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会，金钱已经成为收藏最显而易见的门槛，可笑的是，充斥着人文味道的古籍确是因为价格的上涨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研究为目的的收藏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以投资作为着眼点。装帧越漂亮的书越会拍的高。

中国嘉德拍卖古籍善本专场

　　在美国，有三所最负盛名的私人图书馆，分别是亨廷顿图书馆、霍尔查·莎士比亚图书馆和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他们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创建者是通过发展石油企业、金融企业和铁路事业积攒起来的财力发挥作用，从欧洲各地一批批地购买贵重的私人藏书，迅速地提升了图书馆的价值。在这其中，亨廷顿图书馆以特色的收藏居三者之首。

　　亨廷顿图书馆是由美国“铁路大王”亨利·亨廷顿(1850——1927)创建的。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时代浪潮中，年仅21岁的亨廷顿先生协助其叔父修建西部铁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60岁退休后，他的兴趣和精力转向收藏珍版图书、名人手稿和艺术品。在他辞世之前，他把总面积为207英亩(1英亩合6.07市亩)的圣马力诺庄园及所有的图书和艺术品收藏，全部捐给一个非盈利的教育托管会，用以建立亨廷顿图书馆。同时还留下800万美元现金作为图书馆的维持和管理费用。

　　亨廷顿图书馆收藏了丰富的关于英国戏剧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收藏了大量的1640年左右的英国初期戏剧脚本。其中也包括了1914年亨廷顿所购买的英国德文希尔公爵家的完整的文库。在该文库中，有出自英国第一代印刷者卡克斯顿之手的25册英国最早的印刷本，也有第六代德文希尔公爵，对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活跃在舞台上的有名的莎土比亚戏剧表演家约翰·肯布尔在1817年引退以前所收集的4000个英国戏剧脚本。当这些书籍转到亨廷顿手中时，数量已经达到7500多册。其中，1640年以前的书籍约有700册。里面包括中世纪奇迹剧中的切斯塔戏剧的最古老的版本。而亨廷顿图书馆藏有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对开本、四开本，是其他任何—个图书馆都看不到的珍贵资料。

　　亨廷顿图书馆从1928年起对外开放，1972年以前—直免费，但随着馆务费用日渐增长，入不敷出，于是开始收费。直至今日，亨廷顿图书馆的运作仍然保持着专业领域划分法，就是说，该图书馆的业务主要限定于英国历史和英国文学、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发展史的范围内。在此范围内，收藏着极为完整的学术资料，可以充分满足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成为他们出优秀成果的学术场所。当其他图书馆不断追求大而全时，亨廷顿图书馆明智地选择了小而精。这便是亨廷顿图书馆最大的特点。为此，亨廷顿图书馆还对能够充分使用该馆的学术资料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给子奖金，以鼓励他们在这里长期从事研究工作。

　　在今天的中国，也有一位低调的藏书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美国的藏书家致敬，冥冥中指引他们走向相同道路的，大抵是藏书家共同追求的修养。

　　一场靠“抄家”奠基的古籍收藏

　　上世纪的那场浩劫，不仅仅是对人性本身的摧残，从某种程度来讲，也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降到了冰点。

　　在古籍拍卖出现之前，中国传统的古籍善本购买途径分为两种：古籍书店、私人买卖。在50年代，北京的古籍书店曾经到处都是，多达240多家，上海则有140多家，到了1957年，随着公私合营，书店收归国有。本着一个城市保留一家的原则，北京成立了中国书店，而上海则成立了博古斋。由于种种原因，那个年代的古书是被扬弃的。到了1983年，政府特批了古旧书市这一交易场所，地址就在琉璃厂的海王村。今天，这个曾经名为海王村的公园已经变为了古玩城。

