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7-27 10:50　　　来源：艺术市场

　　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城市遗址出土的陶瓷片数以亿计，原生垃圾坑埋藏了该地区的消费史和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对于陶瓷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由于专家长期以来对城市遗址出土区域学忽视并少有科学发掘，难以把它们统合并形成更宏观的视角。然而，南京的瓷片爱好者却经常来北京购买所谓“洪武”青花、釉里红，曾引起笔者疑惑，据悉：南京出土的“洪武”青花、釉里红可能比日本京都、福冈略多，试想：假如南宋官窑大批出土在扬州，假如金代定窑、钧窑、耀州窑多数出土在北京明清遗址区，岂非咄咄怪事?明钧窑栽花器迄今为止南京未见出土，北京原东西城区出土少量的明钧窑栽花器理应为永乐建都时所为，与洪武、宣德无关。那么，洪武和永乐早期的都城南京及洪武的纪年墓葬均不见“洪武”青花、釉里红，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从城市遗址消费史角度质疑

　　就像“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最先为西方学者提出来一样，“洪武样式”也是在1952年由英国人亚历山大波普所明确，时隔近60年。如今随着考古新发现与科技的进步，证实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的谬误颇多，有的甚至是子虚乌有。如今沉醉在“四大”理念中的人已属另类，而“洪武样式”却依然深入人心，认为洪武青花、釉里红是洪武宫廷用瓷，依旧为绝大多数业内陶瓷专家所青睐。笔者不认可“洪武样式”这一传统观念，主要是从城市遗址消费史的角度提出质疑。

　　首先，许多难以判定和蹊跷的事情应该遵从事物逻辑的本然率，近十几年来南京和北京都城遗址的城市土方工程，相当于开挖了难以计数的的考古探沟，其出土瓷片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和较高的参考价值。洪武南京都城罕见的“洪武”青花、釉里红却数以万计地出土在北京永乐宫廷库房及王府周边地区，有悖常识。况且洪武纪年墓葬中尚未见“洪武”青花、釉里红出土，目前仅见1960年明代宋晟家族墓出土的两件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均为正统时期墓出。洪武釉里红目前能确定的只有南京和洪武中都及景德镇出土的瓦当类。而景德镇出土的永乐早期釉里红确有实据。无独有偶，北京出土的永乐早期釉里红鼓钉海水纹炉与故宫博物院藏同样的永乐青花炉器型纹饰一致(详见《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P120页)。有可能是洪武青花是众所周知的景德镇出土的青花五爪龙纹盒;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青花五爪龙纹玉壶春瓶;永乐十二年朱栋墓出土的青花四爱纹梅瓶;上海博物馆青花五爪龙纹梅瓶及南京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洪武青花理所当然的与至正型青花难以区分。

　　其次，目前尚无元代宫廷使用青花瓷的证据，北京至今未出土五爪龙纹元青花、釉里红器，出土数量和质量均与国内其它地区差别不大。按通常历史的惯性，朱元璋亦不可能在宫廷内使用典型的洪武青花、釉里红瓷。南京出土少量的青花、釉里红瓷片亦应为洪武晚期至永乐迁都前后的遗弃物。当然，也不排除是“洪武三十五年”之后永乐帝在南京所用或南京作为陪都期间由北京分流而来。北京出土了民窑“宣德”款青花折腰盘(详见《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P136页199图)此类青花盘全国各地出土量都很多，原一般都定为洪武，由于一个瓷画家信手拈来的“宣德”二字的问世，把所谓洪武民窑青花瓷的上限也推后至永乐时期。根据封建社会“上行下效”的原则，宫廷大量使用在元末明初“俗甚”的青花瓷亦不可能是洪武。

