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列的“十年动乱”即将结束的前一年——1975年10月的某一天，在中国美术馆正厅的左侧第一幅画作前，文化部的“领导”们和国家美展办公室的负责人，正在听着“中央首长”的点评：“大寨田里怎么能长杂草呢……”这位“中央首长”，便是江青。这幅画，便是本文所要介绍的，虽不算名画，但在当时却有相当的影响、印数一度超过千万张、直接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内容的《革命代代如潮涌》。

    因为“首长”的“评点”，作者被指令连夜赴京改画；因为报刊及出版社没有完全将“首长”的意见放在眼里，故发表的结果，有改动前的，有改动后的；四米多长的工笔画，为了当时的需要，作者竟画了两张；美术馆收藏了，又退给了作者；丢失了，又失而复得……

    一次不经意的机会，笔者有幸见到了这幅几经周折又失而复得，已被束之高阁的作品和画家——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关鉴，对这幅具有传奇色彩的画的“历险”过程和画家的生活有了全面的了解……

    六年积淤，饱含激情绘制“知青”

    在“文革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关鉴所在的出版社也成了专门出版“文革”作品的中心机构。每天忙着校印毛主席的著作和画像。1969年8 月的一天，关鉴受命和同事一起去吉林省双阳县检查毛主席的著作的印刷质量，半路上突然遇到了一个人山人海、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的场面。原来是一个公社的社员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仪式。当时正值距毛泽东主席195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半年之际，这一运动的浪潮可谓达到了高峰。在此之前，乐于读书看报听新闻的关鉴知道最早作为“新生事物”而上山下乡的蔡立坚、刑燕子、董加耕等人的事迹，但见到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头一次。

    那一天，关鉴被青春热血激荡着，在欢迎的人群和“知青”队伍里流连忘返——那十七八岁的胸戴大红花的青春少年脸上的流光溢彩震动着他，农民老大妈手拉着城里来的青年含泪欢笑的情景感染着他。他心中立即萌生出了一个念头——要是把这个感人的场面绘成一幅画该多好啊。回到单位后，关鉴的头脑里还久久地浮现着那个激情澎湃的场面，他试着绘制了几幅小草图，但都感觉上不如眼见的场面壮观，他想画一幅大的，但碍于当时家庭7 平方米的窄小空间和单位上每日杂乱的工作，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想等到条件好一点再画吧，就放下了。结果这一放就是6 年……

    1975年6 月，为庆祝“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国庆节将举行不同程度的庆祝活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决定举行“庆祝建国26周年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部、中国美协等单位随即通知全国各文化单位为“美展”筹备作品。吉林省文化部门闻讯立即着手搭起“年画创作学习班”的架子，要求全省画家立即绘制草图。身为单位“典型”干部的关鉴也无一例外地被指令：拿出专门时间画草图，准备送审。

    当时，关鉴和妻子何淑媛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住在由单位车库改制的9 平米的小房里。窄小的空间，冬天结霜、夏天漏雨的凄惨生活，早已把他操笔绘画的心淹没了，但面对指令，他别无选择。

    关鉴在单位的一间大房子里先占据了半面墙。一进入创作中，6 年来在头脑中淤积的人物形象一个个立即“跳”了出来。为了总结以往的教训，他把这幅画设计为4.5 米长、1.5 米高的巨制。白天里，关鉴在单位一站就是一个白天忙着勾稿，晚上下班回家后，他又半跪在床上仔细勾勒画中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在构思中，凭着早些年见过的报纸上登载的“知青代表”董加耕、蔡立坚等人照片的记忆，关鉴故意把画中第一位男知青的形象向董加耕靠近，而第四位女知青则被他描绘成了蔡立坚的形象。如此，画面上新老“知青”接续，农民大爷、大嫂、孩子欢聚一处，打旗的、擂鼓的、抗行李包的相映成趣，并且，为了体现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的主题，关鉴又饶有兴味地让一座烈士纪念碑矗立在远处的顶上。整整10天过去了，一幅气氛喧闹的草图完成。这时，时任出版社美编室主任的吴龙才走过来一看。说：哟，好大气势。这幅画叫什么名？关鉴说还没起名。吴龙才想起了当时正上演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一句歌词，说：你这画就叫《革命代代如潮涌》吧。关鉴听了一拍大腿说：太贴切了，就叫它了……

