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宰丰骨匕”记事刻辞的拓片。用商王赐予的犀牛骨制成的匕首，在匕首上刻字用以记事。  

　　犀牛角雕。犀牛角除了药用价值，更多的还是被用来作为装饰物。当然，那是达官显贵专属的奢侈品。在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清朝康熙犀角杯竟卖出1850万元的天价。高昂的价格，折射出犀牛最终的宿命。  　

　　在众多的古玩中，以玉石骨材为材质，制成犀牛头兽的物件并不罕见，但越接近近代，这种造型就越稀罕。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犀牛减少的趋势。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犀牛是一种“活”在诗词、成语、艺术品拍卖会或博物馆中的动物，即使偶尔在动物园遇到，也必以为是舶来的物种。你可以在“心有灵犀一点通”或“犀牛望月”等词句中寻找到它，却永远不会在野外见到它的身影。然而，仅仅在半个世纪前，最后一只犀牛才在中国消失。

　　贡品绝唱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6月，滇南耿马土司循例又向朝廷上贡了数量不明的一批犀角，这是自1312年(元皇庆元年)至清末近六百年间，滇南土司向中原王朝不间断上贡犀角的终结。

　　此后，滇南犀牛踪迹便只剩下了零星记载：1913年和1934年在思茅靠近西双版纳的地方，各有一头犀牛被捕杀；1924年，时任西双版纳宣慰使刀承恩命其子谏梁率各地土司晋昆明观光，进献犀角、象牙等物；此后，尽管1930年西双版纳的物产记载中仍有“犀之角” ，但实际上犀牛几乎已不可见。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动物专家许再富认为，此前长期被作为贡品大规模捕杀，是导致滇南犀牛种群消亡的主要原因。

　　滇南自古就是犀牛这种大型热带动物的栖息地，唐宋以前史籍就有记载：“犀出越贼、丽水(今伊洛瓦底江)，其人以陷阱取之，亦出犀皮”；《华阳国志》也称“宁州(今云南省华宁县)之西南(有)犀象”。

　　不过，许再富认为，虽然滇南各部落远在宋代以前就已开始猎捕犀牛并上贡，限于比较原始的捕猎方式及有限的需求量，捕猎强度并不大，因此犀牛一直稀少但始终未至濒危。

　　滇南犀牛命运的转折点，或在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讨八百媳妇国(今泰国清迈)。那以后，“天朝”对滇南各部落征伐、控制大为加强，其中一个具体而显著的变化，就是令滇南各部落乃至今老挝、缅甸、泰国等处的土司频繁上贡，三年一贡或是“五年一小贡，九年一大贡”，贡品多为珍稀动物、金银器皿和其他地方特产，而犀、象则是贡品中的重要类项。

　　据许再富统计，1312年－1790年间，若按照每次朝贡2-3支犀角计算，滇南向“天朝”进献的犀角约为46-69支，但实际数量或远远不止：因为文献几乎不载数量，仅1565年1月那一次有明确记载由老挝进献了10支犀角。

　　看似捕猎数量并不大，但相对于犀牛极低的繁殖率，却十分惊人：犀牛的怀孕期为400-550天，每次只产1仔，寿命为五十岁左右。有动物学家说，即便外界条件适宜，人类捕杀活动禁止，由于繁殖力所限，野犀的数量也很难较快自然恢复和补充。

　　据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兽类专家王应祥教授调查，滇南最后3头犀牛应是分别于1948－1949年在腾冲、1950年在勐海和1957年在江城被捕杀。

　　北京动物园工作人员曾在1955年至1976年间在西双版纳蹲点狩猎，其间没有见到野犀。而昆明动物园工作人员的调查情况也大体类似。

　　滇南是云南犀牛的最后一个分布区，而云南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片犀牛栖息地。因此，犀牛在中国的灭绝时间应是1957年。

　　犀甲军装

　　鲜为人知的是，在残存于滇南一隅之前，犀牛曾广泛分布于南中国，其分布区甚至跨过黄河，北至太行山东南麓、黄河中游、晋西南及渭河下游等地；向西则抵达鄂西南山地、黔北、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处。

