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书契考释》手稿附笺【《殷墟书契考释》手稿中粘贴之罗振玉致王国维便笺：“昨谈甚快，顷检得二字，应补入前稿，录奉求赐收。肃上。礼堂先生侍安。弟玉顿首。”】 

《殷墟书契考释》手稿底页【《殷墟书契考释》手稿收藏者陈梦家题记：此吾乡罗叔言先生手稿。一九五一年九月中秋归余。上虞陈梦家记于北京。】

　　■ 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 马信芳 文／图

　　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作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罗振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诚如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言：“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集罗振玉“一生论学之语，考证之文”，内容包括甲骨、金石、汉简、石经、字书、校勘、辑佚、目录、补史等诸方面的12集共16卷的《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论著“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功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甫一问世，已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罗振玉毕竟与一般学者不同，他不仅以顽固的清朝遗老身份处世，晚年更有一段出仕伪满的不光彩历史，对历史上有严重政治过失的人物其重大学术成就又该如何评价与对待呢？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健，本书副主编、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同策教授，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为编选和出版这套专著的相关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罗振玉的学术贡献应确认

　　罗振玉，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与王国维并提的重要学者。1866年，他出生于江苏淮安山阴城内一个小官吏家庭(祖籍为浙江省上虞县)，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罗振玉对殷墟甲骨文字的整理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是甲骨学的奠基者。对《熹平石经》的整理，为考订甲部提供了重要资料。对金石刻辞倾意搜求，广为传布，以及对敦煌石室佚书和西陲石刻的搜集整理，均为考史增添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他还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保存和整理，编订刊印多种丛书，对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之流布与研究更是功不可没。

　　吕健认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盛赞了罗振玉在金石器物、古籍佚书搜集整理的功绩后，总结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这是对罗振玉的充分肯定。

　　其实，罗振玉还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等等，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甚广。他74岁病逝，其一生著作达一百几十种，刊印书籍五百种以上。

　　吕健说，我们不否认他那段不光彩的政治历史，但也不能因为这段历史，而湮灭其学术上的成就。这也是我们古籍社今天为何要出这套书的原因。其根本要点就是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殷墟书契考释》并非“罗买王稿”

　　对于吕副总编的看法，王同策教授深有感触。远在吉林的他不仅连线而且联网记者，他表示，由于罗振玉“仕于清季，效忠王室。对清朝政府及逊帝始终尊奉唯谨。日帝入侵，伪满甫立，复出任监察院长，丧失民族气节，为世所嗤。”所以，上世纪当极左思潮无处不达之时，对罗振玉的重大学术成就难以正确评价了。

　　有件小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54年9月，当时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因系采用罗振玉1916年于日本影印的宋椠本(此版本究竟属宋属元，鲁迅先生曾与收藏此书之日人德富苏峰有论争)，故书后附录了王国维和罗振玉的跋语三篇，并于书前《出版者说明》中作了简要交代。但如此正常不过的出版部门日常工作，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家中央权威刊物于当年最末一期，以《出版者说明什么？》为题，痛加挞伐。此后20余年，罗振玉的名字于出版界即寥若晨星，因已视为禁区。

　　其实学术上的争论是正常的，只要不加“有色眼镜”，许多问题会越辩越明。如早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章太炎曾加以否认，认为是罗振玉和刘鹗“伪造”的，后经中央研究院科学发掘，才令学术界承认了甲骨文的客观存在。

