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团花纹摇铃尊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23cm.(9in.)highHKD:5,000,000-8,000,000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团花纹摇铃尊

　　康熙朝瓷作，素以青花苍翠，五彩奇妍而闻名，其中尤以绘大幅山水、刀马人物之大件器最为讨喜，但此等作品，皆民窑所做，气韵有余而格调不足，雄浑厚重而略输神采，与御窑瓷作实有差距。而康熙一朝御窑生产，因受南明抗清，吴三桂作乱影响，烧造时断时续，直至康熙中晚期臧应选、郎廷极等相继督窑之後，才渐趋稳定。目前所见康熙御窑器，多盘碗、杯盏等宴饮器具、或水盂、笔洗等小件文房，如本品之御窑陈设瓷，实不多见。

　　本品小口长颈，丰肩敛腹，颈肩相接处隐起弦纹一道，因整体形似铃铛，故而得名。瓶胎质白皙无瑕，釉汁温润如玉，腹部以釉里红绘漩涡状团花四组，胫部绘三角蝉纹，其间暗含青花弦纹一道，整器纹饰取材於上古青铜器，布局疏朗，给人一种空灵瑰丽之感。瓶底心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端正隽秀。

　　青花釉里红创烧於元代，由於青花与釉里红二者呈色温度交集很小，而且釉里红的呈色剂氧化铜极易挥发，因此自创烧之初，青花釉里红器物就极难烧造成功，成品率极低，在明代中晚期甚至几近绝迹。到了康熙朝，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才又一次出现。康熙四十四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开始督理景德镇窑务，在他的主持之下，伴随着“郎窑红”、“豇豆红”等高温铜红釉的烧造成功，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技术终於日臻成熟。本瓶即是这一时期诞生的珍贵郎窑作品。摇铃尊为康熙朝特有之瓷器造型，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和釉下三彩等三个品种，其中又以青花釉里红器最具代表性。本品造型端正，胎釉俱佳，釉里红发色深艳，青花弦纹於红色之中若隐若现，堪称同类器之代表作。

　　来源：赵从衍旧藏香港佳士得2002年春季拍卖会第627号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耿宝昌，商务印书馆(香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图11《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98年，第11页，图7《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清康熙五彩花神杯

清康熙五彩花神杯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7cm.(23/4in.)highHKD:500,000-800,000

　　本品口微撇，深弧腹，下承圈足。制作规整，器形秀美，胎薄体轻，胎质洁白紧致，釉色莹润，外壁绘牡丹图一幅，是为四月之花神，其以青花绘洞石，生出牡丹花朵一丛，青花之上又以绿彩绘叶，以淡赭彩绘枝桠，以红彩、黄彩绘花朵，纵观红花四枝，黄花一枝，青花花卉一枝，牡丹，人称花中贵主，位居群芳之冠，雍容华贵，茂盛美艳，有国色天香之誉，《花经》和《瓶史》把它列为一品九命。另一面以青花书诗文曰：“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後钤一方阳文篆书“赏”字印，构成诗书画一体的官窑瓷艺术品。诗句出自唐人韩琮的《牡丹》，全诗为“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阴成始放红。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名移兰杜千年後，贵擅笙歌百醉中。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牡丹花花神是丽娟，为西汉武帝所幸宫人。相传丽娟玉肌柔软，吹气如兰，尝於芝兰殿旁歌《回风》之曲，庭中树花为之翻落，是谓“曲庭飞花。”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运笔遒劲，秀逸而不失锋芒，青花发色清新淡雅。

　　康熙五彩延续了明嘉靖、万历五彩的特点，但是在釉色、器形等方面都有很大突破。康熙五彩在绘制的过程中，注重颜色的深浅变化，使纹饰具有阴阳向背的层次感，与前朝相比，康熙五彩在艺术效果上显得更为自然真切。康熙五彩纹饰构图有图案式与写实式两大类，本品中牡丹花布局错落有致，花容向背各具情态，在太湖石的掩映中生趣盎然，显然为写实类中的精品。

　　《匋雅》有赞曰：“康熙十二月花卉酒杯，一杯一花，有青花，有五彩，质地甚薄，铢两自轻。彩花以有黄色小兔者为最美，菊与荷鸳者为下。昔者十二杯不过十数金，所在多有。今则黄兔者一只，巳过十笏矣。若欲凑合十二月之花，诚戛戛乎其难。青花价值，且亦不甚相悬也”。

