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泠印社2011春拍古籍善本专场中，一件被认为是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手校的《梦窗词丙丁稿》将隆重登场。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曾经吴湖帆、潘静淑夫妇批校并收藏，后转赠“午社”同仁吕贞白，内有叶恭绰、吴湖帆、蒋祖诒、吕贞白、龙沐勋、徐邦达等诸家题跋及藏印，书不过一册，却具群贤毕至之胜，当为藏弆家所珍。

　　另据悉，今年6月12日，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经典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1华夏阅读论坛”之“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将在杭州大华饭店举行。届时，包括这部“黄校”《梦窗词》、“黄跋”《国语》、《文房四谱》、《画鉴》、“顾批”《战国策》在内的珍贵古籍将一并展出，供与会学者研赏。

　　一书三美，余复何言

　　“梦窗制词、子晋刻词、荛夫校词，皆具狮子搏象之力。今此一书有三美，余复何言?”这是吴湖帆在甲戌年(1934)秋获得此书后在梅景书屋写下的跋语。《梦窗词丙丁稿》为南宋著名诗人吴文英的词集，此为明末汲古阁刊本，人们或许要问，此书既非宋元佳椠，又非完帙，何以令吴湖帆这样的大鉴藏家如此欢欣，以至无以言表呢?

　　“三美”其一：梦窗制词。梦窗为吴文英别号。吴文英(1207?—1269?)，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他一生未第，游幕终身，在词学上却成就斐然，于传统的婉约、豪放之外，另立密丽之体，后世的推崇者甚至将他与周邦彦并提。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词至两宋，可谓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一时。至清末民初，词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顶点。吴湖帆起初“未甚为词也”，在叶恭绰的影响下，渐喜吟诵，后与潘静淑一同向著名戏曲理论家吴梅求教，而他当时的主学方向正是周(邦彦)、吴(梦窗)二家。因此，当吴湖帆初获此书时，其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美”其二：子晋刻词。子晋即明末大藏书家毛晋，汲古阁是其藏书、刻书之所，刊刻书籍多以宋元珍本为底本，校勘详明，雕印精良。此汲古阁本《梦窗词丙丁稿》是迄今所知吴文英词集的第一个刊本，之前仅赖抄本流传。据毛晋在篇末的识语可知，吴文英谢世后，他的同游好友集其词，厘为丙丁二稿，毛氏又从《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辑补九首，作为补遗一卷，一并刻入《宋六十名家词》第三集，即为此本;后又得甲乙稿，刻入第六集。随着吴词研究的不断深入，后人又多次校刊《梦窗词》，均以汲古阁本为基础。作为梦窗词的首个刊本，此书不免存在诸多疏舛，但在词学传承方面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美”其三：荛夫校词。荛夫即清乾嘉以来第一藏书家、刻书家黄丕烈。黄丕烈虽不以词名，然其“学山海居”富藏词曲，足与汲古、述古相抗衡。在词曲不登大雅之堂的当时，黄丕烈不仅专门收藏、亲自校勘诗词戏曲，还将自己所藏善本借予他人刊行，以成人之美。此本中被认为是黄氏手迹的朱笔校记，多达一百十余处，吴湖帆在扉页题语中称，此本“经荛翁细校，可谓梦窗词集之完籍”。吴湖帆获得此书后，相继邀请了蔣祖诒、徐邦达、叶恭绰等观摩，诸位学者也一致认定，此朱笔校记出自黄丕烈，这段经历在书后的跋文及《吴湖帆文稿》中可以一一得到对证。当代学者细读后也认为，这些校记从断句、音韵、词语勘误等多方面体现了批校者较高的词学修养，肯定了其学术价值。正如蔣祖诒在跋文中所言，此书“虽无黄氏题语、印记，固梦窗词中至佳之本，未可以未窺全豹為憾也”。

　　伉俪共研，诸家考证

　　上述“三美”乃是吴湖帆所见。而从今天的视角看来，此书更因为吴湖帆、潘静淑夫妇的通篇批校，以及叶恭绰、蒋祖贻、徐邦达等名家的考证和题跋而增色不少，所谓踵事增华，盖即指此。

　　吴湖帆于1915年娶苏州名门才女潘静淑为妻，静淑的曾祖潘世恩、伯父潘祖荫均为朝中要臣，且俱好收藏，其“攀古楼”所藏文物可富敌东南。在共同度过的24年中，夫妇二人琴瑟和鸣，诗画酬唱，极为相得，令人艳羡。潘静淑喜好填词，所作有“清籁”之誉。甲戌年(1934)秋，吴湖帆获《梦窗词》，此时吴、潘夫妇均从吴梅学词，研习日精，对此书自然是尤为珍爱。次年(1935)春，潘静淑在吴湖帆的识语后又题笔写下“乙亥春日静淑读过记于双修阁”。不过此时，认为书中的朱笔校记出自黄丕烈尚属一家之言。

　　直到丁丑年(1937)正月十五，吴湖帆在日记中提到蒋祖贻来访，“检及余旧书中《梦窗丙丁稿》汲古阁刻本，《甲乙稿》缺。鉴定朱笔校字係出黄荛圃笔，相与大快，乃携去撰跋矣”。此后一个月，这部书辗转于蒋祖贻、徐邦达、叶恭绰之手，有题跋为证。值得一提的是，徐邦达曾将此册与自家旧藏的黄荛翁《芳林秋思倡酬诗卷》墨迹对看，得出的结论是“其朱笔检校字体果出一手，信乎!”这应该是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考据。

　　这时，叶恭绰向吴湖帆提出，目前的梦窗词刊本中，以朱彊村校勘本为最善，但朱氏当年并未见到黄丕烈手校的这个本子，因此最好能将此本与朱本进行对照，以补缺漏。吴湖帆深以为然，只可惜黄丕烈在书中并未注明当时校勘所依据的是哪种古本。

　　戊寅年(1938)元旦，吴湖帆夫妇从王栩缘世丈处贺年归来，依据朱彊邨校刻本对校丙稿一卷;正月初五，又细校丁稿一卷。此时，中日战事已起，世乱纷纭，昔日文人们谈诗论画的闲情雅致已被频频战报冲散。然而，当我们翻看吴湖帆、潘静淑夫妇当年校读的娟娟笔迹，读到尾跋中“天雪甚盛”“拥炉校书”这样的字句时，心头不由得泛起一丝暖意。即便身陷离乱之境，依然可以拥书品读，沉潜其中，这是中国文人的可敬可叹之处;其所作所为得传后世，亦是今人可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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