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斗彩花卉纹缸 高23厘米 梅瑞拍卖行 59.80万英镑

清道光粉彩松石绿花卉纹双耳瓶高30厘米 汉森拍卖行 19.2万英镑

民国粉彩花卉山石纹瓶 高30.5厘米2011年纽约苏富比春拍 131.45万美元

　　文/游勒

　　纽约时间3月22日，一只定为“类属民国”的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以180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09亿元)成交，这一价格是其估价上限的1.5万倍，下限的2.25万倍，也是第八件晋级亿元的中国瓷器。

　　全球经济第二强的中国人，以囤盐之热忱，为海内外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演的“乌鸡变凤凰”传奇，再添新故事。

　　一、双耳瓶：乌鸡变凤凰

　　近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拍场，频频演绎“乌鸡变凤凰”的中国故事，今年即有多起。2月25日，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马恩岛(Isleof Man)首府道格拉斯(Douglas)的梅瑞(Murray’s)拍卖行，估价4万至6万英镑的清乾隆斗彩花卉纹缸以59.8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630.8368万元)被中国香港电话买家竞得。3月10日，在英国德比郡(Derby)汉森(Hansons)拍卖行，1000英镑起拍的清道光粉彩松石绿花卉纹双耳瓶很快跨过1万英镑，一位英国电话买家战胜一位香港电话买家，以19.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04.4877万元)中标。本奢望得到25英镑的卖家激动得泪流满面，这对年过七十的夫妇打算用这笔钱添置一辆新车，并出国旅游一次。

　　每年3月，苏富比、佳士得在纽约举办的亚洲艺术周都被国际艺术品界视为当年市场的风向标。今年亚洲艺术周期间，数百名中国收藏家和经纪人涌入，如同春节前赴海外抢购茅台酒、婴儿奶粉团队般壮观，拍场几近中国人“内战”的战场。

　　苏富比戴润斋珍藏瓷器及工艺品专场、中国陶瓷及工艺品和私人藏宋瓷专场三场中国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7133.24万美元。佳士得James and Marilynn Alsdorf 收藏、高登伉俪珍藏──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及早期艺术精品、赛克勒艺术珍藏、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四场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总成效额7675万美元，创纽约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

　　戴润斋专拍中，标注“民国”和“类属民国”的两件瓷器拍出高价。第119号标的民国粉彩花卉山石纹瓶，估价6000至8000美元，以131.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62.2351万元)成交。第120号标的“类属民国”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估价800至1200美元，甫一亮相，即遭近百名中国买家前赴后继的“围攻”，800美元起拍，应价百万美元，目瞪口呆的外国收藏家和经纪人只剩屏息静气观战的份了。最终，一名电话买家在1600万美元时胜出，加佣金成交价1800.25万美元，占戴润斋专拍成交额的近半。

　　二、戴福保：传奇的古玩商

　　这只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为著名古玩商戴福保旧藏。

　　戴福保(1910-1992)，号润斋，江苏无锡人。1920年代后期在舅父秦叔的古玩店当学徒。1930年代闯荡上海滩，1932年1月迎娶张萍英(1915-1998)，1938年在广东路189号创办福源斋古玩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洲和美国销路中断，在海外销售中国文物的卢吴公司名义上解散。戴福保与仇焱之、张仲英、张雪庚、洪玉琳和管复初六位上海古玩商联合成立“六公司”以度时艰。抗战胜利后，戴福保与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畊斋的张雪庚、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并称沪上“四大金刚”。戴叶君在《民国时期上海古玩市场研究》一文中说，“他们四人的经营规模和鉴定水准并不相同，之所以称他们为‘金刚’，是与解放初他们涉及的文物走私案有关；也可能因为他们先后都与当时最大的文物出口公司──卢吴公司有密切的联系。”《上海文物博物馆志》1997年版载：“叶叔重在上海开设的禹贡古玩店、民国三十五年起代理卢吴公司经理的张雪庚的雪畊斋古玩店和戴福保经营的福源斋古玩店，是40年代中期直至50年代初期卢吴公司在沪搜求珍贵文物出口的主要代理商，三人累计出口青铜、陶瓷、书画、雕刻等各类珍贵文物上万件。”戴福保“擅长商周青铜器、唐三彩陶器、雕刻艺术品和漆器鉴定，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在上海古玩界脱颖而出，经手收售、庋藏的古玩均属精品。与上海古玩业中艾少记、雪畊斋及广州尊古斋古玩店等过从甚密，以经营‘洋庄’生意向卢吴公司贩卖古玩珍品为主要业务。1949年7月，业主戴福保移居台湾、香港，在沪店址改行从事寄售业，店号因之易名为‘福源斋寄售商店’。1955年8月因回沪从事文物走私，将三代青铜器、唐代金银器、三彩器等珍贵文物近百件偷运出口。案发遗存上海文物由文物管理委员会代管；准备走私的文物共5件，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没收。”

