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广彩花口无双谱大瓶
南宋磁灶窑绿釉印花碟
南宋景德镇印花菊瓣纹碗
陶瓷研究专家叶文程告诫藏家:
外销瓷,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过去的千余年里,通过各种渠道输出到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地区。今天,随着回流热的兴起,外销瓷也逐步进入中国藏家的视野。甚至有人认为,外销瓷是瓷器收藏中最后一块价值洼地。近日,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外销瓷研究专家叶文程到广州出席恒福东道汝窑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在详细介绍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外销瓷状况和风貌,肯定其历史及艺术价值后,却直言不讳地说,好的外销瓷多数进了国外的博物馆,回流的精品量不大,不宜作为收藏主打。
文、图/记者 江粤军
挖古船掏窑口
成外销瓷专家
今年已84岁高龄的叶文程,1952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学习前苏联的教育体系,学校要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和一位同班同学有幸成为中国人类学奠基人林惠祥的研究生。林惠祥早在三十多岁时就出版了《文化人类学》一书,确立了中国人类学体系,后来还写了两卷本的《中国民族史》,重版过很多次。可惜,两年后,林惠祥因脑溢血突然离世。那时候没有人代得了他的课,叶文程的副博士研究生学习也就此搁浅,在履历上留下“肄业”两字,之后便留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工作,做起了考古学。当时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隋唐这些阶段都有人在做了,叶文程只能做宋元考古。宋元时期的遗址非常少,有价值的多数为窑址,叶文程开始主攻海外交通和瓷器方面的考古研究。
“在福建,目前发现最早的窑口为六朝时期,但瓷器真正外销始于唐代中叶以后。开始是水陆并进,不过陆地的丝绸之路,在运输上不太方便。明代的笔记中记载过,当时的瓷器通过陆路出口到阿拉伯世界,要进行纯天然、纯环保的特殊包装:用竹篾编成笼子,将瓷器装进去后,塞上很多豆子,一路走豆子一路发芽,变成芽菜,将瓷器紧紧裹住,这样即使从马背或马车上摔下来,也不会破。海外交通越加发达以后,在包装上也就不必像陆路那么小心谨慎了,而且瓷器可以起到压舱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瓷器通过海路运往世界各地。”
考察海上瓷器之路,叶文程最开心的是1973年~1975年参加了泉州湾后渚港一条南宋时期海船的发掘工作。“这条船埋在海滩下四五米深处,有27米长,9.5米宽,分成13个舱位,应该是一条回港船,因为船舱中装的是香料木、沉香、龙涎香等。香料木一根有八九十厘米长,两三个指头并拢那么粗,刚出土时每根都色泽鲜红,保存完好,但一脱离海水接触到空气,很快就碎成粉末。虽然现在也想方设法留下了一些,但都干瘪、开裂了。当时对于水下考古,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窑口调查方面,叶文程几乎跑遍了福建省的山山水水,并主持发掘德化屈斗宫窑址、建阳水吉建窑。福建的古窑口,几乎每个县都有,甚至一个县有几十个,而且,这些窑口主要烧造的都是外销瓷。跑得多,看得多了,叶文程逐步成长为外销瓷方面的专家,写出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的港口和路线》、《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品种和釉色》和《中国青花瓷器的对外交流》等论文。
唐代:长沙窑外销瓷已现阿拉伯风格
叶文程说,唐代主要港口有广州港、福州港、扬州港等,外销最多的是长沙窑瓷、越窑青瓷、邢窑的白瓷。“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址中,发掘出的唐代瓷片有几万片,日本的古陶瓷研究专家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很多都出自越窑。风格特点主要是玉璧底,在圆形平底中心挖去一小片同心圆,形似玉璧。”
而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出的唐代年间沉船,更进一步印证了唐代瓷器的外销量。在这艘长约22米、载重约25吨的“黑石号”上,装载有陶瓷制品67000多件,包括唐青花盘、邢窑碟、白釉绿彩及越窑秘色瓷和长沙窑瓷。叶文程说,其中最名贵的当属3件唐青花瓷,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纹样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执壶、碗、枕等残件近似。
长沙窑瓷则有56500件,可见当时该窑瓷器出口量之大。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中的一件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风格,说明唐代长沙窑为适应西亚市场需求,已经在调整自己产品的艺术特色,让其具有异域风情。有的瓷碗写着“茶盏子”,可见是茶具;有的瓷碗则写着“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自报出处,说明来自长沙窑,而且大量描绘花叶、莲蓬、飞鸟等图案,体现了长沙窑瓷丰富的风格面貌,也确证了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的重要生产窑口。
