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1470-1523)行书自作诗纸本手卷 29.5×261cm
北京匡时(微博)2011年秋季拍卖会将推出一件唐伯虎的真迹,据悉,这是目前市场所见唯一一件来源可靠的唐寅精品。
唐寅真迹流传于市场甚少,可谓凤毛麟角。“吴门画派”专场中唐寅《自书诗卷》曾几度出版,早在民国年间就由作品收藏者、汉军正蓝旗赵尔莘在所刊《五朝墨迹》中作为单行本出版;文革期间此卷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8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博单位书画巡回鉴定时,经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久庵、杨仁恺等五位专家一致认可,并选定出版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品部分;八十年代后期作品退回原主,2000年长虹出版社又将其出版在由徐邦达等专家作顾问的《中国行书观止》一书中。数次出版表明此卷是经过权威专家认定的、受到世人珍视的一件真迹,可谓市场唯一一件来源可靠的唐寅精品。
唐寅《自书诗卷》内容和风格鉴析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单国强
唐寅是妇孺皆知的明代著名画家和才子,流传的书画作品历来为世所重,然赝品极多,真迹又大部分进入公家博物馆,故流传于社会的真品甚为罕见,可谓凤毛麟角。近来却出现了一件唐寅书法作品,即《自书诗卷》,为世人所瞩目。因为此卷曾几度出版,最早是民国年间,由作品收藏者、汉军正蓝旗赵尔莘先生在所刊《五朝墨迹》(附图1)中作为单行本出版;文革期间此卷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8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博单位书画巡回鉴定时,经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久庵、杨仁恺等五位专家一致认可,并选定出版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附图2)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品部分;八十年代后期作品退回原主,2000年长虹出版社又将其出版在由徐邦达等专家作顾问的《中国行书观止》一书中。数次出版表明此卷是经过权威专家认定的、受到世人珍视的一件真迹。然出版物毕竟是旁证材料,要最后确定其属真迹并洞悉其价值,还需要对其主要依据(即作品本身的艺术风格)和辅助依据(即题跋、印章、材质、装裱诸因素)作一番认真鉴析,结论才有充分根据和说服力。
出版:1、清末赵尔莘编《五朝墨迹·明唐六如自书诗墨迹》(单行本)。
2、《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P9,京1-016,文物出版社,1986年。
3、《中国行书观止》P35,长虹出版公司,2000年。
4、《明清书法遗珍》P30-32,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著录:1、何大成辑《唐伯虎集·游宴》,万历壬辰年刻本。
2、何大成辑《伯虎外编·卷之一》,万历丁未年刻本。
3、《唐伯虎全集·卷一·七言古诗》P11、P13,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
4、《唐伯虎诗文书画全集·诗文卷·卷一》P322、P348,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
备注:1、赵尔莘旧藏并题跋。
2、原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革后退还。
此卷为纸本墨笔,本幅纵29.5厘米,横261厘米,行书写七言诗数首,署款“吴郡唐寅书似云庄老兄”,未署年款,钤印“南京解元”(附图3)朱长方、“逃禅仙吏”(附图4)朱方两印。后纸有收藏者赵尔莘题跋。鉴析主要依据当从书写内容和书法风格两方面着手,辅助依据则指题跋、印章等方面。
作品所书内容主要是自作的两首诗,即“花下酌酒歌”和“席上答王履吉”,两诗均见于《唐伯虎全集》卷一(附图5)。(注①)对照《全集》所录两诗,书写均不全,字句也有所出入。卷中的《花下酌酒歌》,首句“花前人是去年人”,为全诗中的第七句,且末字“人”,原诗作“身”;第三句“明日花开又一枝”,原诗是“昨日花开又谢枝”,两字有异;第四句“明日来看又是谁?”原诗“又”作“知”;第六句“今日明年谁得知?”为此诗最后一句,然原诗后面还有八句一阙,看来诗未全写。另一首《席上答王履吉》,书写首句为“面面前斟酒酒未寒”,原诗却是第七句,且所衍“面”字未点删;第五句“但恨人心不如古”,原诗为“但恨今人不如古”,其中“人”字为后补,但字句还是不对;第九句“庸庸碌碌我何奇”,属末句,之后为另一首诗,然原诗还有最后一句“有酒与君斟酌之”,此句却挪到下一首去了,可见书此诗也是节录。至于第三首诗,似乎是当场发挥、作与云庄老兄的箴规之诗,故未见《唐伯虎全集》入录。对照之下,两诗均未写全,作为节录这是可以的,但有很多字句互有出入,这又作何解释呢?其原由之一,当是背诵书写,又是自作诗,故个别字句有出入或改动,本人也无所谓,况且唐寅个性狂放不羁,自由随意,经常会写错或改动字句。