    关鉴的草图送审后，立即获得省美展办公室的赞赏，他随即被安排去榆县参加了“吉林省年画创作学习班”。

    在“学习班”里，关鉴于激动中夜以继日地赶制作品，一遍遍地途，一层层地抹。35天后，其余40多位画家都完成作品回家了，关鉴和另几位尚未完成作品的作者一起还坚持在那里画着。又过了6 天之后，一幅在他心中沉积了多年的构思跃然纸上——一条长龙摆尾式的新老“知青”队伍如海潮一般地涌上山脊。画上的40多个人物千姿百态，尤其是前面的20多个人物更是栩栩如生，整个画面色彩纷呈，最前方一片秋天的谷穗金灿灿地低垂着头，地头饶有兴味地点缀着几丛杂草和柴色的野花……画稿完成后，当时吉林省美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薛永年（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又特意帮着题：“为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七周年而作”的标准小楷，并刻下印章。

    然而，就是起着点缀画面作用的几处杂草和野花，却深深地震动了江青……

    江青“评画”，关鉴负命连夜进京1975年9 月的一天，“江青”秘书突然接到一个文化部的电话，问首长有没有兴趣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一项活动。一想到时任文化部“头头”的于会泳、钱浩亮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江青慨然前往。

    其实就是邀请江青看画。江青的书法好，画也有点灵气，文化部的“头头”怎能放过这个机会。

    关鉴的画选进北京后，当即被美展办公室看重。因为此前虽有美术作品表现“上山下乡”的，但多是“参加劳动的”、“促膝谈心”的、“学毛著”的、“接受再教育”的等等，这么大张旗鼓地直接表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美术作品，在国内尚属首次。经过评比，关鉴的作品被放在整个美展中几百幅作品中的“头题”。

    那一天江青的心情似乎出奇的好，有了下面一群人对她的阿谀奉承，一路上江青更是春风得意，侃侃而谈。进入了中国美术馆展厅，江青就在关鉴的这幅画前“定”住了。不说整个画面纷繁的色彩，单就几个“知青人物”江青就觉得眼熟。其实，在此之前，江青也分别接见过董加耕、蔡立坚等人，而在关鉴的笔下，人物更是红光满面，栩栩如生，简直活了一般。久久的审视过后，江青点点头，微笑着走进展厅。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转一圈，江青又重新立在《革命代代如潮涌》这幅画前，这时，随从小心翼翼地问道：首长，有什么不好吗？……一句话倒让江青立即板起了面孔，她严肃地沉吟着：好是好呵，只是……大寨田里怎么能长杂草和野花呢？……闻听此言，随行的“头头”们大惊失色，连忙吩咐把这幅画撤换下来，这时江青摇摇头说：不必了，立场和思想都是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上的，主流是好的……就让画家改一下吧……随后，江青又对画中的各个人物的神态举止一一做了“评点”……

    1975年9 月24日，正在班上审稿的关鉴突然被省美展办公室通知：立即去北京改画。关鉴一想到家里乱糟糟一团，表示不能说走就走，怎么也要收拾一下。美展办立即说：无论如何也要连夜进京，这是北京的指示，如果单位有困难，他们负责一切协调……

    无奈之下，关鉴立即去商店买了颜料等用品，连夜乘车赶到了北京。

    到了美术馆，文化部美展办的负责人早已等在那里，见了关鉴连忙说：哎呀，你可来了，快把我们急死？……关鉴问怎么回事儿？负责人告诉他：此画不错，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但要修改，要把谷子地前的野花和杂草统统涂掉。

    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年轻气盛的关鉴有些愤慨。他说：这不是逼我造假吗？继而又问：是谁让改的？美展办负责人沉吟的半天才说：这个问题你不必知道。关鉴一听气更不打一处来，说：我不能改。你没看到吗，谷子金黄的时候，已经铲完三遍地了，田头怎能不会有秋菊和杂草？……见说不过他，美展办的人耐心地说：小关，改吧……这是“首长”的指示……

