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

　　中国是一个尚玉的国度，用玉、治玉源远流长，最早的玉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稍后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史记》记黄帝有厘订玉制。至唐虞时，用玉更广，治玉渐精。降及三代凡国家进行祭祀的飨具，朝聘用具，无一不用玉;从天子到庶人，没有身上不佩玉的;国家重要典章，社会礼仪文饰，未有不用玉制成的。古籍崇玉的记载不胜枚举：《礼记》曰：“君子比德于玉”，以玉德誉人之仁、义、礼、智、信。《巢氏胎教》云：“欲子美德则佩以玉”。《诗》云：“乃生男子载弄之璋”。《玉藻》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代君子佩玉，冀期其德行似玉温润缜密，如玉的形式周旋进退合节。及秦灭六国，摈弃三代礼制，朝廷除玉玺外，玉制衰微。汉立，祖述先王，力求复古，依据古制重现三代玉器，工艺精进。魏晋以迄隋唐，天下扰攘，儒家礼教用玉的传统，遭到魏晋玄学、道教思想、佛教学说的否定和金银器、瓷器、书画艺术等新艺术物类出现的双重影响，玉器处于一个漫长沉寂的阶段。

　　但这一时期的玉器仍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辟邪镇物、随身饰物用玉盛行;纹饰上，摆脱了汉代的影响，出现了如意云纹、卷云纹、水波纹等新纹饰。宋代立国，崇文抑武，国力虽衰但文艺兴隆，古代典章文物多有恢复，好玉之风遍行全国，选玉质地精良，琢玉工艺精湛，禽兽花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大量出现，玉器雕刻神形皆备，鬼斧神工。及至明代，袭承宋代崇玉传统，形成社会一般人士重玉之风，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出现了加工粗放的北方流派和碾琢繁琐的南方流派，北方流派不拘小节，南方流派精雕细琢。清初，顺、康、雍三朝无暇文事，制玉无多。及至乾隆朝，天下太平，国富民安，朝廷竭力开发文艺以粉饰升平，所有千年的有名文物莫不尽力搜复，玉器鼎盛自属必然之事，由于玉材丰富、皇家提倡和社会需要，技艺成熟达到空前高峰。

　　能够琢制大型玉雕，精确把握复杂图案，构图受中、西绘画影响，直接表现自然形态，有的有三度空间立体透视表现。创作构思奇妙，因材施治、用材制宜，材料与主题和谐结合。综观玉史，古人重玉，几乎无物可与之抗衡，用玉之泛，亦无物可与之比拟。文人庶民往往视其为灵物，故国家玺印、祭祀、飨宴、朝会、征聘、盟誓、歃血、乐器、律器、发饰、服饰、冠饰、带饰、耳饰、腕饰、文房用器、酒器、食器、饮器、朝笏等用物无一不用玉，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玉文化体系。

　　临安馆藏文物藏有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和明清时代的玉器，而在中国玉文化体系中最具有特色与价值的是唐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的玉器，以钱镠母亲水丘氏墓的玉栉面和钱元瓘夫人恭穆王后墓的玉步摇、玉佩、玉镶嵌等玉器为代表的钱氏王族用玉的发现，意义重大，打破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墓葬中不见玉器出土的沉闷局面，弥补了隋唐至清中国玉文化阶段的缺环，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唐末五代时期玉器工艺特征及宫廷用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水丘氏墓出土的玉栉面，和阗青白玉质料，布局形式上采用了对称式，以唐代常用的花鸟为主题构图，双面雕琢，在雕琢中采用了底子内凹的工艺手法以强化立体感，使花鸟更富神韵，更具观赏性。受唐代金银饰品的影响，五代康陵玉器多以片状饰件为主，同时康陵的玉器琢雕工艺也受当时绘画艺术的影响，形成了与前朝工艺既有联系，又有自己独特工艺特色的风格，玉质温润晶莹，纹饰雍容华贵。纹饰大多以龙、凤、鸳鸯、蝴蝶、牡丹、灵芝等为造型，独创了吴越国琢玉工艺的一大特色。出现了组装饰件，除个别圆雕件外，立体饰件均为多件片状玉饰组合而成，如鸳鸯玉饰，采用圆雕手法在整块玉上琢出身、首，另外雕出两片扁薄的翅膀和一片尾羽，安装在鸟身上预留的榫孔上。半圆形玉花片则是将两片半圆状薄片呈十字形榫接在一起。工艺上采用了单面阴刻、双面阴刻、立体圆雕、镂空透雕等多种技法，风格写实，如白玉龙形雕平面呈三角形，双面雕刻，局部镂空，上部雕一条飞龙，下衬五组如意祥云，飞龙回首顾尾，通体阴刻网格纹，玉质纯正，构思巧妙，整体造型优美，雕刻形象生动传神。白玉牡丹花片形似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单面阴刻，由十爿花瓣和一蒜形花蕊构成，花蕊阴刻网格纹，由三爿花瓣合护，其余七爿花瓣自然舒展，分三组两侧对称排列，中间一爿扇形花瓣托底，花瓣上阴刻放射状线条，边缘为连续弧形，花朵中下部镂两个对称圆孔，玉质莹润剔透，雕刻写实细腻，造型优雅别致，充分体现五代时期吴越国精湛的琢玉工艺。白玉灵芝花片采用镂空结合阴刻手法，双面雕刻，中间为两朵四叶重瓣花朵，花瓣中心各镂八个细长孔，增强视觉效果，外圈四朵灵芝，边沿呈连弧状排列，随沿单阴线勾勒，一侧为尖长尾部，中心镂椭圆形孔，花蕊、灵芝枝杆和尾部均阴刻线条，玉质白润，造型巧妙。

　　水丘氏墓和康陵钱氏王族墓的发现，让我们对吴越国精进发达、深邃巧妙的琢玉工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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