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元青花
文 林梅村
“至正型青花瓷”几乎成了元青花的代名词。然而，景德镇考古与元青花最新研究表明，土耳其和伊朗两地收藏的元青花主要是元朝皇帝在1328－1331年间赏赐伊利汗国大汗的“赐赉瓷”。元顺帝元统二年，成吉思汗家族最后一位伊利大汗不赛因(Abu Sa'id Bahadur)死后，伊利汗国迅速瓦解，权臣﹑统将纷纷拥兵自立傀儡可汗，互相攻杀，形成割据局面。至元六年，蒙古贵族哈散(札剌亦儿氏)在报达(今巴格达)自立为大汗，史称“札剌亦儿王朝”。大维德基金会藏云龙纹象耳瓶烧造于至正十一年(1351)，而伊利汗国早在16年前(1335)灭亡。此后，中东穆斯林君主不可能得到元朝皇帝赏赐的元青花。另一方面，天完红巾军在至正十一年攻占元朝浮梁磁局所在地饶州后，景德镇窑厂不可能继续为元朝皇帝烧造元青花。
总之，把至正十一年云龙纹象耳瓶当作元青花的标准器，并由此提出的“14世纪青花瓷”理论值得商榷。据我们调查，目前所谓“元青花”包括两类，第一类，元朝浮梁磁局烧造的元青花，第二类，陈友谅割据政权烧造的元青花，所谓“至正型青花瓷”，相当一部分烧造于落马桥元末窑址，年代当在元末红巾军首领陈友谅割据饶州时期。据史书记载，元末海外贸易从未中断，江南首富沈万三在陈友谅大汉国都城江州(今九江)开办“宝市”，将景德镇外销瓷批发给中外海商，然后从张士诚控制下的太仓娄江港远销海外。草拟此文，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
落马桥型元青花之发现
1980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落马桥元末窑址发现一组风格特异的元青花，这个重要发现是解读所谓“至正型元青花”的关键材料。据介绍，“落马桥元代窑址在景德镇市中山南路红光瓷厂院内，1980年基建时发现。景德镇市考古人员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700平方米，距地面1.7米处出土元代遗物。元代堆积层出土有青花和青白釉瓷……青花瓷的品类非常丰富，除常见的碗、盘外，还有劝盘、耳杯、匜、盖盒、鸟食罐、双系小罐、大口罐、铺首罐、双耳瓶、长颈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器形。纹饰有菊花、牡丹、梅花、灵芝、葡萄、蕉叶、龙、鹿、孔雀、鱼藻、人物故事等。此外，这里还出土了一些书写文字的器物。”
1992年，落马桥出土文物曾经送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展览。据展览图录介绍，“落马桥元后期灰坑淤泥中出土的青花，料色蓝艳、淡雅兼而有之，绘画潇洒工整，还有罕见的青花釉里红五爪龙纹瓷片及霁蓝瓶残片，故疑其与湖田南岸的青花双角五爪龙纹高足杯及形制雄伟的大盘等，均为浮梁磁局的制品。”这批瓷片中的元青花盖上的荷叶纹，与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藏元青花鱼藻纹大罐的纹样相同，而五爪龙纹青花釉里红残片所绘卷草纹，采用双勾不填色方式，与菲律宾出土元末青花或釉里红瓷器花纹相同，年代当在元朝浮梁磁局停烧之后。1958年，河南省荥阳县楚村明周惠王墓出土了一件五爪云龙纹青花玉壶春瓶，通高39.4厘米，口径9.3厘米，现藏河南省博物馆。这件玉壶春瓶所绘五爪龙纹图案，与落马桥元青花釉里红瓷片上的龙纹极其相似，可能是陈友谅称帝时在落马桥订烧的。
《明史·陈友谅传》记载：“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败元威顺王宽彻不花。遂即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普胜为太师。未几，陷饶、信。”陈友谅占领元朝浮梁磁局所在地饶州以后，景德镇窑厂不可能再为元朝皇帝烧造元青花，那么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元瓷绝非元朝浮梁磁局烧造。至正十九年，陈友谅杀害天完将领赵普胜，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友谅在鄱阳湖中流矢身亡。《明史·陈友谅传》记载：“……友谅僭号凡四年。”
落马桥五爪龙纹青花釉里红瓷器是陈友谅称帝时订烧的，年代当在至正十九年与至正二十三年之间。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云龙纹青花盘，口沿内侧图案亦采用“双勾不填色”方式，但是龙纹只有三爪，大概是陈友谅部下订烧的。
