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泽旧藏董其昌《松风流水图》

　　在书画著录史上，先后有四部以“销夏录”或“消夏录”（消与销通假）名世的著录专著：孙承泽（1592-1676）《庚子销夏记》八卷、高士奇（1645-1704）《江村销夏录》三卷、吴荣光（1773-1843）《辛丑消夏记》五卷、端方（1861-1911）《壬寅消夏录》四十卷，被后人称为“四大销夏录”。这四部销夏录虽然卷数不同，著录的品目和撰写体例亦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四位鉴藏家的鉴赏品味、才情和渊博的学识，故均堪称名著。书画著录其实是书画鉴赏活动和鉴定话语权的一种延伸。通过他们的鉴赏销夏文字，后人可以了解了古人在书画鉴赏方面的知识结构或时代局限，所以具有借鉴和传承的意义。

　　孙承泽与《庚子销夏记》

　　孙承泽(号退谷)是明末清初一位学者型的鉴藏家，与当时北方诸鉴藏大家多有交往，亦工书法。他于顺治庚子(1660)四月起，在读书著述之余，开始编撰《庚子销夏记》，所著录的书画、碑帖大多为其自藏。卷一至卷三著录从王羲之到董其昌书画114件，其中有今人熟悉的王献之《地黄汤帖》、陆柬之《文赋》、孙过庭《书谱》、传王维《伏生授经图》、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黄庭坚《松风阁诗》、《诸上座帖》、朱熹《城南倡和诗卷》、陆游《自书诗稿卷》等，均为书画史上的煊赫名迹。卷四至卷七著录书法墨迹、碑帖155件，其中著名的有：唐拓本柳公权《神策军碑》、宋拓本褚遂良《孟法师碑》等传世孤本。卷八为《寓目记》(他人藏品)，共计书画等54件，其中有著名的传阎立本《帝王图卷》、传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徽宗草书《千文卷》、苏轼《前赤壁赋卷》等传世名迹。清人卢文弨在《《庚子销夏记序》中有云：“退谷负当世盛名，居辇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乐从之游，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秘宝以供其题品。”实非过情虚言。

清初孙承泽《庚子消夏录》书影

　　《庚子销夏记》主要是孙承泽对藏品和寓目之作的鉴赏考证，钩玄抉奥，品评甲乙的文字记录，他对作品的材质、尺寸、印鉴等不甚措意，对前人题跋也仅选择精佳者偶有摘录。孙氏不仅是清初书画鉴藏大家，也堪称碑帖鉴藏第一人，其眼力远在同侪之上。其还著有《闲者轩帖考》一卷，而鉴帖尤难于鉴碑。至于孙氏在鉴定方面的某些失误，及其主观性和随意性，是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后人不应过于苛责。今有研究者曾说过：“孙承泽的一生是相当曲折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可以说他是失败者。然而，作为一个书画鉴藏家，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无疑他是很优秀的，从这一方面说，他是成功的。”孙氏的藏品后来大多为梁清标庋藏，故梁氏在《退谷歌》长诗中有云：“人事有代谢，百世传其名。”

高士奇（1645——1704）

　　高士奇和《江村销夏录》

　　高士奇(号江村)于康熙癸酉(1693)夏六月在《江村销夏录自序》中云：“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间有挟卷轴就余辫真赝者，偶有佳迹必详记其位置、行墨、长短、阔隘、题跋、图章，籍以自适。然宁慎勿滥，三年馀仅得三卷，名曰《江村销夏录》。”有说此书或是高氏门客执笔，但此说至今难以定谳。全书共著录从王羲之至明人陆治书画二百余件，其中绝大多数为自藏，另有部分是所见他人的藏品。其中传世名迹有：褚遂良摹《兰亭序》(黄绢本)、杨凝式《韭花帖》、怀素《自叙帖》(台北故宫本)、颜真卿《祭伯父濠州刺史文》、苏轼《后赤壁赋卷》、米芾《蜀素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等。但《江村销夏录》中也不乏赝迹混入，古今人已多有考证辨订。

清代康熙年间高士奇《江村消夏录》书影

　　《江村销夏录》在所著录的品目之下，详记材质、尺寸、印鉴、引首、评定等相关信息，再全录作品前后的题跋文字，部分还有高士奇自己的诗文题跋。高氏喜欢在书画卷后拖尾纸上题诗，他曾经说过：“人生笔墨，须附古人佳迹以传。否则法书名画徒为我有耳。”(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他在王绂《墨竹卷》跋中有云：“庚午(1690)仲冬廿七，观于瓶庐，因书其后。今岁已过长至，天气未寒，是日方觉稍阴变冷，斋中腊梅将破蕊矣。”颇有些晚明小品文韵致，不料因此竟遭到后人的质疑：“腊梅破蕊、水仙盛开等语，全无与本事。徒觉习气逼人者，则不妨删其诗文，存其名款。”(见叶德辉《游艺卮言》)此实为不解风情的迂腐之言。此类看似与品鉴无关的闲雅文字，其实是再现了高氏在鉴赏时的心境和环境。像此类题跋文字，如翁方纲、吴荣光、黄丕烈等人的书画、碑帖和藏书题跋，实皆私淑于高氏。

