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的《1911》是一部直接书写中国改朝换代大革命的历史。伟大而悲壮的辛亥革命，是各类、各种写作一再表现的重大题材，以至许多读者以为耳熟能详，其实所谓熟与详，大多不过是框架的、片段的、甚或是概念的了解认知。王树增基于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思悟，寻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构辛亥革命史非虚构叙事新的价值支点。

　　“在场的”，是《1911》所达成的一种叙事效果。作者以非虚构的历史逻辑想象，进入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在回溯中呈现百年前丰富复杂的人与事的现场，还原如火如荼、波谲云诡、雄美壮阔的历史存在。得体而有效的“在场叙事”，是区别“文学”书写与“历史学”书写的重要元素。所谓“得体”，是指这样的叙事应恪守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规范，不以虚构而“在场”。王树增的《1911》写作审慎严谨，每章所附的大量注释表示着他对非虚构写作伦理的遵循。但作者又不拘泥于所得的材料，而是通过熟稔叙写对象，在进入历史中具象地展开历史。

　　《1911》的“在场写作”，首先体现为作者从历史全景的观览中，真实地摄照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生态。“历史生态”是由要素构成的结构，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决不是单因单果的偶然。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创世纪的辛亥革命也正是由多种“平行四边形”的力量交互作用而生成的一种历史必然。

　　王树增在还原这一段大历史时，注重重现原生态的历史风貌。从首章《满腔心事》第一节《医生的叛逆》推出辛亥革命第一主角孙中山，到第六章《革命尚未成功》以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唾骂声中灭亡收尾，写革命党人屡挫屡战、前赴后继的斗争历程，也写立宪派、新军、清廷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在特定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开明与保守、共和与立宪、暴力与清议，作者将一个“众声喧哗时代”的形态和精神全息地呈现给读者。

　　其次，《1911》的“在场写作”体现在对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深具意味的历史镜头的叙述上。作者十分讲究以具体史实的生动叙写，来获得作品的叙事魅力。与辛亥深有关联的人物孙中山、黄兴、秋瑾、袁世凯等，作品都着墨描写，对于孙中山更是浓墨详写。“你志大言高，想做什么官，广州制台吗?”“不!”“想做钦差?”“不!”“那么你想做皇帝?”“我只想做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更大!”同学母亲和孙中山的几句对话，就把一个革命者的形象给凸显了出来。而辛亥史中的重要段落，如武昌起义、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复辟等，构成了作品的基本情节链。

　　“在场的”《1911》还在于写作主体精神的在场。王树增对所写的历史是有研究的。他能够从中国历史行进和20世纪初年世界大势的推演中，观察透视特殊的叙写对象。革故鼎新是历史前行不竭的动力，而变革的能动因素来自历史的主体，民族的品格与理想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跃动和走向。王树增强调“我写历史是观照我们的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格”，这在《1911》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完美”是本书后记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词汇，可能也是理解这一作品历史价值的核心范畴。“完美”在这里就关联着“我们的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格”。“对于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抱幻想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这是王树增对辛亥革命重大历史意义所作的哲学阐释，这样的阐释使《1911》超越了一般的“历史演义”表层叙事模式，抵达历史深部。

　　《1911》 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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