耐人寻味的是，落马桥元末窑址发现了两件鹿纹瓷片。展品173为釉里红鹿纹残片，残长6.8厘米；展品174为青花葡萄鹿纹盘残片，残长16厘米。从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可知陈友谅好鹿，那么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鹿纹釉里红瓷片，以及湖田窑南岸元代后期地层出土了元青花鹿纹残片，当是迎合陈友谅之所好烧造的。
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了一件陶渊明爱菊图玉壶春瓶，通高31厘米，下腹部仰莲纹、钱纹和颈部钱纹皆为落马桥型元青花典型纹饰。一面绘有陶渊明爱菊图，另一面绘有落马桥型元青花鹿纹图案。广东省博物馆藏陶渊明访友图青花玉壶春瓶与之相似，通高30.3厘米，下腹部的仰莲纹、双勾棱格纹、瓶颈的双勾棱格纹，皆为落马桥型元青花典型纹饰。一面图案为陶渊明带两书童外出会友，另一面为落马桥型元青花鹿纹图。
我们还注意到，落马桥元末窑址发现一件汉服人物故事图案的元青花盘残片，所绘人物与1986年江西上饶市元墓出土的周敦颐爱莲图青花玉壶春瓶图案中人物相似。瓶口呈喇叭口，细长颈、胆腹、圈足略作外撇，高27.5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8.2厘米。腹部绘周敦颐爱莲图。从上饶元墓出土元青花玉壶春瓶图案看，落马桥出土周敦颐爱莲图青花盘残片上的人物似为拜访周敦颐的客人。在蒙古统治阶层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元朝浮梁磁局烧造元青花从来不绘人物，陈友谅以恢复汉族王朝统治为旗号，那么这两件人物故事图元青花当是陈友谅割据饶州时烧造的。
落马桥元末窑址最重要的发现，首推元青花人物故事图大口罐和梅瓶残片。这批瓷片的肩部缠枝莲纹和口沿外侧栀子纹样，与尉迟恭单骑救主图、三顾茅庐图元青花大罐和梅瓶的纹样如出一辙。落马桥型元青花大罐口沿和梅瓶下腹部残器的仰莲纹和双勾棱格纹，分别见于英国裴格瑟斯信托公司(Pegasus Trust)旧藏三顾茅庐图青花罐和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
2005年，伦敦佳士得(微博)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口罐以1568.8万英镑(约2.45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上中国文物乃至整个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据佳士得专家曾志芬小姐考证，这个青花大罐所绘鬼谷子下山图来自元代平话小说插图，也即日本内阁文库藏《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插图中一幅鬼谷子下山图，元至治年间福建建安虞氏刊印。泉州文物收藏家裴光辉对鬼谷子下山青花罐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提出八点质疑。毛晓沪撰文驳斥裴光辉的现代仿品之说，但他也不同意元青花之说，认为这是明初洪武窑产品。由这件鬼谷子下山青花罐引发的各方争论，至今余波未平。
落马桥型元青花的发现，可证鬼谷子下山青花罐必为真品无疑。不过，这件青花罐既非元朝浮梁磁局官窑或民窑产品，亦非明初洪武窑产品，而是陈友谅割据饶州时落马桥窑厂烧造的。落马桥元末窑厂画工绘制鬼谷子下山罐，就以元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插图为粉本。只是原图三位文官打扮的人物换成了武官打扮的人物。近年甘肃武威市城区出土了一件元青花昭君出塞图高足杯，口径7.7厘米，高8.9厘米。竹节状喇叭形高足，足部所绘蕉叶纹用落马桥型元青花“双勾不填色”方法。碗心所绘昭君骑马弹琴图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元青花昭君出塞图盖罐如出一辙。这个发现再次说明元代杂剧图青花瓷烧造于落马桥元末窑址。
沈万三所开九江宝市与落马桥型元青花
落马桥型元青花或带有汉文化色彩的元代杂剧图，这个类型的元青花又是为什么人烧造的呢？陈友谅乃沔阳(今湖北仙桃市)渔家之子，读书不多，未必对元代杂剧图青花瓷感兴趣。不过，陈友谅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与割据浙西的张士诚合纵连横，令明太祖朱元璋忧心忡忡。《明史·陈友谅传》记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既僭号，尽有江西、湖广之地，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太祖患友谅与张士诚合，乃设计令其故人康茂才为书诱之，令速来。”
