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楷《道君像》

　　翁万戈（原名翁兴庆），1918年7月28日生于上海，是晚清两朝帝师翁同龢的五世孙，爱好艺术并醉心于中国文化，著有《陈洪绶》《翁同龢文献丛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等，退休后在亲自设计修建的“莱溪居”专心整理家藏。2000年，将和他一起漂泊在外的翁氏收藏中国古籍善本永久传存于上海图书馆；2008年，以91岁高龄护送家藏回京举办了《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

　　采访者：您两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翁氏收藏的第六代继承人。那么当初，您是在什么年纪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对翁氏家藏承担起责任的？后来，又是如何真正变成收藏家的？

　　翁：我们家的血统是这样的，我的亲高祖翁同书是翁同龢的亲大哥，长20岁，相当于半父半兄。翁同龢因为无后，便从五哥翁同爵那里过继了一个，不想第三代也无后，便从大哥翁同书那一支借了一个第四代。这个人就是翁之廉，我的亲伯父。可翁之廉又无后。我刚一出生，翁之廉就去求祖父祖母要了我，指定由我来当继承人。次年，他就过世了，根据中国当时的继承法，所有的东西成了我的。那年是1919年，我两岁，就已经是收藏家了。呵呵。但是，真正变成收藏家还是因为我生父的教育。

　　我两岁时（翁氏收藏）由我的父亲来管。父亲是个画家，我的整个收藏、鉴赏都是跟他学的。父亲有两个一块儿研究收藏的朋友，一位是张叔诚，天津艺术馆里的好画都是他家的，是位大大有名的收藏家；另一位是韩慎先，也是位大大有名的收藏家，曾一度做过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韩慎先是我祖母方面的亲戚，算是我的表叔。他不但对书画很了解，而且京戏唱得非常好。他有个别名儿，叫“夏山楼主”，因藏有了一幅王蒙的《夏山隐居图》而得名。这画现存于故宫博物院。韩表叔、张九叔跟我的父亲一天到晚地研究书画，他们研究时，我就在旁边看着、听着。引发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对书画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跟着父亲学画画。他有很多书画方面的书，比如《唐宋元明画大观》，所以我就抄画，什么都画。十几岁时，天津扶轮社有一个书画比赛，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参赛，我也去了。我用郎世宁的画法画了幅猴，得了第一名。那个时候，纯是对书画感兴趣，什么“家族传人”，都不在我的意识范围内。真正有意识，大概是快二十岁的时候了。我掌管了翁氏家藏，不仅书画，连彩衣堂整个房子都属于了我。

王翚《长江万里图》

　　采访者：您两岁去了常熟念私塾，可您其实出生在上海，对吧？

　　翁：对。彩衣堂初名“森桂堂”，为常熟大族桑瑾建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后来几易其主，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归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1790－1862）所有。常熟相对潮湿，不适合存放书画这类的藏品，因此，我过继的父亲去世之前就在天津置了一处房产。把家藏送到北方储存，由我的继母和我亲生父母帮助照管。

　　母亲怀我那年，天津发大水——天津有几条河，常泛水——我们家住在英租界，底楼楼底下都是水。无奈，父母和兄弟跑去上海避灾，我也就生在了上海。直到两岁才住回彩衣堂，入私塾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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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前后，常熟战火连天，我和家里人计划着从老家逃往上海。不知怎么挑的，一挑挑了“八一三”那日。当时乱得简直无与伦比，交通只能靠汽车。我的继母问我怎么办——因为我继父不在了，我虽年轻却能作主——我说，我们走。我打了个电话给上海长城汽车公司，对方说只能派出一辆车。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车，因为我家是老主顾，才派出了一辆。这一辆车只够四个人坐，她（继母）、日夜陪护她的一个侄女、我的亲二哥和一个女佣人，四个人带着细软先走了，说车一到上海就回常熟来接我。我盼了一晚上，整整一个晚上，车子也没回来！“八一三”啦，怎么还回得来？日本人已经炸了那条路了。

　　第二天，我们的一个老佣人认识当地汽车公司的人，他有辆汽车，公共汽车，空的。他侄女要到苏州，带上我和我的佣人，还有司机，四个人坐着一辆空荡荡的大公共汽车启程了。到了苏州以后，坐火车从苏州到嘉兴再到上海，绕了个大圈子。抵沪的时候，铁门都关了，很多人在那里爬铁门，想进租界。我继母在法租界有间弄堂房子，他们前一天到就住那儿，我有地址，才被放行进去。

　　采访者：1948年战乱时，您带着翁氏收藏赴美，从而使家传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个过程也相当曲折吧？