　　安阳殷墟被动物学家们视为古代中国犀牛活动范围的北界，除了曾出土犀牛遗骨，《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甲骨文卜辞也明确记载殷王曾“焚林而猎”，一次就捕获林中犀牛71 头，以致有学者感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在野外遇到犀牛，是很平常的事情，大约相当于今天在田野里遇到兔子。”

　　据殷墟卜辞，当时被称为“兕”的犀牛，捕杀后主要用途是供人食用。不过，此时的黄河流域，家猪饲养已经渐渐发展。与这种主宰汉族人饭桌数千年的肉类相比，粗粝的犀牛肉显然并不是那么有竞争力。

　　如是，则“焚林而猎”的背后，犀牛还有别的用途。国家博物馆(微博)藏商代“宰丰骨匕”，证实了这个假设。据刀上铭文，这把匕首应是用殷王赐予的犀牛骨制作而成。

　　大规模猎杀犀牛更重要的目的，是“殪以为大甲”，即剥下犀牛皮制作盾牌、铠甲——在金属冶炼还无法大规模进行的时代，厚实的犀牛皮是上等的盔甲制作材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盔甲需求量大增。《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当时仅吴王夫差就有十万三千名身穿犀牛皮甲的勇士，这一数字或有夸张，但即便这个数字缩到十分之一，对犀牛皮的需求仍然是十分惊人。当时对犀牛种群的大量猎杀，由此可见侧影。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事犀甲制作的工匠，称为“函人”。时人有“吴戈犀甲”之语，是精锐兵器的代称，说的是雄踞江浙的吴国，出产最好的犀甲与精良的戈。“吴戈犀甲”在后世的诸多诗词中也被反复引用：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绿沉枪利雪峰尖，犀甲军装称紫髯。

　　犀角之厄

　　剥皮制甲之外，犀角也为当时中原各国贵族所钟爱，《考工记》记载，当时的上层人士中流行“以兕角为觥”，也就是拿犀牛角做成盛酒器。

　　张超俊先生在其《活在中国历史中的犀牛》一文中说，原始先民最早的饮酒器皿多取自动物的角，但较之羊角、牛角，显然犀角色泽更佳，因此先民在使用羊角、牛角、鹿角的同时，不仅不会放弃犀角的使用，还可能利用得更多。

　　体形巨大如犀牛者，一个个体也仅有一只或两只犀角，而猎获犀牛又殊为不易。因此，与犀牛皮或犀牛骨相比，实际上生长于犀牛颜面鼻骨部的犀角更为重要：它比象牙还要稀有。即便是在黄河以北犀牛较多的殷商时代，犀牛也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的物品，人们将其与夜光璧、夜明珠等相提并论。《韩诗外传》中就有使者将“犀角”当做珍贵贡品献给纣王的记载。战国时期，楚王为交好秦王，特派遣使者架百乘之车带去礼物，其中就有夜光璧和犀牛角。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随葬明器木犀角模型，即已暗示着汉朝时犀角的奇缺和珍贵，不得已才用模型代替犀角——即便不做成酒杯，犀角也是炫耀财富的器物。

　　犀角更是一味珍贵的传统中药，与鹿茸、麝香、羚羊角一直并称为中国四大动物名药，其功能为清热解毒、定惊止血。犀角还以颜色、花纹定品级，分成文犀、通犀、夜明犀、粟眼犀及能解蛊毒的蛊毒犀等多种。

　　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犀角，味苦寒，主百毒虫蛀……久服轻身”。1960年代的上海药材市场上，犀角每两(16两制)300元(合每千克9600元)，冬虫夏草每千克57.6元，两者相差165倍；北京同仁堂1993年前生产、犀角含量为总质量九分之一的安宫牛黄丸，在2005年炒至每丸5000元，同类产品不含犀角的只能卖到160元至350元。

　　不过现代医学对此并不认同：犀角属角质类，为毛发类物质的衍生物，以满复合的碳酸钙链为框架形成紧密的分子组合，在生物蛋白中属不易发生化学反应的惰性有机化合物，几乎无法为人体吸收，故实际药用价值不高，药用范围狭窄。

　　“犀角杯之珍贵，只有有权、有财的人才能享用。与药性相比， 这种由于珍稀而带给拥有者的满足感或许更重要。”这直接导致，即便在战国以后金属冶炼已经大规模推广、铁甲取代了犀甲后，犀牛依然无法摆脱被大规模捕杀的厄运。

