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是为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一百年，尤以景德镇为代表，期间景德镇经历巨大的转变，从制瓷技术、瓷器品类到销售市场和消费对象，皆与前代断然不同，特别内府对瓷器的专门需求，推动了瓷器品质空前提高，铸就了景德镇之瓷器扬名天下，饮誉四海，奠定往后七百年空前绝后之成就。

　　作为其间最具特色的洪武青花瓷器，数量珍稀，在造型上保留了元青花那种硕大雄厚、古朴凝重的风格，在纹饰上依然延续纹饰致密、层次繁多的装饰特色，但同时亦在演变中展示自身鲜明的个性，纹饰层次感较元青花疏朗，留白空间日益增加，本品即是其中难得的一例。

洪武青花缠枝莲八吉祥纹罐

　　本品造型雄健敦实，但较元代同类大罐则更显得浑厚之中多出一丝清秀，线条方面更见圆润柔美，纹饰布局自上而下分列五层，而且每层彼此分隔明显，益见清疏之气，尤其体现在上下两层八吉祥纹饰的构图上，八吉祥纹形态已经没有元代大，在莲瓣内已经缩小，留白空间增大，予人倍觉疏朗。但是繁密之感依然可以在腹部主题纹饰缠枝莲纹与胫部缠枝灵芝纹之中得以再现，只是纹饰的绘画风格已经不同于前朝，莲花的叶子不及元代的饱满，莲花纹呈螺丝状，而非元代的葫芦状。莲瓣纹摆脱每瓣分开，各自独立的画法，取而代之则是莲瓣相连，且双色描绘边线，而不填色的白描画法，让莲花的饱满之状更具立体效果。底部涩胎，见粗犷的镟修痕，与元代风格相类，时代特征鲜明。

　　青花色浓如墨，颇见水墨意蕴，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结果，洪武官窑青花钴料与元代青花钴料所含成分相同，都为波斯引入的，为高铁低锰的青料。但其呈色不同于典型元代至正型青花的青翠艳丽，也与典型的永乐、宣德时期进口“苏麻离”青花的浓艳色泽有别。一类青花发色浅淡泛灰，少有晕散，钴料中含有较高的锰，较大黑色斑状深入胎骨，有凹凸之感。另一类呈现清新明快的淡蓝色，色调稳定，不晕散。本品呈色特征属于前者，存世数量亦是较后者罕少。

　　但是总而观之，本品却与珠山御器厂遗址出土的洪武青花、釉里红瓷器在画法上亦有明显的不同，粗犷豪放之气更甚于后者，因此其生产时间一定较为特殊，似乎紧接着元青花但又在标准公认的洪武青花之前，因此烧造时间应在朱元璋的吴王时代或洪武早期。

　　蒙元定鼎中原之后，南方的瓷器文化日益为统治者所重视。彼时瓷业之发展深受伊斯兰文化之影响，展现前所未有之繁盛，究其原因乃是得益于开放的社会环境。终元之世，朝廷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往广泛而频繁，彼此审美观念相互交融，衍生出蒙元帝国文化艺术的新姿彩，其中彼地之文化传统对当时中国国内诸类商品影响之深莫过于瓷器一项。此时在波斯陶器上广泛使用已逾三百年之久的钴蓝料传至景德镇，与本土得天独厚的烧瓷技术相结合，遂成瑰丽潇洒的青花瓷器。直至正十二年（1353年），红巾军起，战乱四方，元政府被迫中止与伊斯兰地区的贸易往来，景德镇才停止烧造，结束了中国瓷史上元青花瓷器潇洒而豪放的一页。

　　彼时景德镇陷入群雄争夺之际，直至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甲申，邓愈克浮梁，陈友谅守将侯邦佐等弃城走”，最终为朱元璋所得，并迅速恢复景德镇的社会秩序，为瓷业恢复提供重要的社会保障。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朱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自至元二十一年始，景德镇早在置于朱元璋的控制之下，烧造供当时吴王府使用的瓷器是具备相关的条件。本品很可能应该属于至正二十一年至洪武元年约五年之间的产品，是元末战乱之后景德镇窑业再度恢复的见证。

　　洪武时期内府烧造的罐类仅见两种：前者是瓜棱形带盖罐，存世见青花与釉里红两种；后者即是本品，只有青花一种，现存世仅得二例，除本品以外尚见玫茵堂旧藏【洪武 青花八吉祥缠枝莲纹罐】，参阅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4，编号1623。两者主要在尺寸方面差异较为明显，前者为47.5厘米，后者则50.5厘米，其余青料、画法、布局皆一致。

　　本品诞生于元末明初这一特殊时期，遂而开启了青花瓷器的新境地，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珍稀的品类，彰显出一份与众不同的时代特性，不独具有深厚的学术意义，亦是不可多得的御瓷珍器。

　　参阅：

　　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4，编号1623     高50.5厘米

玫茵堂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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