　　翁：1948年，北方仗打得厉害，我决定把家人和天津的藏品统统带去上海法租界的房子里躲避战火。那个时候又是很乱，没有交通工具，我还记得坐的是开滦煤矿的煤船。岂料，上海的状况也已经很不好了，进租界的地方又是很多人堵在门口呀。因为我有房屋的地契证明，才能进去。但是，大局变化得很快，最后，还是决定去美国。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西北航空公司的最后一班，但是，空运藏品根本不可能，除了海运别无他方——尽管海运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我找了个俄国人，他说他可以帮我运。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相信他。他给我一张纸，说到了美国让我们凭纸去取。可是我们到美国之后，很久都没有船的消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上海的收藏家也是用海运，结果整条船都沉了，什么都没了。为此，我夫人十分担心。后来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货到了。我开心极了，立刻去取，所有的东西都在呢！

　　从那次离开之后，直到31年之后才回国。31年呀！期间有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不是那么好，都变成敌国了，在美国的华人没法回国。1979年，周总理和美国总统签了《上海公报》，我终于又可以回到祖国。1979年至今，我已经回去三十几次了，在国内的朋友、亲戚很多很多。31年没能回国，31年呀！

陈洪绶《三处士图》

　　采访者：我们知道以“翁氏收藏”为主题的展览有三次，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下？

　　翁：头一次是在波士顿美术馆，题目叫“翁氏中国书法绘画典藏”，他们没有出展览图录，只借用《Ori－entations》杂志出了份专刊，拿我四岁的照片做封面，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第二次是在中华世纪坛的“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第三次则是在亨廷顿，“六代翰墨流传——翁氏珍藏书画精品展”。

　　采访者：那么，波士顿那次怎么会想到首次用“翁氏收藏”作为展览的主题的？

　　翁：盛昊，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部主任，上海人——我一直认为上海人很聪明，因为它得风气之先，对外交流很多，所以上海人脑子很灵光，我也自恬为上海人。盛昊很聪明，谈话间很快就意识到我家六代的这一特殊性。实际上，我曾经问过嘉德的拓（晓堂）先生，中国有没有第二个传承六代的世家？他说没有。

　　像我这样从私塾作学问出来的，恐怕很少了吧。况且收藏、研究书画并不容易。首先，你得从中国文字着手，不但得懂得楷书，还得懂行书、篆书、草书，甚至甲骨文。看一方印，你要知道怎么读；看一幅草书，你得认识是什么字；一些典故，你知不知道怎么理解……这都是学问。光理论还不够，研究中国书画，还得会写会画会用笔，这方面的训练都不太容易。收藏、鉴赏就更不容易了。我本来想写本书专门讲鉴赏，但是现在没时间。

　　目前，我在写（翁氏）收藏的研究，不是目录，而是把家藏一件一件地研究。比如，梁楷的《道君像》就可以写一本书，现在这本“小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另外，我在写关于赵孟頫\的《黄庭经》的研究。这需要对比《黄庭经》有多少个版本——《黄庭经》最初是王羲之写的，之后变成了多少本子？本子里有临本，有唐人临本，又有石刻本，石刻本里面哪几个本最好？这些都是学问，若真要深入，花一个月都研究不完。
采访者：您对陈洪绶也非常有研究，还出过相关的著作。您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翁：完全是家传。实际上，我们家族的收藏是从翁心存开始的，翁心存钟爱陈洪绶，现在家藏有他的《三处士图卷》，那就是从翁心存开始收藏的。

　　采访者：陈洪绶的东西，翁家收得很多吗？

　　翁：倒不是数量问题，收得相当精。家藏的几件陈洪绶的作品都很不错，特别是陈洪绶画的一幅画做成木刻的博古牌。这件东西，翁同龢还在后头题了诗，是一件家传之宝。

　　采访者：那么您可以讲讲陈洪绶的人物画吗？您认为他的画对中国画史有什么影响？

　　翁：我对陈洪绶感兴趣，一是因为家传，很早就藏有他的作品，另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对他的喜好。陈洪绶不仅画好，一开始就按照顾恺之白描式的方式来画，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有着很强烈的个性表达。他为人比较孤僻，因为明朝亡了嘛，所以他画的人物造型都很奇。那个“奇”不是为了奇而奇，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心情。在中国，常说一个人的人格会影响他的书画，所以，陈洪绶的作品兼具历史性和美术性，可谓中国文化的结晶。

　　采访者：明末清初有很多著名的画家，比如石涛、八大山人。你觉得陈洪绶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翁：当然不同。因为陈洪绶画的主要是人物，而且用的是工笔。自成一家的八大山人则不同，他的作品基本都是花鸟，没有人物。这就是两人明显的区别。