吴荣光（1773——1843）

　　吴荣光与《辛丑销夏记》

　　吴荣光(号荷屋)于道光辛丑(1841)四月编撰完成《辛丑销夏记》五卷。其在自序中云：“名曰《辛丑销夏记》，非敢言真鉴，用附于江村、退谷两公后云尔。”其实该书受《江村销夏录》影响颇大，尤其注重于作品中印鉴所钤位置的记录。全书共著录旧拓《定武兰亭》至明代书画共147种，其中既有自藏，又有历年目见者。大凡注明尺寸者多为自藏，而“失记尺寸”者多为目见。其中著名的有：宋徽宗《祥龙石图卷》、黄庭坚《李太白忆旧游诗卷》、米芾《多景楼诗册》(疑非上博本)和《虹县诗卷》(日本东京国博本)、李唐《采薇图卷》(北京故宫本)、赵孟頫《张总管墓志铭卷》(北京故宫本)等，所见书画大多流传有绪，而自藏中却不无伪赝之作或复本。

《辛丑销夏记》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中评价《辛丑销夏记》：“荷屋为阮文达高弟，故鉴赏具有渊源。是书体例虽仿自江村而精审过之。所附跋语，考证至为精当，偶附题咏亦无泛词。可谓青出于蓝矣。”吴荣光是一个以考鉴见长的鉴藏家，但在运用前人著作和考鉴时，也不免有诸多粗疏之处，而古画鉴定则是他的“软肋”。据近人姚大荣考证，《辛丑销夏记》并非是吴荣光所写，而是吴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时，由宁乡人黄本骥代撰。此说也可参阅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一书中的有关考记。赵孟頫《张总管墓志铭卷》后确有“黄本骥校”跋记，书中另有些不署名的考鉴跋记，亦疑似黄氏文字。

　　吴荣光收藏书画是从二十二岁时，在佛山购藏《宋胡舜臣蔡京送郝元明使秦书画合卷》开始的。后来他在京城为官时，又结识了翁方纲、阮元等一批当时顶级鉴藏大家，其中尤以翁氏对吴荣光一生影响颇大，吴也可以说是没有师生名义的翁氏弟子。但翁、阮等人的鉴赏和研究强项是碑帖、金石，故吴荣光的鉴藏强项或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法书和法帖方面。吴藏金石拓本三千余种，并刻有《筠清馆法帖》六卷，其书学鉴赏水平确实在粤中同侪之上。汪兆镛在《岭南画徵录》中评价吴荣光：“生平于法书名画，吉金乐石，视同性命。收藏之富，几埒前明项子京。”似有夸大之嫌。如仅就法书鉴藏而言，吴与项元汴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清代中期鉴藏史来看，如果说吴荣光是学者型的“广东项子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端方（1861——1911）

　　端方及其《壬寅消夏录》

　　托忒克·端方(号陶斋，一作匋斋)编撰《壬寅消夏录》四十卷，是“四大消夏录”的压轴之作。该书共计收录端方本人收藏历代法书、绘画、墓志、碑传等329件。其编纂体例按作品名称、尺寸、印鉴、题跋等各项著录，其中重要作品还附编纂者考鉴按语及藏品来源。但法书不录文字内容，绘画不描述所画内容，似稍显简略，但应该是受到了当时动荡的历史环境影响。其中名迹有：传索靖《出师颂》、传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王齐翰《勘书图》、董元《夏山图卷》、米芾《向太后挽词》、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倪瓒《水竹居图》等。据不完全统计，端方生前有各类藏品约三千六百余件。其中尤以青铜器、宋明拓本、碑石墓志等多为传世名物。

《壬寅消夏录总目》，王世襄抄本

　　传说端方从事鉴藏纯属“知耻而为”。据近人笔记所载：光绪初年某日，端方与盛昱(字伯羲)、王懿荣(字莲生)等人一同夜宿某驿站。时盛与王纵谈金石碑版，端询问之。王奋然曰：“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端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京城后，遍访厂肆精于碑版者，并与之朝夕研讨，亦购宋明佳拓无数，又购碑石和墓志无数。果然不出三年而遂负精鉴之名，也从此令盛、王等鉴藏大家刮目相看，引为同道。此故事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因为光绪初年端方仅十几岁。或许此事在年代上有误记，也许是发生在光绪八年(1882)端方中举人并捐赀为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