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藏书票

施蛰存藏书票“北山楼藏书”

李平凡藏书票

　　藏书票作为藏书标志，源于书之可贵和藏书之不易。在以寸纸铭记藏书的人群中，作家、学者等各界文化人士可谓与藏书票结缘最深，使用最多。藏书票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引介与推广得力于一批文化名人的努力，正是他们的示范性，使藏书票渐为人知。在中国有限的藏书票历史上，正是不多的文化名人藏书票构建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脉络。

　　黄显功

　　藏书票是一座名人文化的碑林，它镌刻了各界名人的文化侧影，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履痕；藏书票是一张文化名人的名片，它洋溢着各位票主的志趣爱好，折射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藏书票作为藏书标志，源于书之可贵和藏书之不易。在以寸纸铭记藏书的人群中，作家、学者等各界文化人士可谓与藏书票结缘最深，使用最多。在中国，藏书票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引介与推广得力于一批文化名人的努力，正是他们的示范性，使藏书票渐为人知，不仅引领人们使用，更是吸引了一大批收藏爱好者。

　　在传世的藏书票中，名人票主作品因其特殊的收藏价值与研究价值，最受人们的关注，是收藏者竞逐的对象。在中国有限的藏书票历史上，正是不多的文化名人藏书票构建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脉络。

　　一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鸿爪雪，鸿飞哪复计东西！”前人的行迹故物正是如此，其残留的中国早期藏书票今人往往难窥全貌。迄今可见的早期实物除了人们熟知的关祖章藏书票外，还有位当时的著名藏书家杨守敬(1839-1915)在70岁时，以他的肖像藏书票广贴观海堂藏书。这位曾随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和黎庶昌(1837-1897)在日游历访书多年(1880-1884)的学者，购藏了大量图书回国。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湖北黄州修筑藏书楼邻苏园，后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至武昌再建观海堂收藏回归的图书。至民国成立，图书辗转于上海、北京，后分藏两岸。现藏台北故宫的观海堂藏书已知的就达1634部，15491册。也许还有更早的中国人曾使用藏书票，但其雪泥鸿爪难溯其源，仍有待于人们在茫茫书林中惊鸿一瞥的发现。

　　在我国所见的清末至民国的个人藏书票中，有不少是在华外国传教士、外交人员、学者、记者等人所用的藏书票，有些票主的使用量非常大，如澳大利亚人莫里循在京的“莫里循文库”中有两万余册书刊贴有他的书票。在“东洋文库”中，我亲见了这批藏书。而中国人使用藏书票量大者可以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为代表。1931年他在青岛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专门收藏戏剧文献，取名“褐木庐”(Cormora)，被梁实秋赞赏为：“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褐木庐为第一”。“所有的书都是精装”，还“编有一册精印的书目”，即《褐木庐藏剧目》。他1938年去世时，藏书已达7000余册。1989年，台湾学者吴兴文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幸遇褐木庐藏书遗物，一举收入囊中，我也从中获得了一张他的友情馈赠。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心，具有强大的文化集聚效应，在开放多元的环境下，不仅文化机构林立，而且名流荟萃，其文化景象之繁荣，绝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在欧风西雨之下，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而藏书票也在此得天独厚的氛围中不断孕育，博得了文人雅士的青睐。一些从事编辑、出版的文人对此尤为热衷。如叶灵凤对藏书票的迷恋，不仅多方收集藏书票和向日本的斋藤昌三求索《藏书票之话》，而且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张凤凰装饰的“灵凤藏书”作品，还撰写了中国第一篇介绍藏书票的专文《藏书票之话》刊于1933年12月的上海《现代》文学杂志上。所以，对于这位自己设计和使用藏书票的中国作家，人们十分推崇，说起中国藏书票几乎是言必谈叶灵凤，因为他有开风气之功，集藏书票藏、用、做、写于一身，独领风骚数十年。相隔七十年，当我也入藏了这位文化名人的藏书票时，在我心中飞扬的不仅是舞动的凤凰和繁花，还有对同好前辈的景仰之情。

　　与叶灵凤同时代的施蛰存也是一位藏书票爱好者。他对藏书票有着独特的称呼，诸如“藏书帖”、“藏书之券”。当年他与叶灵凤同处一室办公，惺惺相惜，同气相求，既在自己主编的《现代》上刊发了叶灵凤的藏书票文章，也自己玩起了藏书票，先后有四种之多。目前可见的有“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施蛰存藏书”、“北山楼藏书”，后两张是他采用美国插图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的图案自行设计制作的，晚年不敷使用时，沪上著名报人陆灏特地为他制锌板重印了一批供其贴用。我1996年拜访他时，亲聆了他对中国早期藏书票的见闻，获赠了“北山楼藏书”书票，如今我将此转藏于图书馆，与他的手稿一起传之后人。施蛰存是现代作家中喜用藏书票的名人，特别是他的外文藏书上多贴有自己设计的上述藏书票。近日，承陆灏先生慷慨之谊，转赠于我一册施老的旧藏《孤独》，这本英文书上贴有“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书票。如今睹物思人，当年票主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