张士诚本“以操舟运盐为业”，举兵起义占据浙西后，附庸风雅，广交江南名士。《明史·张士诚传》记载：“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我们注意到，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了一件文字款青花残片，上面写有“吴”字，发掘者推测或为吴姓陶工的名款。不过，这个字也许是吴国之“吴”，那么元代杂剧图青花瓷可能是为张士诚割据政权——吴国烧造的。
元朝末年，随着杭州文化圈向苏州地区的转移，以苏州为中心的松江、昆山、无锡等地，名家频繁交游往还，他们的诗歌唱酬、书画鉴藏活动，正如石守谦指出的，“创造了个不安定时代所能想象到的最为蓬勃的文化景观”。从至正八年到十六年，流寓苏州的浙江文人和苏州本地文人纷纷前往玉山草堂。顾阿瑛凭借雄厚的财力，广罗古书名画、鼎彝珍玩，广结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赋诗，歌咏唱和。顾阿瑛创办“玉山雅集”，持续时间达12年之久，场次达50次之多。苏州、松江、杭州等地文人雅士在玉山草堂找到了一处幽雅的世外桃源，剧作家高则诚(《琵琶记》作者)、柯丹丘(《荆钗记》作者)和善于吹奏曲笛的诗人杨维桢，皆为顾阿瑛的座上宾。他们不仅经常在一起载歌载舞，而且将民间流传的戏曲腔调加工整理，使之逐步完善——这正是昆山腔最初的形式。种种迹象表明，那些元代杂剧图青花瓷有可能是顾阿瑛在落马桥窑厂订烧的。
问题是，兵荒马乱的元代末年，谁能帮助张士诚或顾阿瑛订烧落马桥型的元青花呢？明人阴太山《梅圃余谈》记载：“吴县沈万三以货殖起家，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属于沈氏。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元代末年，沈万三攀龙附凤，富可敌国，与顾阿瑛是昆山同乡。学界一直不明沈万三靠什么一夜暴富。其实，明人孔迩早就一语道破天机，披露了沈万三发家致富的真正原因。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
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常于吴淞三泖之间撒网捕鱼，……乃变为海贾，遍走徽(今安徽歙县)、池(今安徽贵池)、宁(今江苏江宁)、太(今江苏太仓)、常(今江苏常州)、镇(今江苏镇江)豪富间转展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友谅时，或进暖玉注，出于薛塘古坟，谢庭春献。月色之盂，得于弋阳(今江西弋阳)陶氏。又开宝市于伪都(今江西九江)，招致海商大贾，仍建尊珍馆朱衣巷内，以待有宝者。设宾客卿使之名，丰其谷禄，别其敬礼。得其绝色以进，则封为奇货上宾。得珠玉以进，则封为珍精贵客。又有华卿丽使，亚于宾客也。
沈万山即沈万三，今江苏昆山周庄人。沈万三经商范围广泛，横跨陈友谅的大汉国和张士诚的吴国。他还在大汉国首都江州(今九江市)朱衣巷尊珍馆开办“宝市”，与海外富商大贾进行高档奢侈品贸易。众所周知，元代饶州(今江西景德镇)和处州(今浙江龙泉)是元代外销瓷主要产地，那么九江“宝市”与海外胡商贸易对象当为元青花、卵白釉瓷、青白釉瓷和龙泉窑青瓷。
1980年江西高安发现一个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釉里红瓷、卵白釉瓷、龙泉窑青瓷、钧窑瓷器凡239件。元青花有19件，包括高足杯10件，云龙纹盖罐1件，云龙纹荷叶盖罐2件，云龙纹带盖瓶3件，缠枝牡丹如意云肩纹梅瓶2件和蕉叶纹花觚1件。发掘者认为，高安窖藏的主人就是《同治高安县志》提到的元驸马都尉伍良臣。问题是，元朝法律规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五爪龙纹或金彩瓷器，而高安窖藏所出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高足杯和戗金卵白釉高足杯，凡此皆与伍良臣身份不符。