另外,“黑石号”上还打捞出200件越窑青瓷,350件白瓷,其中三分之一被考证为河北邢窑产品,其余多为河南巩县窑生产,200件北方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
“这批瓷器太重要了,国内的扬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有购买意向,新加坡、卡塔尔、日本也有意收藏,但打捞方开价4000万美元,所以一直迟迟没有被买下,现在,在新加坡的海洋博物馆,可以看到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展出。”
宋元:曜变天目成日本国宝
“到了宋元时期,”叶文程说,“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泉州相继设立市舶司。广州、泉州都有阿拉伯人的聚居点番坊。特别是泉州港,是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很多外销货物都是从这里起航出海。”南宋赵汝适《诸番志》一书中所记载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三十处跟中国有瓷器贸易,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朱彧的《萍洲可谈》也记述了宋代陶瓷的出口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为了这样的交流贸易,为了换取“外汇”,当时福建的外销窑口到了林立的程度。广州的西村窑及粤东地区的潮州窑,出口量也很大,品种很多。“福建主要是建窑的黑釉、德化窑的青白瓷,尤其是德化窑在南宋和元代,特别旺,外销到威尼斯的小口马可波罗罐,在欧洲很有名。”
因为宋人喜欢用黑釉盏斗茶,日本的茶道也非常发达,德化窑的黑釉盏,很多到了日本。建窑瓷器的胎土中所含三氧化二铁多,所以胎骨呈现黑色或酱色,色彩上比较单纯,那些产生窑变的,则更珍贵。有的变成兔毛样的纹饰,叫兔毫斑;有的是一个个的白色圆点,叫鹧鸪斑;有的又像虎皮,叫虎皮斑……其中最漂亮的为曜变天目:黑釉中自然浮现着大大小小的斑点,围绕这些斑点,四周还有红、绿、蓝等彩色光晕在闪耀,并且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出现大面积的色彩变幻。“建窑的黑釉盏主要外销东亚和东南亚,尤其是日本,因此,不少高品质的建窑瓷器,成了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像曜变天目,目前只有日本三家博物馆存有,我国未见有收藏记录。”
从元朝开始,中东国家不仅从中国定做大件的青花瓷器,还要求用从苏门答腊岛进口的青花料,因为当时中国瓷器用的青花料是平等青、回青、浙江青及岭南的土青,硬度都不太好。在元青花中,大罐、大瓶、大盘、大碗主要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饮食器皿。
明清:从“克拉克瓷”到广彩
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叶文程说,在T·沃尔克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记载了公元1602年至1682年,即明末清初的80年间,仅荷兰人贩运我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以上,其中主要是景德镇、福建平和及广东潮州地区所生产的一种被命名为“克拉克瓷”的外销瓷。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截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产地,欧洲人就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的特点是宽边,在盘、碗的口沿绘分格及圆形开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实等。克拉克瓷的生产可分万历至清初和康熙两个时期,前者为开光的青花瓷,后者则胎薄。万历克拉克青花盘使用浙料绘画,有翠蓝、灰蓝、淡蓝几种色调,运用分水技法,形成三至四个色阶,为康熙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叶文程特别谈到:“外销世界各地的克拉克青花瓷盘,其典型的开光装饰特征,跟中国传统纹饰大异其趣,与伊斯兰文明的开光装饰有着诸多共通之处。”
到雍正和乾隆年间,大量出口的外销瓷,直接来样加工,画上了西洋画,正是在这个时候,广彩出现了。“当时广东没有好的瓷胚,就从景德镇订购运到广州,再按照国外提供的样式进行加工。广彩的花色、品种大部分比外销的青花瓷要好,质量更高一些,值得重视。”
但对于外销瓷的回流,叶文程特别强调,一定要看是哪里生产的,品质如何。“陈设品的艺术价值通常要高一些,普通的实用品大多没有太高的艺术性。现在因为国际经济不景气,很多国外藏家想出手中的藏品,我们一定要认真审视,按品质来论价。毕竟外销瓷是古陶瓷中比较小的门类,不算太重要。而且好的多数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回流量有限,加上良莠不齐,所以不能作为收藏的主打。”
大家简介
叶文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和福建省民俗学会副会长,1987年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1988年出版《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并发表有《唐代陶瓷器的生产和对外输出》、《试论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以来,他除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兼任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