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画家罗杰(化名)静静地坐在15平方米不到的画室里，看着门口发呆。这里是大芬卢浮宫的二楼，没有空调，油彩的味道蒸腾在闷热的空气里，整个画室弥散着一种异样的气息。走廊空空荡荡，偶尔会有人走过，敲碎仿佛凝结成块的寂静。
　　“这个月一幅都没卖出去。”罗杰回头看着满屋子的画，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比起卢浮宫内的许多画师，罗杰在张罗生意方面并不懒惰——在他的隔壁画室，大门已经紧锁了好多天，门上贴了一张小纸条：“买画请电联××××。”“那是给一些老顾客留着的。” 罗杰说，他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新顾客上门了。
　　比起卢浮宫的冷清，布沙路的另一侧，大芬油画村在夏日的阳光中显得活泼而有生气。就在今年第八届文博会上，大芬油画村分会场1200多家画廊、门店、工作室共实现交易额6378多万元。
　　这些火热的数字中有多少是原创画家们的贡献难以统计。“也许很多，毕竟一些好的作品单幅就能拍卖过6位数。”但这种盛会对于罗杰这样的普通画家而言，热闹得有些心酸——文博会月份颗粒无收，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更难。
　　原创梦想不断升腾，但难以离开行画“温床”
　　罗杰在大芬村的10年，见证了大芬村从“复制工厂”到“艺术市场”的变迁。
　　2002年，美术院校毕业的罗杰从福建一个小城市来到广东，住在破旧的出租屋里，做些杂七杂八的活来养家糊口，对艺术并没抱多大希望。一次收音机里的介绍，让他知道在深圳有个“画画也能填饱肚子”的地方。就这样，他慕名来到大芬村。
　　那时的大芬村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行画工厂”。所谓行画，就是已经有了市场行情的商品画。跟大多数人一样，罗杰每天工作10个小时。凭着扎实的画功，他每幅临摹作品能卖到200元，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画了好些年，什么单都接过，不过画得最多的还是世界名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之类的，不知道画了几百遍。”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让罗杰感到厌烦。心里原创的梦想在不断升腾，但他难以离开行画的“温床”。“临摹不是条长久之路，但毕竟收入有保障，不比村里的原创画家，一幅画几个月都卖不出去。”
　　如今，罗杰也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成为他职业生涯转折点的是2008年突袭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这场大风暴的席卷之下，大芬村国外订单锐减，不少画商出口转内销遇阻，资金链突然断裂，行画业表面的繁荣被打破，几近崩盘。许多画师们的好梦随之幻灭，大批油画店铺也深陷濒临倒闭、关门歇业的惨痛局面。
　　“在那之后我就坚定了要搞原创的想法，因为行画的路不保险，但转型非常非常难，我曾有8个月没卖出一幅画，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只能靠积蓄度日。”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日子，罗杰心有余悸。“那时候每天都会听到这个回老家了，那个改行了。每次听到店铺的铁门刷刷地拉下，心里都会一惊，我知道很多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大芬原创市场并未如想象般火爆
　　社会上对“大芬模式”的反思随之四起。部分学者直斥大芬村过于依赖复制，迫切需要更新思路。痛定思痛，大芬村决定重新调整发展模式，油画村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原创作品逐渐被提升到价值链的最高端。
　　“当时政府推了很多政策来鼓励原创。比如，带我们去采风，还在保障房分配和积分入户上给予倾斜。”在政府的引导下，大芬村的画家们开始纷纷转型。2009年，罗杰就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来到卢浮宫，在这个旨在打造原创艺术精品的展销中心，租了一间小小的铺面，结识了一大批原创画家。
　　仿佛一夜之间，大芬村搞原创的人多了起来，但原创市场并没有如想象般火爆。卢浮宫就是典型的例子。开业6年来，由于租金比大芬村内便宜好几成，这里曾先后云集了百余名原创画家，但因为市场冷清，又渐渐地流失了大半。
　　目前，卢浮宫一楼的大部分已经被搞行画的店铺占据，坚守在二楼的原创画家生存状况也不乐观。很多来买画的看了一楼五花八门的行画后，基本没有兴趣再上二楼瞧一眼。据了解，像罗杰一样一两个月卖不出一幅画的画家非常多。一位多次参加全国各地画展并获奖的画家姚星告诉记者，自己早在2003年就专心致志地搞起了创作，在大芬村名声也不小，但最得意的一幅作品仅仅开价5万元，依然鲜有问津。