　　诞生于晚清的商务印书馆担当着传播文化的重要角色，其主事者皆为当时的文化精英。1908年邝富灼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总编辑、主任，这位兼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育双硕士学位和大清文学进士衔的英语专家，在商务印书馆服务历时二十余年，一生编写和出版了大量英文教科书，1931年逝世于上海。他生前所用的藏书票中西合璧，由中英双语构成，与票主身份十分贴切。另一位热爱艺术的出版家邵洵美曾游学欧洲，1926年回沪后以诗人的激情积极创办刊物，开设书店，投资出版，推出了一批著名的刊物与图书，次年，他以张道藩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为其所作画像制版印制了“洵美的书”藏书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使用藏书票最早的诗人之一。

　　还有一位诗人兼装帧设计艺术家曹辛之也为自己制作了藏书票。九叶派诗人曹辛之笔名杭约赫，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就读，1940年到重庆生活书店任《全民抗战》周刊编辑。曹辛之曾说他“1939年在延安时曾刻过自用书票，描绘出维纳斯与书的形象，抒发自己爱美、爱书的情怀，我一直对书票艺术很感兴趣。”(见《中国藏书票》第14期)此外，曹辛之大约1945年在重庆生活书店时又创作了一张蛇图“之”字形的藏书票，因为曹辛之属蛇。曹辛之建国后长期在出版社从事图书装帧工作，对如何美化图书具有深切的体验。他自制的蛇图“之”字形书票与陈世五为他所设计的三枝笔和环蛇书票，曹辛之曾自印过一批在藏书上贴用，直到他去世后尚有部分书票余存。曹夫人赵友兰与我相识多年后得知我关注藏书票时，特地找出两张给我纪念。当前年三卷本的《曹辛之集》在京出版首发时，曹家后人拿出余下的书票分赠来宾，成为留驻人们心间的特殊礼物。

　　同样作为著名的出版家，原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也是个藏书票爱好者，在1943-1944年间，重庆的一位版画家据K.Wiszniewski的作品为他复刻拓印了以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结尾故事为画面的藏书票，寓意“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令人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期望。不仅如此，范用1946年在上海还为读书出版社设计了“一斋书馆”藏书票，以此纪念早逝的郑一斋先生。上世纪70年代，范用在香港曾将叶灵凤所藏的数百张藏书票携京举行展览，对京城文化界人士认识藏书票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

　　20世纪30年代正是新兴木刻运动在中国不断推进，其艺术影响力日益被人认知的发展时期。除了作家、诗人之外，作为版画家的藏书票创作也在艺坛亮相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版画的倡导者，对藏书票也曾有接触。他在内山书店买过《藏书票之话》，藏有木刻青年们寄赠的数十张藏书票，他虽未曾有个人专用藏书票，但他的木刻艺术追随者们拿起刻刀创作了一批中国早期藏书票。如李桦、赖少奇、唐英伟、陈仲纲、刘宪、潘业、张在民、潘昭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木刻藏书票创作，是我国藏书票史上的第一个创作群体，他们创作的作品是第一批创作年代、票主信息详实可靠的藏书票实物资料。这批作品的票主除作者本人外，也有当时的文化名人，如沈振黄(唐英伟创作)。他曾在鲁迅逝世后到万国殡仪馆为鲁迅拍摄遗容，1944年沈去世后沈钧儒、郭沫若均送挽联哀悼。

　　上世纪30年代木刻家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饱含着刀锋的激情。在中国版画家首批集中创作的部分藏书票上也洋溢着抗日斗争的气息，但这种由版画家参与的藏书票创作并未得到持续，因为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还未将之视为一种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李桦等人的藏书票只是作为版画的实验性创作，并未刻意追求。因此，它的昙花一现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时期只有少数作家拥有青年木刻家创作的藏书票。如王寄舟在1935年为姚雪垠刻制了一枚黑白木刻藏书票，票主将此贴在自藏的《海上述林》一书上。

　　另一位天津的青年木刻家李平凡在1937年自学木刻后，于1939年也开始刻制自用藏书票，侨居日本后创作了数十种藏书票，是中国早期藏书票创作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这位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自用藏书票曾在晚年复制后广赠友人，我多次收到他的寄赠，随之也转送同好纪念。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近代图书馆管理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推广，藏书管理普遍采用了西式分类编目与排架，一些具有教会背景的大学图书馆率先采用了藏书票作为馆藏标识，其他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机构也随之效仿使用，成为中国藏书票使用的主流群体，而作为个体使用者确实是稀如星凤，除了上述文化名人之外，使用藏书票者还有翻译家赵萝蕤、孙大雨，医学家伍连德，考古学家郑德坤，古文献与翻译家郑相衡，金融家徐恩元、徐新六，外交家陆徵祥……