　　十二月令花神杯是康熙御窑颇具代表性的嘉作，被誉为空前绝後的艺术成就之一，依月令之数为一套，纹样装饰更见佳妙，取十二月令花神为之，配列赞赋，以期诗书画印合为一，颇符合文人画之意蕴内涵，下启雍正时期题诗珐琅彩瓷之经典。据考，十二月令花神杯之烧造时间有两次，前一次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间，写款为楷书两行竖款;後一次为康熙晚期，非常接近雍正时期，写款为宋椠体三行横款。本品属其前者，纹饰描绘细腻，发色姣好，款识书写隽秀，发色淡雅，花神杯品属康窑佳器，品级较高，古来视为收藏尚品，此件若可收而藏之，实为幸事甚妙矣。

　　来源：赵从衍旧藏香港佳士得2002年春季拍卖会第624号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王莉英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第152-153页，图140

　　清雍正祭红釉水盂

清雍正祭红釉水盂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7cm.(23/4in.)diam.HKD:300,000-500,000

　　本品圆唇、敛口、圆弧腹、卧足，口部有一圆缺口，为置放水匙之处，细微之处体现设计之巧妙，器形小巧可人，胎体轻薄，制作规整。外壁施红釉，内壁及外底施白釉，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青花发色青翠，款识书写工整。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记事杂录》记载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碎霁红磁盘边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的甚薄，不知是何原故，尔将此破磁发给年希尧去，着伊照此破磁釉水烧造，钦此。”上述文献记载了雍正皇帝对於祭红釉器烧造的关注，是统治者间接控制瓷器生产的体现。在如此严密的兼管之下，雍正一朝的祭红釉器便显得尤为出众，加之这一时期小器又为历代收藏的重点，故而本品之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颇高。同时，本品器小体轻，是为一件文房小品，置於斋室案头，实为佳妙之事。

　　来源：赵从衍旧藏参阅：《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暂得楼、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5年，第84-85页，第25号

　　清乾隆墨彩山水诗文笔筒

清乾隆墨彩山水诗文笔筒 10cm.(37/8in.)highHKD:600,000-900,000

　　本品直口圆唇，由八块矩形瓷片相接而成八方形，下接平底，於出角处承小足，共八个，依形而制。胎体紧致，制作规整，外壁施白釉，每一面均有描金矩形开光，依次绘墨彩山水图和御题诗文一首，其山水图笔触苍劲有力，颇见功力，诗文分别以篆书、楷书、草书和隶书分别书写，文後并以红彩钤以方印。其中篆书“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钤印“见天心”;楷书“玉峡何人擘，白龙长自飞。兴来青眼看，直欲洗尘衣。”钤印“体仁”、“万有同春”;草书“为隔尘氛绕，应怜曲径长。板桥流水外，别有读书堂。”钤印“研露”;隶书“天末见扁舟，顷刻来前浦。塔院晚钟声，客船一夜雨。乾隆御制”、钤印“乾”、“隆”。内壁和外底施松石绿釉。

　　乾隆时期，瓷制笔筒、文玩成为瓷器生产之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着相当重要的比重，也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徵，其所制之物多精巧佳妙，颇具文人气息。此件八方笔筒四面绘山水图，四面书御题诗文，且诗文以四体书成，文末还钤印乾隆御印，图画部分和文字部分均以墨彩绘就，颇有水墨之意，又结合四体书法，整器实为一件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文玩佳品，陈於斋室，颇助文思。

　　来源：赵从衍旧藏

　　18世纪青白玉鹦鹉摆件

18世纪青白玉鹦鹉摆件 17cm.(63/4in.)wideHKD:350,000-550,000

　　该摆件玉色青白，玉质匀润清透、光亮可人，实为难得。摆件通体以圆雕手法雕成，表现了“鹦鹉衔桃”的主题：雕桃树一枝，主枝虯蝾，枝上结有蟠桃若干，一上一下两只鹦鹉，正分别啄食着两只蟠桃。其中一只鹦鹉立於树枝上俯身衔桃，另一只鹦鹉似立於地面上而回身衔桃，两只鹦鹉彼此呼应，妙不可言。

　　众所周知，鹦鹉有两情缱绻、琴瑟和鸣之意，蟠桃则表示长寿和健康。所以“鹦鹉衔桃”之寓意极好。其实“鹦鹉衔桃”这一中国传统喜庆母题，更多地见於瓷器的图案上，明清两代尤多。慈禧太后的“大雅斋”款瓷器中，就可见多款该主题图案。18世纪是以动物为题材的玉质摆件的创作高峰期，“鹦鹉衔桃”这类寓意吉祥的主题，被应用到玉摆件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来源：赵从衍旧藏香港苏富比1996年秋季拍卖会第10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