    关鉴听完一愣，追问：首长？哪个首长？那人说：这个你就更没有必要知道了。

    关鉴这才知道来头不小，于是，一颗心忐忑不安地跳了起来；他心里明白，如果抗拒下去，结果只能是自己的画被“封杀”……

    关鉴最终妥协，拿起画笔修改。

    这时，获知这一消息的北京市各大报刊的记者们蜂涌而来。1975年9 月25日，正在改画的关鉴突然被《解放日报》、《四川日报》、《中国文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包围起来，一时间镁灯闪烁，采访者络绎不断。紧接着几日内，首都各大报刊相继刊登了正处于修改中的《革命代代如潮涌》。有的带点野花，有的干干净净，此后，又相继在北京等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知青画热”。

    据说，在当时参展作品中，有一幅表现毛主席领着一群青年畅游长江的画，也叫“革命代代如潮涌”。由于关鉴这一幅受到了格外的重视，美展办决定保留关鉴这幅画的题目，而把那一幅标题变成“大风大浪炼红心”

    修改完画，已一身清净的关鉴回到了长春，他仍如以往一样不言不语地下乡抓“典型”。一天，他所下乡的公社书记一把抱住他，激动地说：老关，这下你可出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你画画的情况……关鉴听了兴奋了一下，然后又归于沉默了。

    关鉴的《革命代代如潮涌》一画，仿佛一夜之间被各美术出版社翻印，一段时间，印数曾超过了千万张，被局部印刷作为“工农兵形象选”的印刷品更是随处可见。

    随着关鉴的《革命代代如潮涌》的意外又空前的成功，各省、市美协邀请关鉴参展的书信又如雪片一般地飞来。1976年，四川省发来邀请函专门邀他的《革命代代如潮涌》去四川省展出。但由于此画已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借又借不出来，关鉴手里已无画稿。这时，省里又指示关鉴：依照原作重画一幅，也让吉林人民看看。于是，关鉴又踏上了寂寞又劳累的复制之路。

    经过10余天的埋头苦干，关鉴又依原草图重新复制出了《革命代代如潮涌》一画。作品拿到四川省展出后，各大报刊相继刊发立即在成都美术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复得文物，画家生活依然清贫《革命代代如潮涌》的极大成功，也引起了一批画商的注意。1980年5 月，辽宁一画商专门赶到长春，要求收购它的复制品。当时，正值画家为简陋的居室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为了补贴房款，关鉴咬着牙把复制品卖了1.5 万元。

    1985年8 月，为了清理“文革中文艺界极左思潮作品”，中国美术馆决定取消一部分作品的收藏，并分别进行清退。其中包括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关鉴的《革命代代如潮涌》等作品。作品退回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后，大家觉得画的“文革”色彩太强，是典型的“美术作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样本，且艺术上也不成熟，色彩全是“红、光、亮”，就随手堆在了办公室。1989年夏天，单位为改善关鉴窄小的住房，特意在原来的二层楼房上接起一层，供关鉴一家四口居住。关鉴于兴奋的搬家过程中，却一下丢失了他多年呕心沥血创作的6 幅作品。这期间，一些各地画商纷纷闻讯前来收购关鉴的“文革”作品，关鉴翻遍了家也没有见到这幅画，他以为《革命代代如潮涌》也随之丢了。随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拍卖“文革美术作品热”，许多“文革作品”如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等竞卖至上百万元。1996年，北京举行“文革期间美术作品书画拍卖会”时，主办单位纷纷发函邀请，由于关鉴以为作品丢失了，从而错过这次最好的机会。

    清贫的生活并没有磨灭画家从童年就养成的性格。近十年间，关鉴作为吉林省文化艺术代表团成员出访朝鲜、美国和韩国，并在访美期间被蒙特利尔市授予“有贡献的艺术家”称号，其近百幅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纪念堂等收藏。

    1995年8 月，关鉴在清理单位仓库时，又重新发现了《革命代代如潮涌》一画——它被压在单位仓库的旧画堆里已有年头。捧着失而复得的已经变成了文物的画，关鉴欣喜若狂，看着画面那个特殊时代的“知青”形象，他的心情也飞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禁不住双眼被浸湿了……《革命代代如潮涌》一画失而复得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画商纷纷前来收购，但关鉴一直没有同意。他说：这幅画标志着一个画家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激情，留在手里也算是一份历史留给下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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