　　回首中国早期藏书票的历史断章，我们至今可见的仅是遗落的旧书故纸，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人用过藏书票，还有多少文化名人与藏书票携手相伴。那些散见的前人藏书票，可谓是吉光片羽，折射了前辈追求新事物的文化态度与艺术旨趣。他们是知识界的另类，但确是文化的精英，从中可见中国藏书票的起步正是在一批文化的先觉者、名流雅士的参与下发展起来的，不少人具有国外留学的背景，藏书票正如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叶渡船，承载了20世纪上半叶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镜像”。中国早期的文化名人藏书票具有票主自发创作的特点，展现了当时文人们多才多艺、自娱自乐的高雅情趣，显示了他们善于学习、主动接受新文化的开放精神。这正是近代城市文化发展投影下的产物，此物虽小，但独具文化标本的意义与价值。对于中国早期藏书票，李允经、陈子善、张伟、吴兴文、龚晏邦等均作出了出色的研究，发现和阐述了藏书票的史料价值和精神内涵。对于那一时期的文化名人藏书票，我们不必苛求他们创作的规范性，它是一种与书相伴的客观存在，其可贵之处是它的纯粹性，为用而作，为书而用，毫无如今的商业意味。

　　三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变迁浪潮中，人与艺术均经历了时代的荡涤，藏书票微小的浪花只能滋润少数热爱艺术、崇尚图书的文化界人士。它的沉寂正是社会文化环境局限的体现，在诸多艺术频遭禁锢的年代，人们无心垂青这种微型艺术的创作与使用。在上世纪50-60年代，只有李桦、梁栋、郁鹏等少数艺术家尚存一息艺脉，自刻自用，延续着藏书票的创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文化名人的倡导下，在多种报刊图书上陆续发表了唐弢、黄可、莫测等关于藏书票的文章，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也刊登了董桥、克亮等人的藏书票名篇，这些文字均成为藏书票艺术兴起的舆论先声与知识普及。

　　当1989年3月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后，版画家纷纷加入了藏书票的创作，藏书票作品以方兴未艾之势急速增长，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藏书票，但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名不符实。主要表现为用已故的文化名人做票主；借用文化名人之名“主动”创作而未与票主沟通和确认。这种状况的出现正说明有些作者对藏书票创作认识的不足，一部分作品确实误导了收藏者。作为一种引进的艺术形式，许多版画家是在模仿中开始创作，对藏书票的历史与规范并不了解。随着藏书票知识的普及，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版画家开始主动联络，积极为文化名人创作藏书票，得到了票主的称赞。如梁栋为臧克家、刘白羽、王朝闻、林默涵，陈雅丹为姚雪垠、严文井、林默涵、邓友梅，莫测为艾青、李准，张家瑞为华君武、黄永玉、季羡林、邵华泽等人制作了藏书票。这些作品较好地体现了票主的爱好与特征，成为文化名人藏书票中的名家名作。此外，杨可扬、张嵩祖、林世荣、倪建明、陆放、张子虎、梅创基、崔文川等人也为众多文化名人制作了藏书票。上海图书馆近二十年来组织版画家为海峡两岸的众多文化名人制作了近百种藏书票。如为巴金、柯灵、施蛰存、辛笛、王元化、王安忆、柏杨、文洁若、草婴、高莽、陈丹燕、赵丽宏、沙叶新、赵鑫珊、冯春、洪丕谟、刘心武、叶永烈、王家卫、肖复兴、周振鹤、陆谷孙、屠岸、韦力、顾诵芬、熊月之、周克希、戴逸如、程乃珊、张香华等作家、艺术家、学者、院士、导演、翻译家等制作藏书票，其中佳话不断。于是，随着文化名人藏书票的影响不断扩大，这朵纸上繁花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

　　除了版画家的创作之外，有些学者的自制书票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据我所知，除施蛰存外大量使用藏书票的是著名翻译家、诗人赵瑞蕻(1915-1999)。这位南京大学的教授，1953-1957年被政府派往民主德国的大学任教。也许受到了藏书票故乡的德国文化熏陶，生前十分喜爱藏书票。我到过他的书房，在他北京的女儿处曾亲睹了数十种他使用的藏书票。他的藏书上有时会贴上两张不同的书票，其爱票之情何其深也。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那张侧影头像藏书票，将他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人生的道路”高度概括，范用曾对此感慨道：“票如其人。一张藏书票包含如许内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驰，堪可玩味。”(见范用为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所写序言)

　　如今在我国文化名人之中，只有少数人仍在图书上贴用藏书票，这并非是人们不愿用，而是不够用。因为定制藏书票在我国尚未形成风气，而艺术家的友情创作也仅赠票主数张作品，受之者只能当作案头清供了。如严文井收到张家瑞所赠书票后回信说：“此票甚珍贵，只能放在案头欣赏，不敢贴在我那些不甚稀罕的书上实用。”(见1985年3月22日致张家瑞的信)所以，在介绍当代文化名人藏书票时，与其说是某人所用的藏书票，倒不如说是某人所拥有或喜爱的个人藏书票更客观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拥有了自己的藏书票，虽然它的象征意义已大于实用价值，但藏书票作为文化名人的符号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许多作品蕴涵了丰富的故事，成为人物研究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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