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仁《大理花》

　　在我家客厅挂了几十年的一幅油画，是雕塑大师张充仁1944年的作品，经历“文革”洗礼之后，张充仁以前的作品几乎荡然无存，这幅从未发表过的油画，是他仅存的四幅油画作品之一，弥足珍贵。

　　张充仁1907年出生在上海，14岁进中国西洋绘画的摇篮——徐家汇天主堂土山湾印书馆照相制版部，学习素描和法文，先生1931年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1935年以三个第一名成绩毕业，1936年11月归国，开办“充仁画室”。

　　1957年夏，我上初一同时，进了哈定画室，三年后转到哈定的老师张充仁门下，张先生原是不收哈定学生的﹐徒子徒孙有别﹐我能破例入门，乃因我家和张先生数十年的深交。

　　我祖父章荣初(1901-1972)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美术印刷厂三一印刷公司(1927年金有成、陈鲁衣创办，现上海美术印刷厂前身)的主要投资者。三一公司聘摄影家刘旭沧和美术教育家汪亚尘为编辑，出版《美术生活》月刊，1936年为张充仁先生归国画展作了专题，刘旭沧因此成为充仁画室最早的学生，我祖父也成了张先生最早的顾客。

　　先生为我祖父母画过高约1.8米巨幅肖像。1937年祖父在家乡浙江菱湖镇创办的青树学校三周年校庆，社会贤达陈立夫、林森、潘公展、王世杰、陈布雷等题词祝贺，张先生为我太祖父章清儒做的一座骑鹿铜像，在学校揭幕 (毁于1957年)。

　　1944年4月我父母结婚，张先生在我家画了一幅木板油画写生《大理花》，配上华丽的镜框，作为给我父母的贺礼。

　　张充仁毕生作品以雕塑和水彩画为主，油画较少。创作这幅油画时，他年轻气盛，技巧娴熟，笔触果断明快，用色浓郁厚实，因为是即兴写生，用笔极具冲动感，一气呵成，很有青春活力。当时他归国不久，显现了强烈的欧陆风格，和他后来钻研中国书画传统确立自己风格后有较大区别，对照一下他游欧写生和四十年代后的水彩作品，尤为明显。

　　1966年秋，破四旧之风从北京刮到上海，恐怖气氛弥漫四周。

　　我父亲回家，在家门口见到他单位造反派贴上的大字报，勒令他向造反组织报到，接受审查。反右时就因“散布右派言论”差点被戴右派帽子的父亲，吓得脸都青了。母亲把一盒几十颗钻石统统倒进了抽水马桶，轰隆一声巨响，一笔财富滚进了化粪池，回归大自然。

　　父亲站在凳上把墙上这幅油画取下来，但想来想去没地方可以窝藏，这时我二弟杰民拿来一张1936年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的照片——照片原是黑白，“文革”时涂了色，主席红光满面，身着蓝色红军制服，军帽中央一颗红星闪闪发亮，领袖微蹙眉头，眼神傲视一切。杰民把《大理花》严严实实包了起来。

　　过了两天，造反派终于杀上门来，翻箱倒柜，搜掠所谓黄金美钞变天账，他们竟没有看看毛主席背后的乾坤。

　　1967年10月，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画出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是“文革”期间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画上的青年毛润之，身穿布长衫，手提油布伞，迎风冒雨，英姿飒爽，器宇轩昂，大步流星，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

　　杰民买了一张回来，竟和张充仁的《大理花》一样大小，分毫不差。于是，恭恭敬敬把闪闪红星的毛主席请下来，再恭恭敬敬把去安源途中的毛主席请了上去。

　　哦呵，从那时起，张充仁就躲在了毛主席的油布伞底下，躲过了二月逆流五一六，文攻武卫大批斗，十九党大一片红，批林批孔批周公，直到“文革”结束，杰民把“去安源”揭了下来，张充仁终于得见天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几年，在古典音乐的氛围和母亲亲制的西式点心香气中，我家成了上海一个文艺沙龙，新生代画家夏葆元、陈逸飞、魏景山、陈丹青、林旭东、韩辛(微博)、赵渭凉、陈家泠、李山、张健君、赵以夫、陈川陈冲兄妹，作家白桦、萧马、严歌苓等，来我家一眼看见这幅画，都在画前站立观赏良久，听说了我家与张先生的旧交和这幅画的故事，不胜感叹。陈逸飞初次来我家，站在画前看了很久说：“还是老画家的东西最好啊。”韩辛第一次看到该画，惊讶地说：“竟然在这里见到张充仁的油画原作，实在不可思议。”

　　“文革”后期到1983年张老师出国，我和二弟杰民多次去看他，杰民成了张老师关门弟子。张先生拉住我的手，一口七宝乡音说：“美校的红卫兵来抄家，我所有的画，被他们一齐撕光，所有的雕塑，被一齐敲光。”他得知我家保全了他那张油画，欣慰地说：“我先前知道我的油画只剩三张，那么你家保存的是第四张了。”

　　1980年代初，我全家分别移居美国和中国香港，父亲把这幅传家宝带去了美国，现在，这幅从没发表过的作品，由我二弟收藏在洛杉矶家中。今将我老师张充仁先生这幅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公之于世，纪念张先生诞辰105周年(编注：张充仁出生于190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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