　　最后，从所谓“洪武样式”的器型硕大和纹饰无龙凤纹上看，有可能确为洪武晚期订烧的外销瓷。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洪武青花釉里红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里竟然没有收藏，据说在沙莱博物馆里有几件。从伊斯兰绘画中的盘、碗纹饰上看，图里的大盘碗均显然具有明中期风格。或许是由于朱元璋强硬的海禁政策而导致明洪武晚期的出口瓷滞销，而后被永乐宫廷接纳亦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洪武样式”绝非洪武宫廷用瓷。假如这一推断成立的话，永乐官窑的确立是建立在原烧造外销瓷的民窑基础上，景德镇出土的落选洪武青花、釉里红与永乐早期“供用器”的叠压关系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诠释。而洪武单色釉“供用器”的真正窑址至今并未科学挖掘，零星出土的瓷片并不在龙珠阁附近。其很可能是在元代“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的元代“御土窑”窑址的上层，遗憾的是元代“御土窑”至今尚未发现，有可能是在较为分散的“官搭民烧”之窑口。

　　从早期龙泉窑“供用器”质疑

　　顺便说一下明早期龙泉窑“供用器”：窑址发掘已证实大窑枫洞岩窑址为“官搭民烧”的性质，只是尚未发现明确为洪武晚期龙泉窑供用器的证据。其纹饰风格、样式与景德镇明洪武至永乐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异曲同工。在南京城市遗址区龙泉窑“供用器”偶见出土，应为洪武晚期至永乐早期所为。大窑枫洞岩窑址有“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立毛字记号”的纪年菊花纹印模出土，可能是民窑产品，似可间接证实永乐曾烧制供用器。永乐帝在南京呆了18年，南京出土的龙泉窑宫廷用瓷中必定有永乐早期之物。北京的龙泉窑“供用器”多于景德镇永宣官窑残片伴生出土，较为典型的是龙泉窑花卉纹壮罐(详见《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P69页)，器型纹饰与景德镇永宣青花壮罐如出一辙。在北京正阳门西出土的一批永乐至嘉靖官窑残片中的龙泉窑宣德鸟食罐，类型达二十种以上，它们从器型到纹饰完全是景德镇官窑青花鸟食罐的翻版(详见《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P71页)。宣德之后的龙泉窑“供用器”至今尚未见出土，可见由于“供用器”的递减，是促使龙泉窑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皇帝交替，窑工和技艺均不会有相应的明显改变。元青花、釉里红与洪武青花、釉里红彼此恐怕永远也无法明确区分，条分缕析只是“洪武样式”的学术问题，陶瓷断代的误差能达到二三十年已经难能可贵了!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取决于质量、存世量和流通量，这几个量化指标是所有收藏门类决定市场价值的关键，它们与生产的时间及款识均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宋官、钧窑被定为明官、钧窑后，市场定位没有出现变化，反而更加引起藏家的关注。北京去年出土了一批有明确土层关系，下限为成化的一批官窑瓷片，其中有很多无款却颇具成化早期特征的青花、单色釉、彩瓷，它们延续了天顺不落款的惯性却质量一流，应为成化帝登基后所精心烧制。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花绿龙纹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花绿龙纹盘、上海博物馆藏青花红彩海兽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花红彩龙纹盘等一批无款器均可能为成化早期所为(详见《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P229、197、162、185页)。上述类似无款器无论其是天顺还是成化、弘治(弘治时期在规范的官窑体制下不落款的概率极低)倘若一旦在市场出现，必然会以其质高、量稀而引起轰动和追捧。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了一个恐怕令人难以接受的思路和独立判断。它在类型学应服从城市遗址层位学的基础上，否定了现普遍认为的洪武青花、釉里红是洪武“供用器”，它们很可能是永乐早期所为，也不排除是洪武的外销瓷。这些观点笔者早在2007年《艺术市场》第六、七期杂志上已经发表过，现稍作修改补充。无论如何，笔者的初衷是该怎样重新认识，在那个努力恢复传统文化和闭关自守的洪武时期的“洪武样式”。随着科技进步和新的考据、考古资料的积累和发现，历史的真实面貌终将会逐渐被揭开。虽然出土瓷片是一座城市在相应时空里政治、经济以至宗教、民俗的物化载体，但仅凭城市遗址的出土资料推理论证，未免显得有些单薄，偏颇之处还请业内专家、学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