孔齐《至正直记》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至正直记》成书于至正二十三年，可知景德镇窑厂的生产活动一直持续到陈友谅大汉政权末年。高安窖藏的元青花和卵白釉瓷正是元代末年景德镇生产的，而龙泉窑青瓷可能是高安窖藏主人在九江“宝市”上购买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安窖藏元代瓷器有浓郁的汉文化特征。其中6件元青花梅瓶分别写有《周礼》六艺(礼、乐、书、数、射、御)，一件高足杯写有釉下彩诗歌“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载：“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曹昭所谓“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指明初景德镇洪武窑瓷器，高安窖藏的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戗金彩高足杯相当精美，与洪武窑瓷器明显有别，当为陈友谅称帝时烧造的御用品。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陈氏既亡，有宫人小春逃之民间，嫁于蒲亭彭本清。本清问陈氏宫中事，小春言后庭数百人，皆锦衣玉食，用极奢侈。”看来，高安窖藏或许是陈友谅某小妾的私房。
高安窖藏还有一件元代釉里红开光凤纹大口罐。据汪庆正分析，元代釉里红可分涂绘和线描两大类，而后者的年代应晚于前者。因此，“高安窖藏出土的釉里红开光大罐的年代很难定在元代，可能是洪武朝的制品。……菲律宾及印尼的一批线绘釉里红罐等小件器，其图案花纹为双勾不填色，以草叶纹、扁菊、莲花和变形牡丹纹为主，传世也有这种釉里红双勾变形花卉的玉壶春瓶，其牡丹及莲叶瓣已经改变了元代的典型风格，而和基本上可判断为洪武青花、釉里红瓷的叶纹相近。”
我们注意到，这件釉里红大罐的仰莲纹的花瓣连在一起，亦为洪武年间景德镇青花或釉里红纹饰的典型特征。不过，这件釉里红开光大罐的年代并非洪武时期，而属于陈友谅所建大汉政权。菲律宾、印尼发现的那些双勾不填色的釉里红罐等小件器，恐怕是沈万三在九江“宝市”批发给海外胡商，然后由他们贩卖到东南亚诸国的。沈万三富可敌国，他的大名在明代妇孺皆知。关于沈万三家族的奢华程度，莫旦《弘治吴江志》本注曰：
万三曾孙女归先伯祖轮，而先侍郎之女又归其六世孙寔。洪武二十三年，先侍郎赐告归省，乃过访焉。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筋，否则筋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其赘婿顾学文设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两家僮仆皆衣青罗里翣，其他珍异肴果不言可知。乌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钡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莫旦，字景周，号鲈乡子，生于宣德四年，世居莫舍村。莫家与沈家是儿女亲家，他对沈家的描述有一定可信度。紫定器不见于宋人记载，河北定窑出土瓷片从未见紫釉，只有酱釉。后者呈色剂是铁，紫色瓷呈色剂是锰。中国瓷器用锰金属作呈色剂最早见于明代文献。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古定窑》记载：“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北宋以来，景德镇窑厂一直仿烧定窑瓷器。莫旦在沈家所见“紫定器”、“宣和定器”，恐为沈万三在景德镇窑厂订烧的仿定窑瓷器。高安窖藏出土卵白釉月梅纹斗笠碗、卵白釉花口碗、卵白釉开光印花纹把杯，就是元末景德镇窑厂仿烧定窑的卵白釉瓷。
太仓娄江港与元末海外贸易
《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明史专家吴晗以此为据，论证“苏州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从明人笔记《云蕉馆纪谈》看，沈万三实际上只负责在九江“宝市”批发景德镇外销瓷，并不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据陈高华考证，元末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海商是另外一批人，主要人物有投靠张士诚的陈宝生、孙天富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