　　采访者：您觉得陈洪绶和任伯年的人物画对比的话，又如何？

　　翁：这话要怎么说……“品斯下矣”。那是下品。任伯年的画，在我这种老年纪的人眼里，品格是不高的。虽然我总是夸上海，但是，任伯年画画这一派，对不起，不敢恭维。

　　采访者：您觉得什么叫收藏家？会有职业收藏家吗？

　　翁：我是守藏家——我得到了，就在那儿守着，藏着。

　　采访者：那么，您认为翁氏家藏里最重要的一件是什么？

　　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梁楷（的作品）。

　　采访者：您认为跟家族历史最有关系的家藏有哪些？

　　翁：比方刚才讲的陈洪绶的博古牌。因为它背面有翁同龢题的诗，非常深刻。事实上，那个东西只有两件，一件大概在故宫博物院，从前是李一氓存的；另一件就在我这里。两件相比，我认为我的这件刻得比较好。换句话说，翁家这张是全世界陈洪绶的博古牌里最好的，全世界就这一件了。还有，陈洪绶画的《三处士图》，那是从翁心存就开始藏的，已经传承了六代了。

　　采访者：我们知道您现在在潜心研究翁氏的家藏，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研究成果吗？比如，您觉得翁氏家族收藏的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历史中的地位如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翁：相传，中国历代许多著名的山水画家都画过《长江万里图》，最出名的是燕文贵的《长江万里图》，但极少有留存下来的。因此，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就显得很重要。

　　然而，王翚一辈子没出过南京，他真的见到长江吗？他是怎么画这《长江万里图》的呢？对此，我做了研究，也打算出一本“小书”，已经写了不少了。我从研究长江开始，着重于中国什么时候知道长江有个“源”。宋朝人以为四川的岷江是长江的源头，其实不然。长江源头真正被发现，是近代的事了。那么，王翚又是怎么画的长江呢？后来我发现，沈周画过一张《长江万里图》，虽然原本已经找不到了，但曾有人很忠心地照抄沈周的画，因此留存了一个摹本，在故宫博物院。我拿着那个摹本的照片跟王翚的图比对，得出一个结论，王翚是基于沈周的《长江万里图》画的。证据在于，在长江的上游，王翚画了一座桥，而沈周画的是一只一只的船连着停在一起，不是桥，是王翚把它画成了桥。这就很容易地看出两幅画的关联。其实，古人谁也没到过长江的源头，但“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诗就是他们画长江源头的依据。历代的大师画的是诗，是诗意。
采访者：那翁同龢的手稿呢？它在中国历史中有何特殊的意义？

　　翁：不是手稿，是46年的日记，它见证了翁同龢所处的那个中国非常重要的年代，全中国没有第二件。上一次出版的时候，其中至少有5000个错误。这一次，我跟我大哥的儿子花了两年时间整理排印版，要尽可能确保它是最全、最正确、最容易读的翁同龢日记。明年应该就要出版了。
采访者：那您也跟您的高祖一样写日记吗？

　　翁：我现在在写自传，我跟儿女们说了，等我死后再发表。自传里说了点真心话，说了点实话，等我过世后任人评说吧。

　　身为收藏家，最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先能分辨真假，才能论好坏。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真的都是好的？是不是假的都是坏的？其实不然。你要问是不是坏的有可能是真的呢？我说，当然可能了，一个人画画会有败笔的嘛。

　　采访者：您的高祖翁同龢当官时也是比较廉洁的，所以才有挪用买房子的钱去买了《长江万里图》的故事。你在守这份家藏的时候，会否遇到经济上的困境？有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资助呢？

　　翁：高祖在日记里有记载。商人原先跟他开价1000两，他没有这么多钱，还价300两，商人不卖，把画取回去了。他越想越觉得不甘，复涨到400两，才把《长江万里图》买了回来。在当时，那400两是高祖买房子的钱。

　　我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资助。我还有个长处，会做学问也会理财。我做过很多很赚钱的事情，比如股票、商品交易领域，都有过不错的收益。
采访者：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将于11月在上海召开，请问，您认为当今收藏应该探讨哪些话题？

　　翁：我觉得收藏最重要的一点，是鉴赏能力。这个不是别人告诉你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亲自研究。

　　采访者：那您觉得通过教育可以解决问题吗？

　　翁：教育可以，但也不那么容易。对中国文化要有了解、有认识，包括文字、书画等各个方面。一定要多看，而且不能肤浅地看，要能看出道理。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师父“领进门”的话，当然更好。但“修行在个人”，没有小道或捷径可以走的。

　　从前，孔夫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交朋友，要和正直的、诚信的、有学问的、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收藏家大会的好处在于，你可能会碰见志同道合的人。还有一点，真假之间，不能人云亦云。如果你事事“耳识”，就糟了。说假的不一定哭，说真的不一定笑，有这样胸怀的人才能做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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