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图3

　　自汉初高祖令百姓自由铸造钱币，通行“榆荚钱”以来，关于钱币是放手由郡国铸造或民众自由铸造，还是集中为中央控制，在西汉历经了几次反复，最终将铸造钱币定格在由中央控制的上林三官统一铸造制度上，积累了正反多方面的经验。

　　在五铢钱制出台前，汉文帝推出了四铢半两钱制。我们说过：四铢半两是汉初推行的半两钱中最为成功的钱币，形态比较整齐，铸造数量多，流通地区十分广泛。虽然因不适当的“除盗铸令，使民放铸”，让推行的半两币制戛然而止，但是也为以后推行五铢钱先尝试了管理流通钱币的一套方法和手段，同时还探索出了一套检查钱币质量的工具。

图4

　　要保证金属钱币的质量，最主要是控制好每枚钱币的重量，如果不作控制放任自流，钱币必然会越铸越小，最终不得不被新的品种替代。文帝时对社会上使用的四铢半两钱要称测重量，凡不符合规定重量的不得流通，立即销毁。

　　秦汉以前的衡具大多是两边等臂的吊杆式天平，与今日的平衡式天平完全是一个原理。图1是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一杆古天平，衡杆木制，中间有提钮，两端各以四根丝线系铜盘，木衡杆长41.1厘米，铜盘直径7.3厘米。图2是在武汉市新洲区技校出土的一套环形铜砝码，外形犹如今日的算盘珠，质为青铜，共七枚，大小相次，直径5至50毫米不等，发现时表面已布满自然形成的包浆。

图5

　　到了汉朝，称测、校验钱币重量有了一套专用的衡具，秤杆还是以吊杆天平式为主，砝码多见称钱专用品。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有101枚四铢半两钱，在同一个竹笥内还有一件“称钱衡”和一件圆形砝码。称钱衡上有墨书文字：“十取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徭里家，十日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刻曰四朱。两端口黄律。”

　　由称钱衡文字可知，这是专用于称钱的天平，上面还抄录了相关的法律条文。该器自名“称钱衡”，是法定的称钱衡器，称钱计量以“四朱”为准。同出的一枚砝码重10.75克，折成汉制是十六铢，恰为四枚法定四铢半两钱的标准重量。由这枚砝码与称钱衡及101枚半两钱同在一个竹笥内出土，可以确定这101枚规整的半两钱应当是文帝时期合格的法定四铢半两钱。

图6

　　汉文帝在实施放任铸币政策的同时，推行这种“称钱”法律，在市场买卖过程中对所用的钱币进行管理，规定在社会流通的钱币必须经过政府称重校验。称钱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市场中钱币的质量，正是“称钱”之法的执行，让文帝四铢半两出现了一度辉煌。

　　在钱币收藏中，有时偶能见到面上凹刻“四朱”文字的铜块，有圆形的(图3)，也有方形的(图4)，有的一面铭刻“四朱”，另一面铭刻地名，以凹刻，也称阴刻的为多，偶见少数铸成阳文的，都被认定为与某种称钱衡配用的砝码。

图7

　　近年在古都西安附近出土和发现过多起特大的半两钱(图5)，直径46-48mm，重58-60克，文字为小篆体，与四铢半两相似。由钱面文字看，将此物定格为汉代之物，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以往在流通的汉半两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的大型半两，即便是秦半两或战国半两，也没见过如此大直径、厚重型的。经过研究最后将此物也认定为西汉官方称验流通钱币时用的砝码，由其自重判断，应是称测数枚钱币，求取平均重量用的大砝码。这种形似流通钱币，但又相当巨大的砝码类钱币，一般称之为“砝码钱”或“权钱”。

　　还有一类被指为秦汉时期称测钱币重量的形似砝码的“权钱”，也是圆形方孔，体形厚重硕大，直径正面44毫米，背面47毫米，呈梯台状，重74克，币面有外郭无内郭，背平素无饰，穿左右文字为“重四两”，“重”在右边，“四两”叠置在左；穿上下是编号第次，上为“第”，下为编码。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这类“权钱”左右文字相同，都是“重四两”，上下文字有见“第一”、“第五”(图6)、“第九”、“第十一”等四种。

图8

　　汉武帝执政后，历经六次币制改革，最后推出了上林三官五铢。尽管币制改革比较成功，然而好的币制还需要有好的管理措施跟上，汉武帝对推行的“五铢”新币制的管理十分重视。《汉书·武帝记》：元狩六年(前117年)六月下诏：“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稽诸往古，制宜于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天下。”当年由博士褚大等人应诏到全国各地对新币制进行宣传和管理。汉文帝的“称钱”之法在管理中继续沿用，成为西汉时期币制管理中比较有效的一项手段。汉武帝在称钱管理中使用的主要工具还是称钱衡，然而在推行新币制时，不可能继续使用旧时通行半两时用的“权钱”，当时用的是另外一套砝码钱。

　　研究发现汉武帝时国家认定的标准砝码钱有大小两种。小的一种本身也自命“五铢”，直径、文字与上林三官五铢很相像，但在钱面铸上了明显的记号(图7)，对着穿口四角有夺目的四道杠，钱币学的专用名叫做“面四出文”，古人或以这四道杠表示与普通五铢钱的区别。

　　大的一种面文自称“新币士铢”(图8)，直径为33毫米，钱面同样铸上了明显的记号，对着穿口四角有夺目的四道杠，面文释义“新的币制规定由五铢治事”，正好反映了推行的新币制“五铢”钱的含义。因此可以认定它们既不是当时的正用钱，也不是压胜钱，而是当时官方管理中称验五铢钱使用的大型砝码钱。这枚珍贵的历史文物原是已故钱币收藏家罗伯昭的藏品，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捐赠给了国家，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由于这种砝码钱在上世纪刚发现时，都将面文中的“士”字误读成了“十一”，使许多人没能弄懂这些文字的含义，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赝品，实际是没有认出这个“士”字，更没能理解这个“士”字的原意。“士”字在古代与“事”可以通用，西汉许禛《说文解字》释：“士，事也。”西汉恒宽《盐铁论》引《论语》“述而篇”句“虽执鞭之士”，为“虽执鞭之事”，足见西汉时“士”与“事”相通。由此“新币士铢”四字即“新币事铢”，四字在这枚砝码钱上出现，既对新的币制做了宣传，又将其自身与通用钱币明显区别了开来。

　　邹志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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