元朝海外贸易主要港口设在福建泉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元大都(今北京)。正如欧阳玄《通惠河政绩碑记》所说，“又自昆仑西南，水入海者，绕出南诏之后，历交趾、阇婆、真腊、占城、百粤之国，东南过琉球、日本，东至三韩，远人之名琛异宝、神马奇产，航海而至。或逾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阙下，斯又古今载籍之所未有者也”。元末爆发红巾军起义后，京杭大运河漕运被迫停运。至正十七年起，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泉州港海外贸易从此一蹶不振。
至正十三年，泰州(今江苏大丰县)张士诚率盐丁起义反元，攻下高邮等地，称诚王。至正十六年据平江(今苏州)后称吴王。张士诚攻占元朝江浙行省后，控制了江苏昆山、太仓、澉浦等海港，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更多收入。太仓娄江港(后来讹称“刘家港”)始建于元初，由归顺元朝的江洋大盗朱清、张宣所开创，不仅是元朝海道漕运的起点，而且是海外贸易的重要码头之一，时称“六国码头”。至正二年，元王朝正式在太仓设庆元等处市舶分司。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占领苏州。“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江苏太仓市城厢镇南郊发现元代至明初海运仓遗址，由两个长方形土台组成，总面积11万平方米以上。该遗址出土瓷片大部分为元末明初龙泉窑瓷片，与史书记载张士诚统治海运仓年代一致。
为了躲避亦思巴奚战乱，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纷纷投奔张士诚，在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长达十年之久。陈宝生，字彦廉，元末江南名士，兼通诗画。据王颋考证，其父本为嘉兴路海盐州人，顺帝初年入赘泉州庄家为婿。此外，陈宝生还是一位从事海外贸易、施财好义的海商。
陈宝生、孙天富从事海外贸易的地理范围，“东起高句骊，经罗斛，西抵阇婆”。阇婆即今印尼爪哇，元代是海上陶瓷之路主要转口港。印度东海岸海滨城市本地治理市博物馆藏有一件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相同。泰国和印度两地所见落马桥型元青花可能是陈宝生等中国海商贩运到爪哇，再由穆斯林海商转运至印度东海岸。
元末在太仓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海商还有朱道山。元末昆山诗人袁华为陈宝生、孙天富写过许多诗，如《陪陈彦博编修游永寿寺》、《岁寒圗为孙惟善陈彦廉赋》等，可见朱道山与陈宝生、孙天富是好友。袁华还为朱道山写过《送知朱道山还归京师》一诗。王彝作序曰：“朱君道山，泉州人也。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时两浙既臣附，道山首率群商入贡于朝。上嘉纳道山之能为远人先，俾居辇毂之下。优游咏歌，以依日月末光，示所以怀柔远人之道。海外闻之，皆知道山入贡之荣有如是也。至是海舶集于龙河，而远人之来得以望都城而瞻宫阙。”
明初建立后，朱道山率先带海外商贾向明王朝入贡，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奖。
西沙群岛元代沉船所见落马桥型元青花
2010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石屿进行考古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元代沉船，从中打捞出180件元青花瓷片。这是中国水下考古22年来首次发现元青花，今称“石屿二号沉船”。这艘元青花沉船是当地渔民发现的，考古队根据渔民提供的线索找到沉船。由于此前大肆盗捞，沉船遗址表面到处是圆形和不规则形盗坑，深约0.5－1米，遗址内散落元代德化窑瓷器、景德镇窑卵白釉瓷器、元青花残片，以及元代龙泉窑青釉瓷片，其中包括青花、青瓷、白瓷、酱釉等不同种类。器形以碗、杯为主，亦有瓶、罐、壶等瓷器残片。
据发掘者分析，“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元青花瓷器特征鲜明，与国内一些城市、墓葬遗址，以及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等窑址中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相一致。这些青花瓷器还见于菲律宾、印尼、非洲东海岸等海外一些地区，尤其是菲律宾地区。小罐、碗、杯、军持类器物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均十分接近，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晚期景德镇窑外销瓷器产品。”