　　在当代，由于收藏不断升温，犀角制品拍卖行情仍一路飙升，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到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犀角酒杯已经突破千万元大关。而当代国际黑市中，好的犀牛角，每公斤价值5万美元；完好带角的犀牛头，一颗高达100万美元。

　　冻死的国宝

　　中原大规模的猎犀，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就已成为绝响。已经去世的珍稀动物研究专家何业恒教授生前研究发现，六七千年间，犀牛栖息地一直往南移，春秋时期还广泛分布于大半个中国。

　　何业恒曾著文指出，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或还在殷墟之北的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侧，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春秋时期的北界，则已缩减到了渭南山地、汉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长江下游；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没有犀牛了。

　　唐代犀牛分布北界则是青海西宁至福建漳州一线，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北部等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等，那时犀牛已经“仅仅生活在温暖的南方部分地区”，因在中原难得一见，以至于唐人在云南地方及民族史著作《蛮书校注》里提到茫蛮部落(傣族先人)用陷阱捕犀、用犀牛皮制盔甲的情景时，大感惊讶，似乎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实际上，两晋以后，有关犀牛的文物——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献陵石犀不计)，几乎成为绝响。后来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犀牛画走了样，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画得莫名其妙。

　　南宋以后，犀牛栖息地继续南移。唐代湖南、贵州、湖北、四川交界处，原本有十五个州郡出产犀牛，是重要的犀牛栖息地，这时已经只剩一两个州郡还有犀牛了，此后犀牛栖息地继续缩减到只剩温暖湿润的岭南两广地区和云南。

　　此后犀牛栖息地缩减速度，甚至超过了习性相近的另一种大型温带食草动物亚洲象。但历史上野犀分布的地区，曾较野象更为广大。个中原因，除了人类持续大规模的猎杀外，何业恒与人合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一文指出，气候逐渐变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犀牛是一种喜欢温暖气候的热带、亚热带动物。

　　从公元前500年前后黄河以北气候明显变冷开始，该地区的犀牛种群持续南迁。到唐朝时，黄河以北地区已完全不适合犀牛生存，唐贞元年间那头得到最高礼遇的犀牛，白居易诗中描述的生活情形是“驯犀生处南方热，秋天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严寒月。饮冰卧霰苦蜷局，角骨冻伤鳞甲缩。”《旧唐书·德宗纪》记载，797年(贞元十二年)冬天，“大雪平地二尺， 竹柏多死”，这头犀牛就冻死在了长安皇宫动物园中。

　　此后，唐人放生驯犀一般都要送回原产地去，如东南亚送来的带回东南亚去，渠州(今四川广安一带)送来的也带回原籍放生，而不是就地放生，这正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冷，已不再适合犀牛生存。

　　到1050年前后，似乎不仅长江流域的气候也开始变冷，冬天连岭南郁林州(今广西兴业县)的犀牛都要“掘地藏身而出鼻”，也就是犀牛在地上挖个坑，把自己整个身体躲进去，仅留个鼻子在外面。

　　栖息地每年压缩500米

　　以犀牛在商周之际的1800千米的北界作一条边，以最西北端屈吴山作原点，由原点向南与云南西南端连一条线、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弧形之间围成的扇形区域，就是中国古代犀牛分布的总面积。

　　根据这个扇形面积的缩小速度，东北师范大学的王振堂教授等人进而提出，三千多年来，中国犀牛栖息地北界线一直在以每年500米的速度向西南移动，直到当代归零，造成这种改变的外力，不仅是气候改变和直接大量捕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人口压力增加，无形之中就一直改变着犀牛栖息地环境。

　　“人口压力较低时，人口种群的生活地区与犀牛生存地带相间交错分布。犀牛只因直接捕杀而减少。但栖息地与人类交错的野生动物，都会承受一定的人口压力，因为人类数量超过一定范围后，必然焚烧山林、薮泽，开垦丘陵及湖畔，永久性破坏其生存环境，大面积占据其栖息地。”

　　犀牛也是如此，在气候与人口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其生存空间遭到永久性破坏后，便出现了地域性灭绝。