　　“2009年开始政府就说培植原创，但大芬村原创油画的牌子一直没有打响。加上这两年经济形势好转，很多人又转回了做‘行画’，剩下的原创画家不过两三百人，过的基本上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日子。没人来买，还不断压价，原创画家的积极性很受打击。”大芬村流动人员团支部书记陈志武说。
　　出去参展不敢说自己是大芬村的
　　实际上，也有很多真正热衷于原创的画家，依靠大芬这个平台，闯出了一片天地。
　　2010年，大芬画家马英良的作品《香巴拉春雪》拍出了105万的天价，轰动一时;但同样风格的一幅画，大部分原创作品的售价只在三四千元。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鸿沟?一方面在于艺术水准的迥异，另一方面在于大芬原创艺术平台不够宽阔。
　　“大芬流出去的作品不能说个个都是精品，但远远不止现在的价钱。”画师冯立果(化名)告诉记者，曾有来自北京的藏家以7000元买走她的一幅画，没几天就在北京798画廊里挂出了3万元的高价。
　　去年，冯在广州参加一个业内知名的画展，在告知买家自己来自深圳大芬村后，作品一下子被还掉了好几千的价钱。“搞得现在我们出去参展都不敢说自己是大芬村出来的，大芬村的固有形象就是做山寨画，不是真正搞创作的，这个成见太难打破了。”冯立果显得非常无奈。
　　“在北京、上海，圈子里每年都会举办各种展览，有很多机会联络国内外藏家，但大芬村的大部分画家目前没有这种把自己宣传出去的渠道。这里比较有名的企业像太阳山就那么几个，它们吸引了太多关注。很多个体画师分散在村内各个角落，自己默默画画，没有平台可以展现，没有经纪人帮他们操作，确实很难冒尖出来。”
　　罗杰说，很多事情，单凭画家们的热情是不够的。一些画家们也曾想凭借个人能力，削尖脑袋挤进所谓高档艺术圈。他们每天都盯着网络上的各种机会，或想方设法参加高规格的展览，或热心联络人脉，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成功者寥寥无几。
　　2009年开春，在谈及大芬原创事业的艰难，开创了油画临摹流水线模式的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吴瑞秋就曾指出，大芬村没有一个集中展示原创画的平台，原创画都夹杂在行画中间，他为此建议建立一个原创画交易平台。
　　如今3年过去，大芬村原创平台有扩容，但并不多。分析原因，吴瑞秋坦言行业发展确实需要过程。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部分原因也源于画师们艺术造诣的局限。“不是不抄袭了不临摹了就叫原创，那只能叫画画，原创应该是更为高级的、创举式的艺术行为。好比毕加索，人家的画直接影响了立体主义画派，那就叫原创。真正好的原创，还怕没人出高价吗?”
　　在他看来，2008年后，大芬画家们有点想急于摆脱行画的帽子，好像是否原创成为了区分画画的人是画家还是画师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让这个起点本就不高的市场更加泥沙俱下，买家也没有信心。“做不做原创，确实应该是画家从自身艺术水平出发去掂量，不该强行拔高来跟风。不能说一贴上原创的标签，价钱就要涨，很多画的质量根本没到那个水平。”
　　这恰恰反映了大芬原创画家窘迫的生存状况。许多画家的积蓄都非常少，而如今除了画价不涨，物价齐涨，画家也需要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使得一些画家不停地在行画和原创之间折腾。“热爱画画的人都知道，复制画画多了会‘浊了笔’，但没有办法。”姚星说。
　　与其培植“经济作物”，不如营造艺术家“摇篮”
　　如今，像罗杰、姚星这样的人，在大芬村并不是主流。在1万多外来人口当中，现有300名原创画家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大芬转型升级的前进方向。他们所盼望的，是政府能够给真正的艺术创作者营造一个充分自由的原创生态，让他们茁壮成长。因此，姚星们还在苦苦寻找机会，准备一朝“突围”，以博得真正“有眼光”藏家的认可。在许多原创画家的心中，真正的艺术是小众的、精品的，欣赏价值大于经济效益。
　　这一想法也代表了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长期关注大芬村的经济学者刘学民在谈到大芬村发展问题时，反复强调切莫短视。他说，长期来看，千万复制品一个年度的销售规模，或许还不如几十幅或者几幅原创画的价值。政府与其把油画产业当作前景可观的经济作物来培植，不如真正营造一个艺术家的摇篮。
　　但这样的思维在大芬管理办主任彭罡看来，有点强行拔高。“大芬首先是一个交易平台，到大芬村来的画家和画商说白了都是为了挣钱。不管什么样的艺术家和画师，只要努力，都能在这里找到饭吃，画的画都能卖钱，别人不会说你这不是艺术，相互间不会批评，能挣到钱就是真本事。只要你在这里能生存能发展，我们都鼓励，我们尊重市场自身的发展。”
