷政务用砚。又如雍正十三年铜作记载：“传旨：做吉祥砚一方，下安水屉。”其中明确记载了用水温砚的暖砚形式。干隆时期，承袭和发展了前朝暖砚形制，将水屉和炙炭火同时温砚，暖砚形制多样，有圆形、八角形、长方形、双联形等，并多次制作烧古铜暖砚。如干隆二年十一月“珐琅作”记载：“珐琅暖砚一方，烧古暖砚一方，传旨：着照珐琅暖砚上花样足子，做铜烧古暖砚二方，再照铜烧古暖砚样，做烧砚十方，足子亦照珐琅暖砚上足子样式。钦此。”其中记述有烧古暖砚一次成做十余方。从中可知，御用暖砚均出自内廷制作。
(二)苏州澄泥砚的制作
澄泥砚，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一些是发往苏州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一些是照内廷“砚作”做好的蜡样、木样制作，其中所用澄泥原料也是由内廷发往苏州。如干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档案记载：“传旨：虎砚头项不好看，着拨蜡样呈览，准时向干清宫要澄泥四块，发往苏州合做虎砚二方。钦此。……于二十九日照虎砚蜡样做得木样，并做样虎砚，随盒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交苏州照样成做。其颜色务必与原样一样，得时不必刻字。钦此。”这应是一件澄泥虎伏砚的制作过程。干隆晚期还曾有多次制作虎伏砚，分别陈设在内廷或香山、瀛台、行宫等各处。
澄泥砚自干隆四十年开始大量制作，至干隆晚期一直没有间断制作，且均交苏州照内廷样式制作。如干隆四十四年档案记载：“澄泥砚二方，加用宜兴澄泥三成，烧造砚二方，其澄泥砚交苏州全德，将所传做之澄泥砚，俱照加宜兴澄泥三成之法烧造。”从中可知，澄泥砚的制作不仅有取汾河之泥，而且还有加用宜兴澄泥之法制砚。苏州制作完成的砚品，再交内廷懋勤殿拟字或专门刻字人镌刻诗文或款识。至今故宫博物院现藏砚品中，还有尚未题刻诗铭的各式澄泥砚。
(三)地方贡砚
除上述交由内廷“砚作”制作的澄泥砚外，地方也有少量的成品砚进贡内廷。特别是干隆时期，地方进贡的澄泥仿古各式砚，均按内廷样式制作，如干隆四十六年《宫中进单》记载：“山西按察使，臣袁守诚跪进，御制铭澄泥砚十八方三匣。”应为一套六方式仿古砚品三份。现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署名“臣征瑞恭进”款的仿古澄泥砚，其中有附黄纸签墨书：“发下澄泥砚六方，臣等公同阅看，系干隆年间征瑞仿古制造承进者，泥质尚细，陶范亦精，惟火气未退，骤难适用，谨奏。”此套征瑞恭制的砚品，因当时不合用被放置一边，至今仍完好如初。由此可知，澄泥砚的制作，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山西、苏州等地制作进贡。至今仍有上千余件的各式仿古砚传世，再现了干隆时期宫廷用砚的基本形式。
综上所述，清代宫廷御用文房用具数以万计，内廷殿宇、各处行宫等均有大量文具陈设。其制作来源广泛，除宫廷造办处制作外，苏州、杭州、徽州、江宁、两淮等处，均有承担着为宫廷制作的任务。特别是按宫廷的设计样式或要求制作，精益求精。也促进了地方手工业制作技术的发展。
至今故宫博物院藏文房用具约8万余件，大部分是清宫旧藏，特别是干隆时期，根据皇帝的个人喜好制作有多种文房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制作有形式各异的辅助用具，如笔架、笔插、砚滴、水丞等，极具时代特点。干隆皇帝更喜赋诗题咏，御题笔墨纸砚等文具多达数百首，并命内廷臣匠将御题诗文镌刻于墨品、砚品、砚屏、笔筒、笔洗、文具匣等，极具文化内涵和文人品位，呈现出宫廷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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