　　新中国成立后，古玩业通过公私合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古玩店转为国有文物商店。作为在国际市场最有竞争力和高利润的中国商品，外销文物实行“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原则，赚取的巨额外汇源源不断注入国家基本建设，但受制于国内市场的停滞，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趋弱。原来的古玩业主纷纷捐献珍藏，他们或进入文物商店、博物馆、海关，如北京敦华斋的孙瀛洲、墨宝斋的马宝山、宝古斋的邱震生、古光阁的周希丁；或因罪获刑，如上海禹贡的叶叔重(叶三儿)、北京彬记的岳彬；或失业，如北京玉池山房的马霁川、文古斋的陈中孚；或卖存货维持生计，如北京耀华斋的何玉堂、同益恒的张彬卿、德兴斋的崔耀庭；或转行，如卢吴公司早期合伙人之一、北京大吉山房的祝续斋和雅韵斋的苏凤山。

　　远走海外的有些古玩商则延续着职业生涯。迁徙日本的北京奇珍祥的李汝宽(Sammy Lee)往来于东京、纽约、香港等地文物市场，晚年撰写《中国漆器》《宋代青花瓷》等专著。2003年，李汝宽叶落归根，与73岁的儿子李经泽(K.T.Lee)定居山东青岛。李汝宽在2010年10月14日108岁寿辰当天，第四次向青岛市博物馆捐赠明永乐剔红亭阁人物盘，博物馆在《百工奇技》展厅辟“李汝宽家族捐赠漆器专柜”，展出其捐赠的宋代黑褐漆六花盘、元代黑漆嵌钿亭台人物纹盒、明嘉靖剔红双龙戏珠纹盘、明万历戗金彩漆双龙戏珠纹倭角方盒、明代剔红九老图圆盒、明代剔红亭台人物圆盒及明永乐剔红亭阁人物盘7件珍品。李汝宽、李经泽的收藏多次上拍：2008年12月3日，香港佳士得“千文万华──李氏家族重要漆器珍藏”专拍收获9302.4万港币(约合人民币8186.11万元)，清乾隆御题剔红雕双凤莲花盏托以3314万港币(约合人民币2916.32万元)加冕全球最贵漆器；2009年12月2日香港佳士得“千文万华──李氏家族重要漆器珍藏Ⅱ”成交9003.8750万港币(约合人民币7932.41万元)。移居瑞士的上海仇焱记(仇焱之文玩会)的仇焱之(Edward T.Chow)穿梭于欧美诸国，购藏古陶瓷精品，终与美国柯克斯(Cox)、英国达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克拉克(A.Clark)、瑞典林德伯格(Lind Berg)并称世界五大古陶瓷收藏家。1980年仇焱之辞世，其收藏随即由苏富比在伦敦、香港拍卖。

　　以1949年为线，戴福保的职业生涯也分为两个时期。查询的海外资料显示，他1950年赴美，初与卢吴公司的核心人物──旅法华商卢钦斋(C.T.Loo，又名卢芹斋)合伙，旋即在纽约麦迪逊大街810号独资开办戴润斋(J.T.Tai&Co)艺廊。1960年代入籍美国。戴福保浸淫古玩业60余载，经手的历代珍宝不计其数。虽无中国内地货源的支持，但以独到的眼光收集藏品，以敏感的洞察力把握时机，渐成二战后中国古玩商之翘楚。与之合作密切的是美国收藏家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阿瑟·赛克勒(Arthur Sackler，1913-1987)，两者庋藏如今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和华盛顿阿瑟·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的典藏菁华。1982年，戴福保成立戴润斋基金会，资助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戴福保去世后，其妻张萍英设立戴萍英基金会，资助文化活动。