　　后来经历两次史实的新发现，前述是非不辨的情形更得以澄清。第一次是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发现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的原稿，证明并非罗振玉购买王国维的书稿。此事虽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发生，但敢以此事大声争辩则是1970年代末以后了。第二次是罗振玉嫡孙罗继祖教授在1980年代初公开发表王国维于1926年10月间致罗振玉的3封信，以及不久后结集出版的《王国维全集 书信》，这使流传甚广的“逼债”一类谣言不攻自破了。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较早在台湾发表文章，他说：“书中引用王国维之说处，均有王氏国维曰字样，如考唐、土、季、王亥、王亘、上甲六条……间有附己见的，则加‘玉案’，这足证《考释》一书为罗氏自撰。”(转引自《王国维之死》第415页，台湾棋龄出版社1995年版)陈梦家所著《殷墟卜辞综述》也于1950年代前期在内地出版。不同的是，董因罗著的行文而下结论，陈则以手中实证解决了《殷墟书契考释》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1951年我得到《殷墟书契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笺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分类次第，与罗氏以前著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较，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书纪年》，和王氏的看法大相违背。”(《殷墟卜辞综述》第二章第一节，中华书局1988年版)

　　王同策告诉说，为证明这些，在这套论著的第一卷，就选用了不少照片，让事实说话。

　　但尽管这样，“罗买王稿”的议论很难自动消散。直到1992年，还有学者在某报上说：“《考释》一书的手稿经陈梦家发现，作者本已不成问题，但说此书写成与王国维毫无关系，则还有讨论的余地。”还断然说：“王国维代罗振玉著书撰文几乎是常例。”

　　对此不负责任的说法，后来掌握有关证据的人，都开口说话了。王同策当时还复印了这篇文章寄给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张先生以“此不足辩”而不屑一顾。其实，张舜徽先生早就撰文指出，“罗振玉的学问根底深厚，业务的修养在他青年时期已经很成熟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能成于他的手，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更可贵的是，张舜徽先生凭着自己对罗振玉的多年研究，不避极左政治环境可能带给自己的不利影响，冒险犯难，对罗振玉的学术成就宣扬不遗余力。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应该以科学态度看待罗氏，政治上的问题，不应该将其学术成就也一笔抹杀。他的专著《中国文献学》共十二编，第十编《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中，仅立两章，一为菊生张元济先生，另一即为雪堂罗振玉先生。在其《文献学论著辑要》中，收录罗氏序跋7篇，于书末《作者小传》中说：“论者或以其晚年依附伪满洲国而讥斥之，遽没其传古、印书之功，非也。”

　　■专著已问世 “富矿”待开掘

　　1983年，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著名东北史专家、罗振玉嫡孙罗继祖被调至所属的历史文献研究室任主任。

　　1984年8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在长春举行，年会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编选整理罗振玉论著。会议商定，由罗继祖先生领导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与张舜徽先生领导的华中师范大学文献所合作编选。后因某种原因，华中师大没能参与，编选此书成了吉大历史文献研究室的集体研究整理项目。其中还邀请古文字研究室及历史系同仁参加。

　　王同策告诉说，“虽然因为其时人手不足，课程教学任务繁重，困难不少，但就整体而言，整理工作进行还较顺利。而出版问题，却迭经坎坷，几度中辍，其间曲折过程，难以尽述。”

　　就这样，编选整理工作持续了20多年，其中，罗继祖先生于2002年作古，编者中有两位也先后辞世。

　　2008年，这份书稿最终来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经审议，古籍社毅然决定出版这部学术专著，并列为2010年重点书计划。该社动用了十余位编辑，足足费时近两年，“精心编辑、认真校勘”，16卷、约500余万字的《罗振玉学术论著集》年前终于付梓问世。

　　这是罗振玉论著的首次结集标点出版，对此，吕健副总编表示出极大的兴奋。他说，罗振玉和王国维是中国近代两位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去年，《王国维全集》历经30年后出版，这次我们社推出了《罗振玉学术论著集》，这虽属巧合，但学术上却有互通性。罗在学术上识断过人，精力旺盛，多有开创之功，而王则承继其后，展开精密深邃的研究，以《观堂集林》的鸿篇巨制考证古史，自创二重证据法，实现了重建上古史的目标。罗王两人的终生交往，优长互补，恰为他们史无前例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罗振玉的学术研究也是个“富矿”，值得我们精心开掘。作为国学大师，两人的学术交往带来了他们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以及古器物学领域内开拓性的贡献，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面貌，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此将永远造福于后世学人。

• 推荐关键字：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