另有一例可证,即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扇面(注②),书写的也是《花下酌酒歌》,虽全诗抄录,然个别字句亦有出入,如第二句中“高歌”,原诗为“山歌”;第六句中“成秋草”,原诗为“随秋草”,此扇作行楷,写得比较工整,看来其时态度比较严谨,然也出现了两处差异,可见唐寅书写自作诗是很随意的,倘是临仿之作断不会如此妄加改动。原因之二,极可能是酒后挥毫,随兴而写,因最后一首当场所作的《箴规诗》中,多处提到喝酒,如“有酒与君斟酌之,君今既许我为友,对酒彼此相箴规,倘不相规惟饮酒,”直是以酒会友。酒酣摘写自作诗,必然会有漏、重、错、改等情况,而且三首诗连缀一气,不隔行,不留空,看来酒已经过量了;从书法风貌淋漓酣畅、不计工拙、融合诸家、一气呵成等情况分析,也当是酒后之作。因此,考析书写内容,多处与原诗有出入,恰恰证明这是真迹,是与唐寅狂放的个性、酒后的状态相吻合的。
再从书法风格方面鉴析。唐寅的书法不及绘画、诗文出名,但天分也极高。他的书风不离赵孟俯的影子,故王世贞在《州山人稿》中评议:“伯虎书入吴兴堂庙,差薄弱耳。”其实,唐寅的书法与绘画一样,均注意广涉诸家、融会贯通,面貌也很多样,只是享年不永,尚未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境界。依据文献记载和存世作品,他曾泛学赵孟俯、李邕、颜真卿、米芾各家,并在不同时期呈不同侧重,从而形成不断变化的阶段面貌。大体上说,其书风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30岁以前,他居住家乡苏州,与同年龄的文徵明交善,甚受文氏影响,故两人书画均很接近,唐寅20余岁所绘《黄茅渚小景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湖石、平坡、树丛均极似文氏细笔;书法亦俱从赵孟俯入手,均结体端丽,用笔秀润,唐寅的《高人深隐图》(注③)上款字,就极似文徵明。第二时期是30岁至36岁,唐寅科场被黜,妻子离异,无奈藉诗文、书画谋生,其时书法上追唐人,力求规范,尤宗尚颜真卿的楷书,用笔凝重,圆硕多肉,结体偏于长方,雄强茂密,点画横细竖粗,并吸纳隶法,横笔收尾似“蚕头”,捺笔收笔中途之顿近“燕尾”,极富力度,如唐寅作于弘治乙丑(1505年)36岁时的《落花诗册》(注④)。第三时期是37岁至45岁,唐寅正值壮年,居住在世外桃源的桃花庵,专心从事自由自在的诗文书画创作,生活自得,创作也达到顶峰。其时书法重又归返赵孟俯,并上追唐代李邕,遂形成了自身的成熟风貌,以结体俊美婉媚、用笔娟秀流转的赵体为根基,并融入了李邕斜长的字姿、有力的笔法和生动的布势,于秀润中见遒劲,端美中见灵动。这类风格作品甚多,如作于正德元年(1506年)37岁的《七言律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附图6)、30余岁的《山路松声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和《行书三绝卷》(丁念先藏)等作品,均呈赵孟俯与李邕相融合的面貌。第四时期是46岁至54岁去世,已属唐寅晚年,自45岁从江西宁王处装疯逃回,他进一步看透了世事,思想更加消沉,行为也更颓放,书法亦变为率意,并吸取了米芾求意取势的书风,用笔迅捷而劲健,沉着而痛快,八面出锋,率真自如,追求力量、速度和韵味;同时又融诸家笔法于一体,使结体、用笔均富于变化,并达到了挥洒自如、神机流走的境地。代表作品有50岁以后作的《西洲话旧图轴》(附图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看泉听风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上款题等。
此件《自书诗卷》当是唐寅晚年第四时期之作,因所钤“逃禅仙吏”一印为其从南昌宁王处脱身归里以后所刻,同时所写两诗亦属晚年之作,内容充满了淡泊功利、看破人生、心灰意冷、借酒浇愁的感慨和思绪。书法风格亦吻合此时期吸取米芾之长、揉合各体的面貌,尤其与书写内容佯放清狂的诗文或题画诗相一致。此卷共33行178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三首诗连缀下来,连分割都不顾及。下笔如飞,不假思索,接连出现了错字、重字、漏字和改字。用笔和结体均极富变化,有秀润端丽如赵体者,象“为”等字;有清遒、果敢如李邕者,象“看”、“庄”等字;有粗细得宜、“蚕头燕尾”如颜体者,象“面”、“之”等字;有纵肆欹侧如米字者,象“沧浪”、“庸碌”、“我”、“规”等字。总体风格呈现快速、力度、率意、变幻的特色,而甚少赵体平和、柔婉、妩媚的意趣,如后纸赵尔莘题跋所评:“今观此书纵恣处间用米老笔意,气味纯厚,绝无薄弱之弊,当是晚年得意书也。”这种书风也与慨以当糠、把酒当歌的诗文内容结合得十分完美。因此,从艺术风格鉴析,此卷亦当属唐寅晚年真迹。
至于辅助依据方面,唐寅自钤两印“南京解元”和“逃禅仙吏”,与上海博物馆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唐寅”条第63、58印相吻合,可证属真。后纸赵尔莘题跋也不会假,因为他是此卷收藏者,民国年间特意出版过单行本。
综合上述对主要依据、辅助依据和旁证材料的鉴析和介绍,本卷属唐寅真迹当无疑问。在唐寅传世作品较少、书法墨迹罕见、大量赝品又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这件书法长卷真迹的出现,实属难得,弥足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