　　戴福保旧藏是拍场金字招牌，如2008年4月11日，香港苏富比“珍瓷雅尚──乐山堂御製瓷器珍藏”上拍的戴福保旧藏钧窑天青釉仰钟式花盆以3952.75万港币(约合人民币3557.4750万元)成交；2008年12月3日，香港佳士得上拍的戴萍英基金会藏清乾隆粉红地粉彩轧道蝴蝶瓶以5330万港币(约合人民币4690.4万元)成交。在亿元中国陶瓷中，除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外，还有三件与戴福保相关：2006年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玉剪霓裳──张宗宪御制瓷器珍藏”专拍中，以1.5132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5737亿元)成交的清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系张宗宪购自1985年5月21日香港苏富比“戴润斋基金会珍藏”专拍；2010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彩华腾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拍的13件标的估价1.7亿至2亿港币，结果，悉数成交，总成交额6.6667亿港币(约合人民币5.8199亿元)，其中，1971年花1680英镑购买的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266亿港币(约合人民币2.2057亿元和3250.9007万英镑)创当时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纪录，清乾隆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槌瓶以1.4066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2279亿元)成交。

　　三、身份之谜：民国，还是乾隆？

　　中国买家之所以英勇竞投，是断定这两件瓷器的时代系清代乾隆本朝官窑，而非民国仿品。换句话说，就是要从苏富比和戴福保手里捡个天漏。

　　戴福保似乎不认为这是乾隆官窑珍品，也未受到与其往来的知名收藏家、经纪人的青睐。苏富比判定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是20世纪早期产品，因此，在拍卖图录中标注“类属民国”，品相报告称：瓶身与底足断开又黏合上，口、耳的鎏金有磨损。也许，这是她未能跻身香港苏富比2010年10月“彩华腾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拍的原因，而与一堆不标年份的石雕、陶瓷、青铜器等为伍。当然，苏富比也表示，关于年代存在“很大”争议，一些收藏家认为年代可能“久远得多”。于是，捡漏成了堵漏，竞拍成了“血拼”。

　　就此瓶是否为乾隆官窑，收藏界分为肯定派和质疑派，在网上激辩不已。

　　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在博客中认定“造型有本，设计有度，完全乾隆官窑盛世气象，只是卖家几十年来自认不够官窑，常年随意搁在明处陈设，偶尔插花，这多少应了古训：有心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借北京卫视“天下收藏”栏目走红的香港古玩商翟健民在微博(http://weibo.com)初指“真的是世纪大笑话”，旋又辩称：“描金印花粉彩壶，是乾隆的，而且是世纪精品！”。

　　北京鉴赏家王志军从图片分析，该瓶“器型俊美，应系在乾隆玉壶春瓶的基础上，颈部两侧加双兽衔环，瓶颈部加粗，瓶口外撇度变小发展而来。外壁剔刻仰蕉叶纹和倒蕉叶纹、连续回纹，分别施以松石绿釉、矾红描金、霁兰地描金、白地粉彩装饰。器型纹饰制作规整精细，所施彩色符合乾隆时期彩色特征。”特别是“霁蓝描金和白地粉彩花鸟纹饰与北京翰海2007年6月25日拍卖的乾隆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大瓶、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纹大瓶上的部分纹饰画工、彩釉呈色相似。底足外很细的一圈红釉描金连续回纹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27日拍卖的清乾隆粉彩婴戏双龙耳瓶底足外纹饰相同。外壁的松石绿釉与北京故宫藏清乾隆‘瓷母’上的松石绿釉呈色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开光内的花鸟纹饰与清初恽寿平及乾隆时期宫廷画家钱维城、邹一桂的画风、画法一脉相承。有心人可参看《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封底刊登的中国嘉德春拍上拍的恽寿平《菊石图》。只有乾隆官窑才有此赋彩水平。”

　　鉴赏过实物的北京正观堂主梁晓新说：“重新粘上的瓶底，的确是开门的乾隆官窑，但是，器身还真看不好。感觉最薄弱的地方是蓝地上的金彩缠枝花；开光里的花鸟图，牡丹花样式很生硬，鸟的比例不太对，鸟的羽毛和树干明显达不到乾隆官窑的水准。”香港苏富比4月8日中国瓷器工艺品专场两件标注为“清乾隆”的拍品与纽约苏富比上拍的民国粉彩花卉山石纹瓶价位相近：第3062号估价30万至40万港币的粉彩“锦上添花”图橄榄瓶以782万港币(约合人民币658.4440万元)成交，第3063号估价120万至180万港币的粉彩“杞菊延年”图梅瓶以386万港币(约合人民币325.012万元)成交。两件拍品如出一辙，“‘锦上添花’图橄榄瓶的图案与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开光里的图案，乃至彩头彩质都非常相似。‘锦上添花’图橄榄瓶和清乾隆粉彩‘杞菊延年’图梅瓶若真是乾隆官窑，按目前行情，成交肯定在4000万元以上。所以，成交价说明了民国货的新标准。”未见实物的北京华夏物证陶瓷鉴定研究所所长毛晓沪倾向于苏富比的鉴定意见：“从色调搭配和开光看，与常见的乾隆官窑瓷器的构思、设计理念有一定差异。”这也是绝大部分洋经纪人的共识，Eskenazi、Marchant、RogerKevern、Littleton等在场的著名洋经纪人无一人竞投。