　　王振堂研究古文献后得出，古代犀牛在最适生境区内最高密度可达每100平方千米6－7头，但在古代州郡建制的大范围内，只能达到每600平方千米l头。结合犀牛的被捕杀频率，以及犀牛近两年才产一仔的繁殖率，他用数学模型计算出，犀牛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压力为4人/平方千米。

　　王教授还统计分析了唐代34个产、贡犀或犀角的州郡，发现其中除连州人口压力为3.17人/平方千米、玉林为3.03人/平方千米外。其他各州皆小于2.90人/平方千米，且有10个州郡人口密度小于1人/平方千米。

　　400年后的宋代，唐代曾有犀牛生存的各州，除云贵高原外，其他州郡的人口压力皆已在4人/平方千米以上，其中除2个州郡尚偶有犀牛记载外，其他各州已无犀牛生存。

　　到明清时期，中国犀牛已仅在云南省有残存了，此时云南省境内，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都在5人/平方千米以上，甚至15人/平方千米，只有普洱府、镇元府、沅江府人口压力低于4人/平方千米，当时尚有犀牛记载的州府，也正是这几个。

　　这时，种群数量已经极其有限的犀牛，仍遭到持续大规模猎杀，直至种群灭绝：

　　公元1916年，最后一头双角犀被捕杀。

　　公元1920年，最后一头大独角犀被捕杀。

　　公元1922年，最后一头小独角犀被捕杀。

　　公元1911年后的十余年间，中国被捕杀的犀牛数目总共不足10头。

　　最后的犀牛

　　与所有灭绝动物一样，在大规模种群消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总会有一些隐约踪迹留在人们的传闻中，犀牛也不例外。

　　1994年，有报告在西藏山南地区目击犀牛，从独角、体形巨大看，似为印度犀。1996年，有报告在西双版纳目击犀牛，据分析很像是爪哇犀。这两个地区，都与目前的犀牛产地印度和缅甸接壤，动物学家们认为，随着环境的改善，犀牛“越境”来中国生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传闻最多，却也最难证实的，是湖南常德石门县壶瓶山犀牛圈一带。

　　1974年，一名外来的生产队员到犀牛圈林区采桑葚，遇上一只豹子，危急之中，密林里冲出一头全身土褐色、模样似猪非猪、似牛非牛、头上长独角的怪兽，吓得豹子望风而逃，那怪兽也消失在密林深处。

　　从那以后，湖南壶瓶山自然保护区犀牛圈林区曾先后多次有人目击类似犀牛的野生动物。据称，当地山民对本地有这种怪兽并不认为稀罕，他们一直把这种动物叫做“犀牛”或者“辟水牛”。

　　1990年，一位老农在犀牛圈山区砍柴，听到一阵低沉的脚步声。随后，从那脚步声来源的林子里钻出来一头全身褐色的似牛怪兽，额头上生一角，体型有黄牛犊那么大。那怪兽没有侵害之举，只是在老农不远处慢慢吃草，然后又消失在另一灌木丛中。

　　1993年，该地杜鹃村一支迎亲队伍路经犀牛圈山区时，中午时分在一片靠近水塘的草丛中看到3只似犀牛的动物，据迎亲的新郎倌描述，那些“犀牛”有牛大，但头似猪，一只头上有小角，腿比水牛要粗。

　　当地林业部门表示，若在壶瓶山地区确有犀牛残存，其种类很可能是俗称“中国双角犀”的苏门答腊犀，这种犀牛在古代曾经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也只有这种带毛的犀牛，才适合已经变成温带气候的壶瓶山区，这种犀牛体形最小，是犀牛家族中的小个子，最高不过1.4米，和目击者称“黄牛犊大小”比较接近。

　　此外，苏门答腊犀善于泅水，也符合当地山民对“辟水牛”的描写。据分析，近年来当地发现犀牛的目击增加，很可能与最近几年降水丰沛有关，使喜水的苏门答腊犀扩大了活动范围，同时与犀牛圈地区人类活动增加有关。

　　苏门答腊犀外形也符合目击者所说的“似猪非猪似牛非牛”。事实上，它的脚短、腹部大，的确有点像猪。但它是独角，这与双角的苏门答腊犀又有不同。于是又有人乐观猜想，这会否是未知的犀牛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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