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喜欢瓷器的人，首先都要看瓷器的款识，就是把瓷器翻过来看看底下写的是什么。电视剧里演的买假瓷器，一翻底，下面写着俩字：西汉。都成笑话了！没东汉时，西汉人怎么知道自己是西汉。”这是《马未都说收藏》里面的段子。

　　青花瓷是中国瓷器里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青花瓷的款识，也有其独特的讲究内涵。就连周杰伦的《青花瓷》中，也有“在瓶底书刻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的歌词描述。

　　中国古代青花瓷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瓷器的烧造分官窑与民窑，款识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官窑青花，通常会用纪年款来标注，民窑青花的款识样式相对要丰富得多了。

　　官窑青花款识 或记录帝王年号 或记录天干地支

　　纪年款，顾名思义是在青花瓷上，标注瓷器烧造的年代。因为中国古代的年代记录方法有两种，即帝王年号和以天干地支表明的年号，所以，青花瓷上的纪年款也分此两种。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虽是极少数，但也开启了明清两代官窑器物书写朝代年款的先河。最负盛名的是官窑的压手杯，杯里面写着“永乐年制”四字篆字款。解释下压手杯，看起来像碗，手握杯时，大小正好搁在虎口位置。由于胎较厚，有沉重感，故名为“压手杯”。带有确切“永乐年制”款的永乐青花压手杯，全世界只有3件，均被故宫(微博)博物院所藏。明人谷应泰撰《博物要览》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种杯：“若我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砂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篆书，细若米粒，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

　　一般说“永宣不分”，也就是，永乐瓷器和宣德瓷器非常接近，尤其是不带年款的，不是专家分不清楚。由此可见，年款在这段时期的重要性。而通过款识，又如何区分两个时期的青花瓷呢？首先，宣德青花瓷器款识多，有“宣德青花款识满器身”的说法。瓷盘无一例外全部有款，其他根据器物造型的不同在口沿、耳、颈、碗心、足底、流、腹部均有书写。其次，以六字“大明宣德年制”的双行楷书居多，“宣德年制”四字款较少。

　　到了明代中期，又出现“成弘不分”的特点。即成化、弘治的瓷器极为相似。除了上面有款写着“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可以区分。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曾将成化六字款概括成六句歌诀：“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倒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腰。也有人曾经归纳明代纪年款特征为“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或许，仔细揣摩，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

　　正德青花的款识特点，没有那么突出。反而是青花瓷本身独具特色。正德皇帝迷恋伊斯兰教，因此，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上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阿拉伯文字。2005年纽约佳士得(微博)拍卖会上，有个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方瓶，被拍出169.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374万元。这类方形造型，也是正德皇帝的偏爱。

　　明晚期的青花瓷，是官民同享。一时间，瓷器成为全民的一个释放。这或许是瓷器发展的一个开放阶段，又或者是因为嘉靖皇帝崇尚“无为而治”，因为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因此，嘉靖时期的青花瓷款识风格庞杂，就连青花瓷的造型也不那么庄重了，葫芦形道教题材的青花瓷比比皆是。与嘉靖不同，其子隆庆并不崇尚道教。而此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款识被改为了“大明隆庆年造”，这是独一无二的。万历时期兴起了中国的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

　　因为明代末期的最后两个皇帝，天启、崇祯在位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朝、崇祯朝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朝，统称为“过渡期”。虽然天启、崇祯两朝的时间转瞬即逝，却仍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青花瓷。而这些高质量的青花瓷，多为民窑出土。这多多少少与政治经济有关。马未都说：“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天启、崇祯统治时期，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致使民窑的青花瓷蓬勃发展。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

　　顺治，是满族一统中国的时期，因为汉族人对明朝的恋恋不舍，使得这时的瓷器大都保留了明代的特征。康熙年间，才暂露头角。早期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的，不仅是造型内容上不分，主要原因是很少写款。因为康熙帝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会不吉利，所以不让写。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会在瓷器上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的最多。有人说，这是当时政府对汉人知识分子的“网开一面”。再者，康熙的母亲是汉族人，这或许也为他亲近汉文化奠定了基础。后期的官窑形式开始受到限制，一旦受到限制，那就一定是有一个规范需要遵守。中期开始，康熙青花大量书写帝王年号款，均为楷书，主要是6字款“大清康熙年制”。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子管理。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

　　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的很清楚，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无论是关于陶瓷历史的书籍，还是古董行，对“嘉道”时期的青花瓷，都持有忽略不计的态度。瓷器本身尚且如此，款识自然更无所谈及。不过，在嘉庆时期有一个特点，即同一时间里，一模一样的瓷器，会出现“大清嘉庆年制”和“大清乾隆年制”两种款识，因为嘉庆刚即位时，乾隆爷还活着。所以，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两个年号。民间流传的是，嘉庆改元，称嘉庆元年、嘉庆二年等。但在宫里，还是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等等。景德镇受制于中央政府，两边都得讨好，所以两个款都有。

　　道光之后的中国进入战乱年代，政府对瓷器的技术与艺术要求都很低，只要仿照前人的即可。同时，督陶官也变为了地方政府的代管，可见中央政府的不重视。此时期的艺术瓷与日用瓷，都已混淆不分。

　　反而是到了近代，瓷器重新被重视，款识也因此发生变化。但已几乎没有纪年款，直接以“江西瓷业公司”或“CHINA”为款识出现。

　　民窑青花款识 丰富多样寄托百姓民生

　　民间青花瓷上，常出现“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款识，被民间大众赋予了祈福的功能。中国人经常将精神需求，寄托在实物上，仿佛这物是可以向上天传达期望的一个载体。

　　青花飞蝠纹笔筒，清光绪，高16.5cm，口径12.1cm，足径12.1cm。底中央青花双方栏内楷书“长春宫制”四字款。

　　堂名款，更像是被盖在青花瓷上的印章，象征中国古人的“版权意识”。这类代表某个人或某座堂屋的款识，往往具有较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因为要树立品牌形象，而精工细作。堂名款，在官窑里很少见到。直到慈禧年间，慈禧太后要求自己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殿堂名，比如“储秀宫制”“长春宫款”等。

　　除了文字内容上的多样化，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也是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篆刻中的“肖形印”与纹饰款有异同工之妙，以图画的方式做标记，好比现在的“LOGO”。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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