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古籍修复。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8月27日，一批由于水浸、虫蛀等原因，“患上”粘连、糟朽、絮化等各种病害的古籍静静地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稽古厅的展柜里，等待即将到来的“医生”。

　　作为清代皇室的典藏珍籍，在1744年因“乾隆帝下旨搜罗宫中藏书，择善本进呈御览”而被收贮于昭仁殿中，并取汉代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之“天禄”与琳琅满目之“琳琅”而得名“天禄琳琅”。1797年，由四库馆臣“详其年代、刊印、流传、藏弃、鉴赏家采择之由”编成的《天禄琳琅书目》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当时在位的嘉庆帝很快便命人再行搜求检阅，编成共664部书目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兵荒马乱，“天禄琳琅”也颠沛流离，散落在世界各地。时至今日，它们中的许多饱受“病魔”摧残。日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启动了其馆藏“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对其馆藏的近300部共计3500余册“天禄琳琅”中约10%的“受伤”书籍进行抢修。

　　前期准备：

　　“按图索骥”找修复用纸

　　这个浩大的修复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同原书纸张在厚度、纤维成分、琏纹及颜色上都基本一致的修复用纸。

　　“我们会用专门的仪器来测定纸张的厚度，然后"按图索骥"。”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副组长胡泊说，“因为尽管一张纸的厚度只差零点几毫米，肉眼看不出差别，但是当每页书的破损都在相同的地方，那补完以后的古籍就会在那个地方厚了很多，书籍也会不平整。”

　　而对修复用纸的纤维成分进行严苛的限定，则是因为透过它，古籍修复人员就能看出这种纸的“前世今生”。不管它是用竹子做的，还是树皮做的，只要从纸张表面取上几根纤维，置于显微镜下，一切便可见分晓。而不同材质做出来的纸张，不但在质感上会有所差别，还能承受不同大小的拉力的作用。

　　“如果我们选用与古籍纸性差别过大的补纸去修复"天禄琳琅"，由于在拉伸强度、伸胀性能等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胡泊解释道。

　　除此以外，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来对古籍进行修复的国图，在选取修复用纸时也会尽力寻找与“旧”纸有着一样颜色和纹路的“做旧”之纸，甚至对于入藏典籍在装帧上采用彩锦函套也力求仿旧定制。

　　不过，由于“"天禄琳琅"是过去宫廷里的典藏珍籍，所以其所用纸张的帘纹以及制作函套的彩锦都与现在市面上卖的仿旧品不尽相同”。比如，“天禄琳琅”所用的锦缎是由纯真丝制成，不混有任何化纤成份。而胡泊告诉记者，他们最近几天联系的几个厂家，所制的锦缎都含有化纤。

　　正因如此，“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前期准备就需要半年的时间。

　　胡泊说，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对纸张以及锦缎进行各种科学分析，然后寻找到有能力制作它们的厂家进行“按图索骥”的定制。

　　“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带头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从事古籍修复已有39年。在他看来，修复“天禄琳琅”与之前修复其他书籍并无多大不同。

　　“就是手工操作，揭、补、压平、装订，步骤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修复要求而选择使用或者放弃一些技术罢了。”他补充道。

　　比如，过去，人们会在修复古籍所用的糨糊中加入明矾，使其保存得长久一些。而现在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修复理念让杜伟生他们选择每天制作新的糨糊。

　　“过去，为了修复得看不出痕迹，我们会在原来接合的部分将原书纸张搓薄。这样做可能会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但也会加大下次修复时原书纸张的破损面积。”杜伟生告诉记者，“现在，修复要求"最小干预"且具有"可逆性"，所以修复不光要修好，还要保证不能损坏原有的东西。”

　　除此以外，“保证真实”也是这次“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必须要遵循的：古籍缺角时，不再对它丢失的文字进行填补，只让书籍在形状上与原来保持一致；纸张颜色不要与原书一模一样，而要选择颜色相近但又有所差别的……

　　“远看看不出，近看能分辨。在不干扰文物信息的前提下，能真实完整地将其原貌呈现出来。”这个“返璞归真”的修复要求，在杜伟生看来，难度反而越来越大，而一切的技法改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修复要求。

　　对于“病得很重”的“天禄琳琅”，杜伟生也不敢保证每本都能医好。因此，每本书在修复之前都会做一个“风险评估”。“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会给它做一个函套，将它封存起来，维持现状。我们修复不了，不代表后人无法修复，确保它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他说。

　　再生途径：

　　通过数字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林世田告诉记者，用4~5年的时间对“天禄琳琅”的原本进行修复，只是最基础的工作。修复完成后，国图会继续将它数字化进行再生性保护的工作。

　　与对古籍原本进行妥善保存和修复的原本保护不同，古籍的再生保护，是对古籍进行影印或整理，对古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移保存和再揭示，通过开展出版、缩微等数字化工作，减少对原本的损耗，被誉为古籍保护的新趋势。不过，在林世田看来，两者间并不是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

　　因为，“一般来说，修复是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重要基础。没有修复的"天禄琳琅"，可能会有很多册都无法打开。只有修复完成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数字化”。

　　据他介绍，1991年立项修复的“敦煌遗书”也是走过了从原本修复到拍照制作缩微胶卷和出版再到数字化，最终应用于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被他称作“一个立体推进的项目”，即通过原本的修复带动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等。

　　“古籍与其他文物的不同，它的价值就在使用中体现。”国图副馆长陈力曾经这样说。

　　在很多古籍属孤本传世、无法供大量读者进行传阅的现实背景下，出版、制作缩微胶卷以及数字化自然成了传播古籍内容的最好选择。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曾经皇室专享的典藏珍籍“天禄琳琅”也能通过数字化走进千家万户。

　　《中国科学报》 (2013-09-13 第13版 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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