　　在他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像是一个大芬村觉醒的契机。它稍稍地加快了大芬村向多渠道迈进的过程，但并没有改变大芬村发展的根本规律。“大芬村就是大芬村，不是798，更不是宋庄。未来临摹与复制油画还会是大芬村油画产业的主体，这个市场我们不能丢弃。但是这种复制和临摹应该是更高层次的，提升临摹与复制油画的水平，创造品牌效应。大芬村的未来在于找到一条适宜的原创油画与临摹复制油画相结合的路子。”
　　彭罡反复强调，原创画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走入市场，变成现金，体现他艺术的价值，大芬村这个平台的作用，在于把艺术转化为经济成果。“最起码，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一张画，也是生产力，能养活一大批大芬村的画家。”
　　而画家罗杰则质疑，这就是大芬村发展陷入瓶颈的原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以批量生产占据艺术品中低端市场的模式缺乏长久的生命力。政府舍不得大芬村的产值，无孔不入的行画就总会侵蚀原创的生态，这是大芬村转型动力不足、原创市场不能振作的根本原因。“政府想要大芬村真正完成转型，必须摒弃这种产业化的思维了。”罗杰说。
　　彭罡并不认同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市场行为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卖画也一样，之所以不可能完全走艺术路线，也是国人的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决定的，不可能任由艺术天马行空地去发挥。
　　“一幅画卖5万元人民币，画的东西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欣赏理解，试问艺术如何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彭罡说，从我国的现实层面来看，艺术品无论是鉴赏还是产业化都还在起步阶段，需要一个普及的过程。“行画既然有这么多订单，就证明有这么大的市场需要。需求摆在那里，因此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这不完全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
　　让“原创”与“行画”两条腿走路
　　如今，大芬房租持续上涨，油画利润不断下降，无论行画还是原创画家，生存空间都在日益缩小，他们的情绪也普遍低落，现状正在倒逼大芬村深化改革。
　　“现在，政府扶持原创油画，目的是把大芬油画村做成一个金字塔的产业结构，以行画复制做基底，原创作品为塔尖，但怎么协调好这个关系很重要。”吴瑞秋建议，“艺术化的思维遭遇产业化的规则是很痛苦，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如何让原创和复制成为互补而不是矛盾的关系，是大芬管理者下一步要着重考虑的深层次问题。”
　　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大芬村一定会给予画家原创更多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画廊和拍卖公司，现在都在强调让“原创”与“行画”两条腿一起走路。没有人能否认培养原创思维和氛围的重要性，但艺术氛围和原创画家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原创画家的实际生存问题，是大芬村首要解决的事情。
　　今年4月，深圳市和龙岗区社保单位与大芬管理办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并通过了画家挂靠大芬美协以办理社保的新规定。早前，深圳市人事局也曾下文规定，大芬画家们在积分入户上享有优惠。“第二步，我们还会再想想怎样打造一个发展平台。”彭罡说。
　　“有政策我们会一直呆下去。”罗杰们也知道，他们能够等待的，也只是大芬出台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让他们能够尽量安心创作，少一些这样那样的后顾之忧。毕竟，大芬是国内油画市场的风向标，大芬给予他们的，是国内绝大多数地方所不能企及的。至于在未来的漫长时间里，将会游走于艺术和市场之间，遭遇时沉时浮的痛苦，他们更愿意把这看成投身艺术的人所必须经历的“光荣的荆棘路”。
　　“会有一些人受不了而离开，但也会有很多新的画家不断涌入大芬村。”罗杰说，绘画是制造还是创造，该走向复制的批发化之路，还是继续原创的独木桥，是大芬村扔给个体画家们的一个大问题。但他希望在未来的大芬村，至少能有“一小撮人”能为艺术而活着，并且自由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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