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结束的嘉德拍卖会上，鲁迅的一封书信拍出655.5万元，平均一个字约3万元。除此之外，李大钊《致吴若男(章士钊夫人)书札》以414万元成交，陈独秀《致陶亢德书札》成交价230万元。在邮件、短信正逐渐取代书信的时代，那些包含了诸多意味和情感的手写信，将留给未来哪些解读？

　　著名收藏家方继孝把整个信札收藏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90年代前拍卖公司还没兴起的地摊时代、1993年到2002年拍卖时代、2002年至今的火爆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有拍卖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书札作为书画的一部分收藏，那时的书信还属书画、小品范畴。市场来源主要在古董书店、邮票市场、还有民间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方继孝还记得买一沓子书札(相当于几本书的厚度)只要500到800元人民币。在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这也价格不菲，只有真正喜欢的才舍得花钱，也培育了一批收藏家。

　　1993年内地第一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诞生，信札被纳入拍卖品行列，那时书札还归入书画板块。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介绍，当嘉德第一次书信拍卖征集的广告一发出，许多人就带着东西上门了，很多并不来自作者本人或后人。说明这些拍品就已经在民间倒手多次。1994年，拓晓堂组织起嘉德第一场古籍善本秋拍。他仍记得，古籍善本大约20件左右，占整个拍卖的四分之一，重要拍品有鲁迅、林琴南、孙中山、吴昌硕的书信等，整场大概拍出20多万元。

　　有了拍卖公司给作品定价后，一些地摊摊主也逐渐把东西送到拍卖公司，市场总体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2002年，书札正式从书画拍卖中剥离出来，开始作为古籍善本的“序曲”出现在拍场。同年秋拍中，“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就以990万元成交，打破当时古籍善本的拍卖纪录。信札拍卖市场开始进入成熟期。2003年，方继孝花27000元买了郑振铎的三封信时，“当时人都说我疯了。”之后书信拍卖直线飙升，即使像方继孝这样的“疯子”，也只能看而不买了。2009年春拍中，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创下744.8万元的成交高价。这个轰动性大事件标志着信札拍卖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从几百块到几百万，中国的书札市场历经不到30年时间。

　　拓晓堂介绍，现在市场受追捧的名人手迹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手稿；第二类是名人书札信件。前者如此次秋拍出现的周作人的《元旦的枪声》，后者如这次出现的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信件。

　　名人信件中，一类是关系不熟，学术往来，有文献价值；第二类是密友，谈论朝堂上不能说的话，有历史价值，这往往都构成书札的魅力所在。“文稿、书稿的原始稿，说白了就是书札，从中可以窥见作家真实的创作状态。” 拓晓堂说。

　　拍卖市场上的书信，人们往往更为看重作品的上款和抬头，作者因何原因送予什么人，往往被当作一段佳话，书信更承载着直接而坦白的情谊。然而，当一张泛黄的旧纸动辄带来几十万上百万的收益时，情谊在后人眼中已经是另外的含义了。

　　2012年周作人的后人与唐弢的后人围绕“周作人的书稿何以成了唐家藏书”引发纠葛；同年，梁启勋后人拍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引发梁启超后人声明抗议；今春，钱钟书给某出版社编辑的书信和文稿出现在拍场，围绕人情与法律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较量，最终以委托方的撤拍而告终。

　　拓晓堂说，这些年这样的事看得多了。作为拍卖方，只要拍品不涉及违反法律，就只有尊重委托人的意见。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这类事情在拍场上更多见的情形就是悄悄拍了就拍了。也有儿子、孙子拿着祖上的东西来拍卖的。当一个人只剩下出卖祖宗的那点东西，不管曾经多显赫的门第也就气数已尽了。

　　启功曾在某拍卖公司看到一份自己在“反右”期间的交待材料后愤而离去。原因是拿着这份材料的人当时曾找过启功，求一幅字而换回这封信。启功把字写给了对方，信却没有送回。2005年，在上海嘉德秋拍上，郁达夫致王映霞的8封情书以34万元高价成交。“我很真心，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当年穷困潦倒的郁达夫如知自己如此私密的表白竟以如此价格估量，不知作何感想？嘉德今秋展出的一幅信札中，有一封袁世凯写给端方的密信，信中称“日本人狼子野心”，并嘱后者看完“付丙”(即烧掉)，结果不仅没有烧掉，反而流传至今。

　　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化书写手段的普及，也许有一天我们连“付丙”的机会也没有了。方继孝预计，未来的信札价格还会走高，一是因为没有手写信了，二是这个时代也没有名人了，这些信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珍贵和不可替代。 马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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