　　百年老店苏富比的专业团队、浸淫古陶瓷一辈子的戴福保和国际市场呼风唤雨的洋经纪们都“走眼”的概率多大？“不是不可能，只是可能性很小。”梁晓新说：“看看我们这一代玩瓷器的，玩了多长时间，看过和经手过多少件真正的乾隆洋彩？我们的眼力、知识、经验，难道比戴润斋还厉害？有些事情，如知识、经验、理智、逻辑，是需要岁月和天赋来累积得到的，与金钱的多少没有必然的正比例关系。”

　　梁晓新关注资本涌入的艺术品市场，“范曾比文征明贵、唐代铜镜比商代方彝贵、晚清大宅门口的石狮比北齐石像贵，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也仅仅是艺术品市场金钱‘海啸’中那朵最高的浪头而已。”问题是，“海啸”后，理性与价值能回归吗？“可以预见，中国高端古代艺术品起码5年内，仍将继续辉煌，并不断创造出新纪录，类似情况肯定也还会发生。而以艺术、美学为根本的艺术品，商品性的外衣仅仅是其一部分，核心是经过了百年以上人文与历史沉淀传承下来的丰富的内涵与价值，会不会被凶猛的现金所掩埋，甚至改写呢？”究及社会内因，“现在的社会心态，已将价格等同或大于价值了。”在这个意义上，真伪已不重要，“除了掏钱的人以外，任何围观者都没有资格评论掏钱的动作是否符合道德。价格也仅仅是一个地域性、暂时性的数字，代表了商品属性的一部分，而并非真实内涵的全部。这只双耳瓶真正的内涵价值，应该由历史来判断。”

　　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价格是否合理？王志军认为：“关健要看底足伤损程度。一只乾隆洋彩玲珑瓶的价格已达5.5亿元，那么，稍有伤残的类似瓷器的价格不应太低。这件花瓶的离奇经历，一点不好笑，也不八卦。因为，它无形中为稍后香港苏富比上拍的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定下成交价的心理预期底线。更可笑和八卦的是5.5亿元成交的玲珑瓶到今年2月9日还未付款。”

　　“类属民国”瓶拍出天价，苏富比因此失去专业性和权威性了吗？梁晓新并不认同：“正是因为苏富比标了‘类属民国’，才说明了他们的确是一家非常专业、负责任和谨慎的拍卖公司。”王志军认为，“无论是按乾隆本朝，还是民国仿，或是乾隆底足民国瓶身拍出，都凸显苏富比的诚信之心，使之成为最大赢家。”

　　四、民国瓷业：陶瓷史的高峰

　　“与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类似的器物，在两岸故宫收藏多只，以至于评定级时，往往是优中择优。”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静荣先生说，“民国时期的仿制品也很到位。”这就提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民国瓷器。

　　兵燹连绵、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中国陶瓷业却仍达到了新高峰。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刘渤先生介绍，这一时期制瓷业是承继古代，开启未来的过渡阶段。因好古之风盛行，仿古瓷是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仿古瓷种类繁多，精品几致乱真。”仿古瓷精品与政府礼品用瓷、名家艺术瓷代表了制瓷业的水准。

　　已故北京古玩业记录者陈重远先生记述，仿制清代官窑瓷器的先行者是著名陶瓷鉴赏家郭葆昌(字世五)，其后，有北平德泰细瓷店的刘勉之、天津同泰祥的李春生和继任者陈建侯，以及仿清代民窑瓷器的上海泰兴祥瓷器店的秦老大、秦老二等。“仿制官窑瓷器最多的是青花和粉彩瓷器，特别是落乾隆年款的更多。不但多且仿的质量好，有的确实分不清是真是仿。”陈重远叔父陈建侯告诉他：“北京德泰、天津同泰祥仿制官窑瓷器，都是按仿制品出售，没有一件是按真品卖出的。我们不是以假充真，制造伪劣产品，而是仿的要跟真的一样，所仿制的器物可称是民国年间的陶瓷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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