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西沙群岛元代沉船出水元青花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与湖田窑南河北岸以及菲律宾出土元青花相同。据刘新园调查，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的青花瓷器中以大盘为主，约占青花器70%，其盘的器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其中多蓝地百花，和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唯盘的口沿画蓝线的较少。盘的直径最大的仅有41厘米，比土耳其与伊朗的传世大盘(直径分别为47.5和57.5厘米)为小。罐、瓶之类由于残片太碎，难以了解其确实高度。北岸的青花瓷器则以高足杯、折腰碗、小酒杯为多，大盘仅见两件(与南岸圈足等大的盘相比，器底要薄一些)，纹饰则简洁、疏朗、草率，和菲律宾出土的完全相同。经初步比较，南北两岸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都属于湖田窑元代后期的产品，但南岸的略早于北岸。”我们认为，西沙群岛元代沉船出水第一组元青花实际上与景德镇南河北岸以及菲律宾出土元青花的类型相同。日本学者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采集到许多风格类似的元青花残片。
另一方面，落马桥型元青花与西沙群岛元代沉船出水第二组元青花的纹样，如莲瓣纹、火焰纹、焦叶纹、一把莲纹和菊纹如出一辙。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李一平在落马桥元末遗址采集到一件元青花八方玉壶春瓶残片，此类元青花八方玉壶春瓶残片在西沙群岛元代沉船亦有发现，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元青花八方玉壶春瓶几乎完全相同。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元青花匜菊纹图案，亦见于西沙群岛元代沉船青花碗和埃及福斯塔特出土菊纹青花碗。根据这些落马桥类型元青花的发现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景德镇落马桥，经江苏太仓海运仓、西沙群岛、马六甲海峡、南印度，最后抵达埃及福斯塔特古海港的元末海上元青花外销路线。
有元一代，在蒙古色目文化统治下，元青花瓷器深受伊斯兰教、喇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花纹繁复，而且不能表现人物。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景德镇窑厂的画工冲破蒙古色目文化之藩篱，首次将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汉文化艺术引入元青花，从而创烧出独具一格的落马桥型元青花瓷器。
随着元末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江西景德镇落马桥型元青花远销东南亚、印度东海岸，乃至埃及福斯塔特港。可惜这一切只是昙花一现。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大战，陈友谅60万大军命丧黄泉。明初朱元璋采纳苏琦奏言，实行移民屯田制。饶州瓦屑坝成为江南第一移民集散地。据考证，洪武年间的大移民，共迁江西移民214万人，其中饶州移民将近百万人。在这两场大劫难之中，景德镇陶冶业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明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厂青花瓷烧造工艺才逐渐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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