　　当年，中国书店用大卡车拉来了十几卡车书，堆的像小山一样，一律5毛一本，于是大家疯抢，韦力也是其中的一员。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各地成立了“退赔办”，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那些文革中抄家而来的物资，都按照政策予与退赔，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个人藏书。韦力当时和“退赔办”的人员非常熟悉，经常在他们的带领下去搜集一些藏书，而这些藏书的主人，有的已经被迫害致死，而他们的后人并不爱书，或者因为曾藏书遭遇抄家，主人对书产生了一种厌弃感。同时，那个年代人们的住房都非常拥挤，为了腾出空间而把书处理掉，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想法，所以他的收购比较顺利，这些书构成了他早期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巧那时他也从原国有单位调去外商独资公司工作，工资从原有的每月几十元人民币飞涨到几千美元，经济也已不再是他购书的障碍。机遇，就那样简单的降临到他的身上。

　　生于1964年的韦力，有一位身为前清老秀才的爷爷，从小便给他讲述了很多古代故事，而那时还是小孩子的韦力，玩才是第一位的，对于听不懂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到了70年代，毛主席号召评水浒、批宋江，听到别人说水浒传，年少的韦力不明白这个“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家的水浒不能“转”?爷爷便给他讲述了水浒中的传奇故事。“我认为小时候人接触什么对于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尽管当时的我对这一切没有兴趣，但是懵懂的印象还是留下了，一个人读了那些书，长大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因缘巧合，我得到了这些古书，而因为我读了这些书，慢慢也就走上了藏书的这条路。”

　　目前，韦力藏有古籍8000余部，7万余册，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200余册，宋元递修本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一万余册。皆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排序，再结合年代、版本分类收藏。在天津，他拥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西苑书楼”，近百个大书架陈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后购置了总计超过1000 平方米的空间，为的是给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们建立新居。如此多的藏书，光编目就花了他6年时间。

　　“今天的文化变的极为快餐，人们喜欢简单的、直观、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享受一瞬间的刺激，这样造就了越简单、越有观赏性的东西越受欢迎，同样也使得这个社会的收藏体系颠倒过来。古籍善本收藏也因此走向了曲高和寡，需要一定的知识积淀才能欣赏，甚至连炫耀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对于收藏古籍善本的藏家来说，低调不是故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举。”韦力说。 

　　在颠倒中认识历史

　　奇怪的是，历史总是被今人曲解，在古代藏书家眼里，小说、戏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经”的没落，更像是一个冷冷的笑话。

　　自古以来，书籍作为历朝历代最为重视的存在，担负着普及文化的重任。对于古籍善本的定义，自古以来就饱受争议，经过众多学者的讨论，最终形成现在通用的“三性九条”说：书籍以乾隆60年为限，即1795年，在这之前的都被定义为善本，之后的部分算善本。所谓善本，通常的意义就是好书。

　　中国的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板块，这四部分类不是平行概念，而是等而下之的概念，以经部为最尊。“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国教，因此历代统治者就把儒教作为准国教的地位来看待，而儒教最为著名就是‘十三经’，因此经部就被放在最尊贵的位置，经典这个词也由此而来。我走的就是最传统的路子，以经部最尊的轨迹来收藏。”韦力解释说。

　　但在1919年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的概念开始被广泛学习，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而通过这项运动，民智被启蒙出来，方式和武器则是莎士比亚的戏曲，塞万提斯的小说等等，随着戏曲小说的崛起，一系列的国内藏书家也开始出现，例如郑振铎，阿英、傅惜华、李一氓等等。他们开始大范围收集以前不受重视的“集”，戏曲版画部分就属于“集”部。四大名著的概念，也是在那时被提出来的。在古代藏书家眼里，小说、戏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郑振铎、阿英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收藏却极为重视。比如，版画在古代收藏家看来没有什么深奥的思想，也没有大的收藏价值，但是鲁迅等人却认为版画也是艺术创作，同样具有收藏价值。由此可见，学术观念的不同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什么样的藏书最受重视。

　　价格是古籍最不堪的故事

　　从2009年春拍开始，一直未受重视的古籍善本收藏突然强势爆发，价格突飞猛进，尤其以宋版书价格为最贵。目前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每页市场价大致在3至5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三五百万元左右。2003年7月13日，北京中国书店古籍春拍场上，一页1244年(宋淳佑四年)蒙古刻《玄都宝藏·云芨七笺》，面积约为26cm×76cm，竟以49500元成交。

　　今天的藏书人分化的越来越细了，以研究为目的的收藏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以投资作为着眼点。大多数人还处于第一代创业者，大家都缺钱，所以利益是在第一位的。收藏者的着眼点是在升值潜力上，装帧越漂亮的书越会拍的高。若要以简单的投资为目的，只要分析这些书的涨幅轨迹，很容易就能入这个场，但是要是作为藏家，很难。至少要对学术史很熟悉，而今天的人不屑于此。

　　在韦力的藏品中，也有一册宋版书，而在这件藏品背后，还有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古时的扬州已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重镇，目前确知为扬州所刻的宋版书约有10多种。其中南宋淮东仓司所刻的《注东坡先生诗》(即《施顾注苏诗》)，是现存扬州宋版书的神品。全书共四十二卷，是宋人施元之、顾禧注释的苏东坡诗集。南宋宁宗时期，施元之的儿子施宿在担任淮东仓司官员时刊刻此书。成书年代在嘉泰或嘉定年间，距今已有800年。此书不仅注释详尽，在版本研究上有极高价值，同时，在印刷艺术方面，素以书写秀美、雕版精工著称，在宋版书中堪称佼佼者。它由书法家傅犀手书上版，字体模仿欧阳询，版心记录的刻工有丁谅、包仲、张世贤、林春、徐洪等，均为当时扬州版刻高手，印刷所用纸墨也是上上之选。

　　乾隆年间的大书法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视为镇宅之宝，特意将书斋更名为“苏斋”。每年农历腊月十九是苏东坡得生日，他都要邀请好友共同鉴赏此书，并吟诗题词留念。因此书上何绍基等名人的题跋印鉴几乎盖满，护页上还有精美绘画。清朝末年，此书归长沙人袁思亮所有，后来袁氏藏书楼不幸失火，被袁氏视为身家性命的《注东坡先生诗》就在火中，袁思亮情急，竟打算以身相殉。家人无奈，冒死从火中将此本救出，此书也被藏书界称为上苍护佑的神物。可惜书脑、书口已全部过火，四周都被烧焦，名人题跋和绘画等损失殆尽，仅剩下烧残的版心部分。民国时期，这部劫后余生的国宝由著名收藏家张珩重新装裱后，赠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保存。1949年，此书被运至中国台湾，现存5册共19卷。另有一卷在火灾中流散，经修复后归民国大藏书家陈清华所有。2004年，旅居海外的陈氏后人将这卷转让给国内收藏机构。 而另外一卷，就藏在韦力家中，这是他用8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的，时至今日，韦力都为拥有这卷书而自豪不已。

　　我眼即我有

　　相对于我思故我在的唯我独尊，我眼即我有为后世的藏家留下了无限的空间，正是这样的藏家使收藏可以延续下去。

　　韦力曾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楼寻踪》。书的前言里，他平静地写道：“藏书多年 ,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时，偶翻旧籍，卷首所钤累累藏印，无言地叙述着本书的传承命运，讲述着一位位藏书家辛苦收藏、有聚必有散的悲欢故事。”

　　而对于他自己的藏品及书楼归宿，韦力似乎想得很开：“曾经我眼即我有。经过我的手，书得以保护下去，今后再归谁的手，我也管不了。热爱这东西不能传承，不能把我的好恶强加于我的子女身上。美国有个大藏书家，叫做亨廷顿，他死的时候的遗嘱是：死后他个人的藏书，不捐给某个机构，不卖给某个私人或国家。他要将所有的藏书卖散，这样的目的在于让后世的藏书家分享他藏书的快乐。我对此话极为赞赏，也希望这样做，让大家继续有的玩。同时，也可以用这笔钱建立一个基金会，奖励对藏书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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